将来过去时

“许多年之后,面对行刑队,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将会回想起,他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
许多年之后，我将会意识到，这句看似普通的句子在我第一次读到它的时候所产生的能量，注定会在我生命中某个重要的时刻再次显现，并且成为我的主宰。我轻轻地合上书，在我的上铺伸了一个懒腰。同学们上课去了，宿舍很静。老五今天没有把他那花瓶一样的女朋友藏在我的下铺；事实上，是老五自己藏在那里。我的动静干扰了他的懒觉，他醒过来，发出满意的呻吟。他那时也正在读马尔克斯，是一本有关霍乱时期的爱情的书，书名叫《霍乱时期的爱情》。
六四已经过去。天气仍旧很好。玉渊潭的樱花开了。事实上，那里的樱花一直开到今天——我是说，一直开到我正在写这篇文章时的今天。我思考着那个有着非凡魔力的句子。午夜时分，有些狗在村庄里叫着。我抽了一只烟，喝了一杯茶。
有人把马尔克斯这句话总结为“时态”问题，称其为“将来过去时”。这是这样一种时态：假设说话人所处的时刻为“现在”，那么这个“现在”却是被“过去”所叙述的“将来”；而“过去”成为一种比“现在”更加牢固的话语根基，乃至以充足的理性和情感逾越说话人的立场，化身为“现在”可能业已消逝的说话人发出声音的地方。其复杂性已经超出单纯的时态问题，而走向绵延不绝的永恒。
在常规的语法中，时态问题所要设定的是对于对象的观察和叙述的时间安排，“亦即把观察行为的‘现在’置于先前、当时或后来”，以及对于事件的时间轮廓或内在时间结构，“也就是从里面看还是从外面看，是已经完成的统一整体，还是正在进行当中”[1]。时态意识和视角意识，是叙事伦理的两个主要方面。如果说视角代表了叙事者认同所观察事物的“局部性”，那么时态则代表了“短暂性”。时态代表了叙述者严格的时间把握。没有任何叙事可以涵盖整个时间。它总是从某一特定的时间位置开始其叙事的。
时态问题因语言文化环境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复杂程度。在汉语语境中，时态问题是模糊不清甚至是不存在的，大概因为中国人对时间的严格程度不高的缘故吧。同时，对于时态的复杂性和其叙事价值也没有太多的研究和认识，基本停留在一些基本时态或其简单组合上。这种时态问题在电视叙事中也有所体现。例如，近几年中央电视台出品的一些历史纪录片解说词中，频繁出现诸如“这一年”、“此时”等非常模糊笼统的时态用语，有的甚至根本没有时态意识，更不别提相对复杂的时态应用了；相反，在法语语境中，时态可以多达14种，并且在实际应用时，可以有各种变格。无怪乎法国人将叙事学发展到如此精细的程度。无论在哪种文化语境中，时态模式均提供了诸多可能，让作者的时间观以一种非常奇特的方式表述出来。
中国人生活在“现在时”的“历史”由来已久。他/她可以认为自己是宇宙中一种具有时间特权的生灵：所谓“进入历史”这样的可能性，却有可能是在某个喝茶的下午被“正在”胡侃的几位爷轻轻地设定；而“历史”对于中国人来说，绝非遥远的过去，而是当下——这正是中央电视台敢于以“正在发生的历史”为“现在”命名的深层动机。
但“现在”作为一种“历史”阶段，却是从民国初年开始的。它伴随着西方资本主义而来，最早体现为工人上班、下班的时间。这一长达16个小时的工作时间，将中国人的生活彻底分割。同时也分割了中国的“过去”和“现在”——我是说，一种以进步、发展为价值观的“现代”（或者以时态的角度说，是“将来”）逐渐取代了“过去/历史”的永恒地位，开始主宰中国人的生活。一切都在飞速“发展”——或者说，飞速地向着“将来”奔去；而“现在”也正在飞速地“成为”历史。
这是一种奇妙的“将来过去时”的时间体验，世界上有13亿人口荣幸地参与其中，乐此不疲。
若干年之后，当中国停止了疯狂的发展、人们能够悠闲地享受“将来”的“现在”之时，如果我还活着，我将回忆起今天下午，我们一起去“第五生产队”时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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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美]戴卫·赫尔曼．新叙事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