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12-09

触摸电影:一个地下影评人的手记

1

那是1995年的秋天。在北京一个阴暗潮湿的地下室里,我忍受着极度的饥饿和寒冷打开了一台只能播放单碟的二手VCD机。那是一位刚刚结婚的朋友送给我的,他已经拥有了一套豪华的家庭影院系统和一个有着优秀岳父的老婆,从而结束了他的不务正业时代。而我依然没有着落。就是通过这台简陋的机器,我用全部的感官触摸了大量的中外影片,写下了无计其数的影评文章,但却没有任何地方可以发表。编辑部希望看到那种冷静如外科医生的分析解剖,却不接受过于偏激或离题太远的胡说八道。无情的现实使我认识到,我必须寻找其他的谋生手段,一个我不必投入太多感情和精力的职业。而电影——让我深深沉溺其中的电影,只能替我排解无限的孤独和寂寞,不能给我带来面包和酒。就这样,我一边毫不费力地炮制着针对大众口味的时髦货色,一边在486电脑里储存了大量在我看来纯属浪费硬盘空间的所谓“先锋影评”。我并不指望有朝一日它们能被人们看到,我也并不指望我能从中得到回报,因为事实上,我已经在我的那些无用的影评中得到了远非金钱所能带来的快感——那是一种仅次于电影本身的快感。
我刚才说,我用那台VCD机“触摸”了电影。这不是一种比喻,这对我来说是真实的感受方式。我可以肯定地说,我没有“观看”过那些电影,更没有“解读”过它们(愿上帝宽恕这些词汇!),我是用我的皮肤、我的手指、我的嘴唇和我的嗅觉感受到了它们粗糙的质感、颤栗的脉搏、滚烫的欲望和扑面而来的气味。我说我没有“解读”过它们,是因为对我来说,它们不是排列整齐的文字、不是胶片上的信息流动,不是可以翻译成另外一种形式的符号王国,以便让人了悟深藏在表层下面的“微言大义”。不,它们从来就是它们自己——一个在其上布满极度敏感而丰富的神经末梢的“感官王国”。在漫长的焦灼岁月里,我渐渐地明白了,一部电影,如果不想仅仅停留在博物馆里供学者们研究的话,那它必须是能够被人们从各个侧面感知和接触的活生生的生命——一条从胶片的河流中一跃而出的鱼,带着湿漉漉的影象,直冲进人们被传统习惯和文化势力所禁锢和封闭得有些麻痹的感官领域。
时间一天一天地过去,在潮湿的地下室里,我象一株喜阴植物一样发展着自己的感官,我并不梦想我的触角有朝一日能够和阳光接壤,我觉得自己是一段湿漉漉的胶片,目前还没有任何影象企图在我处女般的躯体上感光。现在,我可以宣称自己是无辜的了,因为我并没有用那只如椽巨笔强奸电影,它也没有强奸我。我们在黑夜里相处得很好,我们正在互相抚摸……

2

我一直认为,在众多可以触摸的事物当中,电影的手感是最为奇妙的。不同于木制家具的表面,电影在刚刚打造完成的瞬间触摸起来并不光滑而顺畅,毋宁说它甚至有点粗糙——因为它总是千方百计地罗致当下最时新的材质,纠合手艺最好的匠人,采纳最具魅力的式样,盛装最奇异的内容。所有这些使得一部新电影在初次登场时象一个出身高贵的少女,很不平易近人,只“可远观而不可近玩焉”,即便要触摸,手感也不会那么家常和圆熟。
而不经过“触摸”,一部电影就无法结束其暧昧身份,上升为本质意义上的“电影”——人们天真地相信,他或她在首映式上看到的那种散发出新鲜的胶片气味、打扮得富丽堂皇的影象就是我们所说的“电影”。其实, 严格地说,电影并不仅仅是一大堆胶片和一系列影象,特别当它们新鲜得仿佛还带着“毛刺儿”的时候。电影,只有当它后退为一种属于过去的事物,变得如同古玉一样圆润时,它才能真正逼近为一部电影。
“电影”这一名词,有着通常情况下属于动词的时态变化:在编导者那里,它是将来完成时;在普通观众那里,它是现在进行时;而在一个善于触摸的高级观众那里,电影永远属于过去时,那一大堆胶片和一系列影象正是被这些高级观众长久的触摸才最终变成了电影。
那是怎样的触摸啊!
——新鲜、激动、老泪纵横、过去的一切再次降临、无法抑制、无法逃脱……
在意大利电影《新天堂影院》里——这正是一部有关“触摸电影”的电影,本身也是一部值得触摸的电影——西西里岛的穷苦渔民们在触摸那些早已熟谙的早期电影时,表现出的正是这种情绪。那是一群高超的“电影触摸者”,他们是每一部真正的电影心仪的主人。其中有一个孩子(托托),在黑暗中慢慢转过头去,——向那发出一束强光的所在转过头去,——这个偶然的动作决定了他一生的痛苦和幸运。他的痛苦是:终于发现,所有美好的事物都不可避免地向着那个看不见的深渊——“过去”陷落而去,即便用最先进的摄影机记录下来的美丽而清晰的影象(那个偶然走进镜头的、他深深爱着而后永远从其生活中消失的长发少女)也会逐渐变得模糊和暗淡;而他的幸运是:终于用“电影”为令人惆怅的“时间”雕刻出了可以用来触摸的浮雕。那卷永恒的“接吻镜头胶片”——在影片中经历了“风化神甫”的砍削、经历了放映室火灾的洗礼,最终仍然幸存下来——正是不死的电影精神的象征。
“触摸”——需要一双长满老茧的手,需要发出一种砂纸打磨木制家具表面的“沙沙”声,需要一副接受短暂事物和向未来敞开的心态。
“触摸”——需要青春、记忆、遗忘和勇气。“触摸”这种动作是“儿童不宜”的,又是“成人不宜”的——它最适合于那些年纪很老的“退役”儿童。
“触摸”——同时也需要高超的技巧。掌握了这些技巧,你甚至可以将好莱坞生产线上的一件日常用品触摸成与你生命中那些刻骨铭心的经验紧密相连的“电影”,这种电影是完全私人化的、蔑视一切陈规的。
谁没有几部闲暇时用来触摸的电影呢?在这个不安的时代,我们需要一种能够代替儿童时柔嫩的触觉所肯定的事物,它是那么直接、穿透,没有语言以及其它的薄膜存在其间。——“电影”,难道不是一种用来触摸的最佳事物吗?那种粗糙而又光滑的手感、那种年代久远的气味、那种需要紧闭双眼才能体会到的颤抖,那种需要打开的孤寂……仿佛又唤回了逝去已久的孩提之手,引导我们向着时间的最深处“触摸”。
在黑暗中,我们除了触摸还能干什么呢?

3

从前人们正襟危坐在电影院里“看”电影。高科技使人们摆脱了电影院的限制,把电影从高高的银幕降到了眼前,普通人第一次有了反复触摸一部心爱电影的可能,如同触摸自己的女人一样家常和圆熟。电影的接受第一次有可能变成一种私人事件,这是一个革命性的转变,由此产生的大量私人性体会和感受逐渐积累成巨大的热能,而社会目前还缺少合法的场所供其释放。但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些零星的喷涌,有朝一日它们会变得热气腾腾,给那些皮肤病患者来一次巨大的“桑拿浴”,蒸掉他们的陈年积垢,展露出鲜嫩而富有弹性的皮下组织。这是感官的春天,也将是电影的春天!
在众多模棱两可的词语里,也许没有比“看电影”更加多义的了。考虑到学术性和严密性,学者们对“看电影”作了必要的限定(毕竟他们不能把自己等同于一个普通老百姓),于是发明了更多的词语用来代替“看电影”,比如“观摩”、“读解”、“分析”等等,温度一个比一个低,距离一个比一个远,态度一个比一个超然,于是电影评论变成了博物馆艺术,甚至变成了一种手艺,一种街头卖艺人的把戏。各种“行业工会”相继诞生,彼此冷言相对,用互相谁也伤害不了谁的武器作打斗状。其实人们心里明白,他们谁也离不开谁,就象舞台上唱对角戏的两个演员谁也离不开谁一样。
迟早有一天,人们会醒悟,电影原来就是为了这个世界上单个的个人而存在的。“看电影”不需要任何理由,不需要任何学习和事先的膜拜。它完全取决于你一刹那间的欲望。你的寂寞、你的空虚就是你最大的理由,有哪个天真的家伙幻想过一个过路人能够替你排解这种惆怅呢?只有你自己才是你皮肤和五官的主宰,只有你知道它们的真实需要。如果你承认曾经为了一部刚刚“盗”出来的片子而东奔西走,那么你是诚实的;如果你决定收藏它(尽管它不是一个好的版本),那么你就是它唯一的见证人和其生命的赋予者。你有权用你自己的方式处理它——为它花上两个小时的时间、闭着眼睛梦它一个晚上、给朋友们讲述一番、奚落它一通、或者最后把它送给和你无关的人。
我不信任一个张口闭口大谈“胶片”感觉的人,我认为他们和那些在我面前用女人般的手指轻轻弹着一本线装书上的灰尘却从未想过和我谈一谈书中内容的“藏书家”一样不真诚。我不需要他们提醒我电影是胶片的艺术。不过我仍然承认,如果可能还是应当看一看胶片,另一方面我不会为此而去羡慕一个胶片洗印工的运气,他居然可以看到甚至触摸到那么多的胶片。因为我认为电影不是一种实体,不是一种对象,电影永远是一种个人性的东西,所以我也就对自己的处境心安理得了,并且堂而皇之地宣称“一个私人电影的时代即将来临”。
也许我在地下室里呆得过久了,也许我的预言不够准确,因为人们习惯上仍然把电影看成一种社会性的活动,而教授学者们则继续依靠他们多年前的积累在各种刊物上尽情发挥。一部新片出场,人们仍然用仪式化的语言说着自己慢慢冷却的感受,渐渐地,电影获得了清教徒的身份,电影院则成了讲坛和布道的场所。也许就是从那时起,我决心再也不去电影院了。我宁可在我的VCD机里偷偷地触摸,也许只有这种方式尚能给我一些残存的快感。我老了,我的VCD机也老了,我急需一些新鲜的刺激,可是我又能从哪里得到它们呢?

4

一部电影,始终是被你初次看到。以后你所重复接触的,仅仅是对它的回忆。世界上没有你可以多次踏入的河流,实际上你本身就是一条不断流逝的河流。你在痛苦地寻找着一种语言,企图借助它的魔力摆脱那始终缠绕着你的外力。这是一种陌生的力量。在此之前,你曾经有过你能驾驭一切的幻想。可是你仿佛还记得,你对影象的初次体验曾经让你惊讶不已——那还不是一部通常意义上的电影,毋宁说,你看到的是电影的反面:你看到了一个演员无意之中流露出的对表演的好奇,你看到了摄影机由于它后面的人的走神而产生的轻微抖动,你看到了围观的人群,你看到了导演的自我表现,你看到了生活中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你甚至看到了你自己的投影……那时,你所看到的是一部充满着缝隙的影片,你从电影里看到了它的异己成分。这样,你成了1895年巴黎一个地下室里首次为银幕上迎面而来的火车而惊叹的人。那时没有人告诉你,什么是“蒙太奇”、什么是“长镜头”、什么是“缝合”、什么是“电影符号学”、什么是“意识形态批评”、“女权主义批评”、什么是“窥视欲”、什么是“奇观”……你手里什么也没有,然而你却是名副其实的第一个观众。你掌握着电影的全部秘密——如今,它更是一个秘密了,因为那些游手好闲之徒又在其上蒙上了一层厚不透光的布。
这一切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一个普通观众,为了去接受一部电影,竟然要首先向那些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肉食者”顶礼膜拜,并发誓断绝感官享乐,抛弃一己之见,用并非他们自己的真实感受去迎合他们的高谈阔论!这一切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我在黑暗的地下室里不断地问着我自己。然而与此同时,那些人仍然在过着他们的好日子。我仿佛在苍白的墙上看到,有那么多年青得有些痴呆的媒体代言人狂蜂乱蝶般地刺探着他们的行踪,嗅闻着他们的狐臭,仅仅是为了给他们永远发不完的稿费找一个稳妥的着落。可是那些比普通人更早地看过了更多的电影、更快地发表过了更多评论文章的人难道真的更加热爱电影吗?难道人们没有从他们的文章中看出来,他们甚至有点憎恨它,因为它“破坏了社会道德,引发了更多的暴力和色情,同时还败坏了人们的文学口味、打消了人们对严肃事物的耐心”吗?
形势如此严峻。人们也许从未设想过,为了让观众不带任何先入之见地坐下来感受一部电影,竟然需要有人为此打一场硬仗,一场不亚于反对中世纪教会对肉体蔑视和诋毁的战役。这就是现代人对中世纪的“优越”之处!
——把电影还给电影,让黑暗的黑暗下来,让发光的发光,让人们生命中有一段时间仅仅凭自己的感官去触摸周围的一切吧!
——这就是一个地下影评人走出地面时对见到的第一个人所说的话。他甚至不去管那个人是否根据他那双烧炭工般黑黑的眼睛断定他是疯子或者傻子,那双眼睛是由于长年累月孤独寂寞的地下生活才变成这样的。那是一双专为电影诞生的眼睛,如果你是一个细心的人,你甚至会在里面发现一双很不老实 的枯干的小手正在试图抚摸你——它们还以为你是一部新电影儿呢!

1999-09-11

秘密的人



张老师正上着课,突然晕倒了。同学们把她送到医院,医生确诊是脑梗塞。她的丈夫带着三岁的小女儿来到医院护理……一天早晨,阳光照射到她的脸上,她终于醒了过来。她想开口说话,可是人们照旧走来走去的,好像什么也没听见一样。张老师知道自己完了。她趁别人没注意,悄悄地走出了病房,来到医院的后院——那是一个幽静的所在,一个人也没有。她有点累,就坐下了。她看到一个小女孩摇摇晃晃地向她走来,和她说着话,她很喜欢这个小女孩,可是她没有办法表达这种情感,她痛苦地抠着自己的喉咙。小女孩奇怪地仰头看着她,以为她需要一个小树枝好抠掉喉咙里的异物,就给她找了一个。……当张老师的丈夫发现她时,她已经再一次昏迷不醒,嘴里流着鲜血。地上有一只红色的小鞋,一个尚未吃完的橘子。……后来,张老师在病床上醒来,安静地看着窗外的一只小鸟。她突然朝丈夫要来一支笔和一张纸,在上面写下一句话:“我想死,请让我死。”……以后的几天,病房里增加了一个人,那是她的妹妹,从很远的深圳请假回来和姐夫共同照顾她,因为她最近变得很烦躁不安,丈夫有点担心她想不开。一天,丈夫把小女儿蓝蓝带到了医院,蓝蓝已经好久没有看见妈妈了,她哭着扑向妈妈的怀抱,可是妈妈睁大了眼睛看着她,好像不认识她一样。丈夫把头转向一边,默默地流下了眼泪。……又过了几天,张老师突然清醒过来。她急切地想见到她的女儿,丈夫以为这是临终前的回光返照,带着不详的预感把蓝蓝从幼儿园领到了医院。奇怪的是,从此以后,张老师竟然象个好人一样,病情再也没有恶化,而且用各种手段表达着她想表达的意思。有一瞬间,刘伟(张老师的丈夫)好象觉得张老师从他的生活中消失了,因为在他面前自如地述说着的人和他平日所认识的张老师判若两人。……一天,医生告诉刘伟,张老师需要一个更好的医院,以便让病情好转。走的那天,小姨带着蓝蓝来火车站送行,刘伟则请了长假陪着妻子到北京协和医院住院治疗。火车要开的一刹那,张老师突然疯了一样拼命挣扎,四处寻找着什么东西。最后刘伟明白过来,递给她一只笔和一张纸,她在上面急急地写着,字迹异常模糊,这时,火车汽笛响了,她把写好的纸从窗口扔了出去,那张纸飘飘忽忽地落在了火车底下,被飞驰的车轮带走了……新的环境使张老师情绪好了一些。她在丈夫的搀扶下在院子里散步,丈夫则给她讲一些笑话。她听懂了,却笑不出来。这是怎么了?……下雨了,刘伟打着雨伞从外面走进来,张老师却睡着了。她的枕边有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我要一个日记本。”……张老师做着梦——她好像再次回到了年轻、健康、无忧无虑的少女时代,回到了母亲的身边。她的母亲是那么慈祥、那么博爱,她在给她缝补一个草绿色书包上的红色五角星。……她醒了过来,发现身边有一个漂亮的日记本,她兴奋地提笔写了起来:“今天晴天,我躺在床上无事可干,就写起了日记。”然后,她在日记的空白处画了一只无所事事的小鸭子。……刘伟给她送来了许多好吃的东西,还给她送来了一张音乐会的票。张老师并没有奇怪,可是实际上她应该奇怪,因为她以前从未听过音乐会,更何况她现在已经瘫痪在床了。这个情况引起了刘伟的注意,他给家里打了一个电话,告诉小姨子准备姐姐的后事。
音乐会的门票是刘伟的一个同学给他的,那是他从艺以来的首场音乐会,刘伟不能不去捧场。可是又不能扔下妻子不管,最后他只好又多要了一张门票。“音乐也是一剂良药。”他的同学说。张老师兴高采烈地答应前去捧场。这让刘伟更加忧伤。……音乐会进行到一半的时候,张老师突然晕倒了。当刘伟把她抱起来的那一刹那,他觉得张老师的身体变得没有重量感了。他预感到那里面有一种顽固的东西终于找到机会逃走了。……几年以后,刘伟依然在家里陪着张老师,她的身体越来越轻,可是好像并没有要告别人世的迹象。事实上经过这么多年的折腾,刘伟心里已经不能更放心他老婆的身体状态了,那是一种让他吃惊的状态,几乎可以说是神仙的状态。所以他擅自决定干脆不再住院了,而是在家里治疗。……女儿蓝蓝来看妈妈了(为了不影响学业,她被小姨接到了深圳,由她来负责看管)。张老师拿出了那本厚厚的日记本,翻到了其中的一页,上面写着:“你们再也找不到我了。我是一个秘密的人。”蓝蓝识字了,她知道这种游戏,她曾多次和幼儿园的伙伴们玩过——那种情况下,她往往藏到一棵大树后面,那几乎是她想得到的最好的藏身之处。然后她就用这种口吻对伙伴们说:“你们再也找不到我了。我是一个秘密的人。”遗憾的是,每次她都非常简单地被他们找到了,她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儿——她不是已经明明告诉他们她是一个秘密的人了吗?如今妈妈也和她玩这种游戏,她好象突然明白了自己以前是多么孤单,也突然明白了妈妈的孤单。她说:“妈妈你在哪里?”妈妈高兴地闭上了双眼。……刘伟丢掉了工作,因为妻子那永恒的病让他无法分心,这样他的时间就越来越多了,他就越来越乐于思考一些以前从未想过的问题。有一次他对着镜子自问:“我爱过床上的这个女人吗?”下一瞬间他深深地自责起来。他用湿热的毛巾给妻子擦了擦额头。他忽然看到了那本日记。他忽然想看一看它。也许迄今为止他还真的没有发现自己老婆的另外一面呢!日记就在枕头下放着,只要一伸手就能够到,但是他犹豫了一下,这犹豫让他从此以后再也没有机会看到它了。张老师醒了,她要喝水。当刘伟把水拿来的时候,突然发现那本日记本不见了。他当时并没有在意,心想反正现在有的是时间用来打发,任何一个机会他都可以没有任何心里负担地看到他老婆的那本日记。说不定它还不如一本过期的杂志更有意思呢!想到这里,他就真的拿来了一本过期杂志埋头看了起来。可是他心里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仿佛那本日记是一个象征,是人生中许多一次性事物的集合体。他又看了一眼床头,张老师再一次睡了。……女儿的出现让他大吃一惊,因为她长得那么高,那么丰满,简直是一个少女了!他不好意思叫她蓝蓝了,只好叫她的大名:“刘丽。”刘丽看了一眼床上,然后对爸爸笑了笑,拿出一张照片递给他。那是一张男孩子的照片,“我的男朋友。”刘丽随便地说,然后又看了一眼床上——妈妈还在睡。刘丽告诉他,她没有考上重点高中,小姨在深圳给她找了一个临时的工作,她就去了,做文秘。那个男孩子也是一个文秘。刘伟恍如隔世,这时的他不仅丢掉了工作,也几乎丢掉了“爸爸”这个称呼,因为他在病榻前的日子太久了。




刘伟到现在还记得他老婆年轻时的姿态。那真是让人激动啊!她很早就是老师了,起初教语文,后来语文、数学一起教,再后来就是中学老师,再后来就是模范教师。每次回家来,刘伟都感觉在张老师的周围飞舞着无数的小白点儿,它们甚至还发出一种好闻的石灰味道,有时他回想起来,也许就是这种味道让他对张老师深深着迷的。现在张老师身上被他伺候得非常洁净,这有点让他不太习惯。有一天深夜,他突然听到墙角传来一种悉悉簌簌的声音,接着飘过一阵让他如此熟悉如此怀念的味道,他过了好久才明白,那是他等待已久的味道!他被突如其来的忧伤击倒了,伏在老婆的床头嘤嘤地哭泣着。张老师醒了过来,用职业性的手掌抚摸着丈夫的头发。她随手拿过一张纸,在上面写道:“我讨厌老鼠。把它们打死。”……几天以后,屋子里多了一只猫,它是那种贪婪的、又有点不知趣的猫,经常把屋子弄得乱糟糟的。刘伟受不了它半夜的“呱呱”叫,每次听到这种声音他都咽口水。于是它被撵走了。现在好像只有刘伟一个人在屋子里,因为张老师仿佛跟一个远方的看不见的家伙走了,她的目光、她的手势都是为远方准备的,刘伟有时候觉得他是一种透明的屏风,什么都拦不住,甚至微风都可以从他身体里穿过。他想他应当出去走走了。好像自从上次那位同学请他听音乐会以来,他一直都在房间里没有出去。这是多长时间的事情了?……他错了,实际上他并不觉得外面的世界有多么精彩,甚至更加令人烦闷。那么问题到底在哪里呢?不是生石灰的问题,也不是猫的问题,更不是遥远的目光问题。他突然觉得他之所以离不开他病病怏怏的老婆,似乎跟多年以前被他忽视的那张纸有关。哪张纸?就是被火车轮子裹挟而去的那张。他认定上面有不为他所知的某种隐秘,为了破解它,一个人甚至值得在无声无息的病床前守侯一辈子。但事实上这一切都已经是不可能的了,因为不仅那张纸永远地消失了,就连它赖以栖身的世界——那本日记本也不可能再进入了。当然,他也不是没有想到,也许这一切都是出自他有些怪异的妄想,也许当他真的拿到那本日记的时候,他会大失所望地发现,上面什么也没有,充其量是一些小鸭子、小鸟之类的东西。但是话又说回来,人们可以期望的、比一本日记更有实质性内容的东西难道真的存在过吗?如果不是一本日记的话,人们也可能用印满伟人图案的各种钞票或者其他更加虚幻的东西来代替它。其实是一样的。刘伟看着张老师安详的脸,觉得有点嫉妒她——那本来是他应该得的一种病,一种永恒的病。一个优秀的中学教师,得一种令人感动的、令人怀念的病也许更为合适。那应该是一种速战速决的病。张老师在床上哼了一声。刘伟跟着也模仿似的哼了一声。他真的离不开他的老婆了。……教师节的时候,有人给张老师送来了礼品。张老师在床上用笔艰难地感谢着组织的关心。其中有一个她过去的学生,现在已经是教委的一个中层干部。他神秘地告诉张老师:“我恋爱了!她也是你的学生,叫小雨。”张老师记起了这个叫“小雨”的女孩,她曾经没收了她的日记本,因为上面写满了对一个无名男生的思恋,看着这本日记,她仿佛看见了自己的少女时代,连所用的语言都十分相象。“他吻了我!”女孩写道,“不过是在梦里……”张老师对自己学生语言的枯燥和没有个性非常痛心,她知道,这个女孩早晚会丧失一切语言能力,只能用稚嫩的身体去感知世界。她记得她是在一天下午突然决定永远不写日记的——那天在梦里吻过她的那个男孩子转学走了,据说是到一个遥远的城市、他爸爸的城市。他带走了她所有的梦想。就在那一天,老师的粉笔末猛烈地侵袭着她幼嫩的肺。她需要这种味道!以后,她就当了一名老师,当了一辈子。她的肺非常的舒服,上课对她来说是一种和日光浴类似的健身活动。粉笔末是她的空气和水。当教委领导表彰她几十年如一日献身教育事业的精神时,只有她自己明白那是一种误会,不过是一种相当美好的误会,她不愿意揭穿它。他们给她带来了已经逝去的往昔以及它不可替代的味道。他们走了以后,她突然强烈地渴望再次看到自己的日记。但它在哪里呢?她忘了。也许是在一个很久很久的一天下午——下午,所有的事情几乎都发生在该死的下午,人们在其他时间都干什么去了?她已经好长时间没有写日记的习惯了。她想着这一点,这时她看到了她的丈夫,她惊讶了,这是谁?谁未经许可就在我的眼前晃来晃去的?她伸出瘦弱的手指企图触摸一下那个实体。她突然触摸到了永恒的过去,那是碰不得的!那是不被许可的!是要被扣分的!她象一个顽皮的学生一样笑了。然后她闭上了眼睛。她看见了火车的轮子,有一张纸轻轻地飞舞,她一伸手就把它够到了,她看到上面模糊的字迹,她努力地辨认着……刘伟找来了医生,然后他喝了一杯水,有一滴水滴到了张老师的脸上,把她凉醒了。张老师做梦的时候,梦见有人在哭,是一个小女孩,她的妈妈打了她,因为她把一件家具弄坏了。……这些琐事让张老师烦躁不安,她想到了女儿,她叫什么名字来着?小雨?或者蓝蓝?是谁给一个女孩起了一个颜色的名字?……刘伟象一个办事员一样走来走去的,现在屋子里只有他一个人了。床上?床上的人太遥远了。他一辈子都在拼命地追赶着她,可是最后还是被落在了后面。不,他错了,现在屋子里还有一个人——那是一个秘密的人,目前还没有明确的身份,可是过不了多久,那个人就会变成这个世界的主角,变成一切,变成规律和方法、哲学以及玫瑰。他是一个无能为力的人,面对这么多已经和将要发生的事情,他是一个无能为力的人。他甚至不是一个人,而只是一种气氛、一种这个世界上必不可少的连词——“和”以及“或者”,在他身边活动着的是那些从古至今都毫无变化的东西——包括那个躺在床上的人永恒的病。他开始觉得有些可笑,因为世界上居然有一种人的存在是虚假的,是不可信的。他突然回想起从前的一次“偶然”,就是那次“偶然”让他认识了床上的人。他曾经是一个推销员,一个粉笔商人——这种职业太古老了,现在已经销声匿迹了。他是这古老职业中硕果仅存的一个,而且更为可贵的是,他推销的全部是劣质品,是那种一写起来就漫天飞雪的货色。在街上,骑着自行车的张老师(那时她还是一个妙龄少女)突然撞倒了他,然后他们就开始恋爱了,粉笔是他们最喜欢的一种道具,他用它的粉末涂满张老师光滑的身体,然后就在这种白色的灰尘中做爱,做得皮肤和肺部都有点疼痛感了。如今他觉得这种“偶然”有点可耻,那仿佛是一种事先的安排,甚至那看似无辜的粉笔也脱离不了干系,就在那次事故以后,他就再也没有做过粉笔生意。现在粉笔这种东西满大街都是。每次做爱之前,除了避孕工具以外,他都要事先准备好合适的粉笔——那是特意在商店里精心挑选的:它们的品牌、味道、色泽、出末率、粗细和长短……世界上真的没有任何人能够主宰自己,至少在他们的生活中是这样,因为不止一次他感到冥冥之中有一个秘密的人在发布着命令,每一个姿势、每一句话、每一声呻吟,都是那位隐身人精心导演的结果。……这时,刘伟突然朝那张病床上看了一眼,他的心头掠过一丝不安,他不愿意承认那是什么。后来,在他生前最后一次回想起这段生活时,还是不能相信当初的感觉——他觉得躺在床上的那个人,就是他所说的秘密的人。他可能一直都在跟“导演”本人一起生活,他的表演生涯还远未结束。




女儿蓝蓝听说了这件事以后急匆匆地坐着飞机赶来了,可还是没能最后见到爸爸的面。他们的好邻居告诉她,她爸爸是在一天午夜跳的楼,在跳楼之前,他先用粉笔在地上画了一个大大的圆圈,他刚好就落在了圆圈里。当时邻居们都在看电视,是一部情景喜剧,大家乐得不行,谁也没有注意到那“咚”的一声闷响。第二天早上有人早起锻炼,发现了她的爸爸,已经扁了。他很好地控制了自己的落点,那几乎是一个满环——如果他是一粒子弹的话。蓝蓝注意到人们没有提及她的妈妈,这个不小的疏忽让她心里突然产生一种不祥的感觉,后来这种不祥渐渐变成了恐惧——那是在见到妈妈以后,当时张老师正躺在那张永恒的床上,面带微笑地看着女儿。蓝蓝恨恨地走过去,摇晃着她的肩膀问道:“你为什么这样做?”问了几遍以后,张老师才用钢笔在纸上写下了一句话:“他不该偷看我的日记。”蓝蓝凶狠地嚷道:“把你的日记拿出来!你这个变态的老女人!”张老师伤心地写道:“我的日记被他弄丢了。”蓝蓝对这个毫无防备能力的人没有任何办法,只好悻悻地走了。……现在,屋子里只剩下一个人,孤单的张老师。黑暗的夜晚让她害怕,她无法相信丈夫的死居然和她有关,不,她什么也不知道,她什么也没做。这么多年来,她一直躺在病床上,为了让自己心安理得,她甚至放弃了写日记的习惯。一个人心甘情愿地把自己降为一棵驯顺的植物,用谦卑的叶片汲取那点点阳光,这难道还不够吗?——可是日记!日记!“他看了我的日记。”这是事实吗?她真的一直在写日记吗?她突然从枕头底下掏出了日记本,用纤弱的手指抚摸着它。她动作有些缓慢,仿佛在哄一个婴孩。就是它惹的事吗?这个话语的宠儿,她的小猫、小鸟、粉笔头、脐带、私处……她突然哭了起来,她的钢笔没有墨水了,她的日记本快要写光了,可她还有好多好多句子需要造。她明天就要交作业了,可是她逃学了,没有任何借口地。这一切都是因为那个粉笔商人!是他败坏了她的兴致,让她突然产生一种负疚感。她突然开始一张一张地撕着日记本,她毫不费力地找到了她并不想找的那一页——“我是一个秘密的人,你们从此以后再也找不到我了。”她随意地翻着,忽然发现了一个事实,所有的页上其实都是同一句话:“我是一个秘密的人。你们从此以后再也找不到我了。”——这不是她的日记!这是另外一个人的,这个人与她无关!她否认着,拒绝着,掩盖着,侧躺着,俯卧着……屋子里还有一个人在偷偷地用着她的私人性物品,她的日记本,她的……私处!她感到一阵厌恶,现在她再也不想去触动那个已经被人用过的东西了。这种感觉仿佛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曾经发生过,对了,是在她的新婚之夜。一个粉笔商人压在她的身上,企图强硬地进入她的私人领地。她猛烈地拒绝着、同时却又无耻地湿润着。她需要把它弄干,可她没有任何办法。完事以后,那个粉笔商人出去冲洗了,她默默地看着洁白的床单上一滩鲜艳的血迹。她随手拿过一只粉笔(他们家里这种莫名其妙的东西到处都是),轻轻接触了一下血迹,立刻看到洁白的粉笔变得通红通红的了。她又取来一只,它又变红了。她有点莫名的兴奋,很久以来,她都没有一种让她这么迷恋的游戏了!
她每次都觉得她的身体象作业一样,冥冥之中有一个比她更有权威的老师在监督着她,让她感到无比骄傲——她真的能够完成所有的句子、几乎完美无缺吗?“请用‘秘密’造一个句子!”她站起来:“我是一个秘密的人!”全班哄堂大笑。她羞耻地坐下了。早晚有一天,你们会发现我真的是一个秘密的人!我不是在造一个句子,我是在说一个事实。她恨恨地看着这些无知的同学,她真的非常吃惊,他们怎么那么无知啊!为了证实她的秘密本性,她不惜亲自登场了。她身不由己,可是却仿佛是个自由人一样,无知无觉,象山谷中的一棵橡树,散发着悠久的味道。……有一天,她无意中看到了她的丈夫正在旁若无人地摆弄着自己的生殖器,她急切地敲击着床头的栏杆,提醒他这里还有一个人,可是一切都是徒劳,她的丈夫还是独自完成了他那气喘吁吁的事业。她的忧伤是史无前例的,她一下子感觉到了自己的秘密本性,这竟然让她毫无准备。张老师开始回忆她的透明时代,她站在讲台上,穿着长长的裙子,她的背后是黑板、粉笔的飞末、墙壁、语言和公式,它们之中有一股陌生的风轻轻地朝她吹着。那时她有一个奇怪的名字——张老师,她的丈夫也这么叫她,而她竟然习惯了。做爱的时候,她的丈夫喘息着告诉她:“张老师,动一动!”她象个老师一样动了动,慈爱地看着自己学生的所作所为。“他并不是总能得到满分。”她疲倦地想。粉笔短缺的年月里,他们暂停了那种奢侈的享受,但总能找到非凡的替代物,有时是面粉,有时是爽身粉。皮肤的痛感没有了,甚至开始舒服起来。可是张老师的忧伤非但没有减少,反而越来越重。有时站在黑板前,她猛地一转身,产生了一种令她迷恋的错觉——那黑得象一潭湖水一样的黑板仿佛能够永远地将她藏身。粉笔破坏了这种短暂的错觉,她用它无聊地在上面写着千篇一律的句子,黑黑的湖面不再由于粉笔的介入而荡漾,就象她自己的身体不再因它而荡漾一样。她需要另外寻找一种更加可靠的原动力。直到她被宣告得了所谓的脑梗塞,她才发现了一直寄存在她身体里的某种潜能——她可以用一句话让自己轻轻地消失。“写”——这种动作本身的非凡动力迄今为止尚未被人们发现。她需要一个日记本,一个可以随时消失的道具。她的语言不再为他人而存在,她开始自给自足了。她的丈夫的死使她第一次领略了“写”这种动作的巨大杀伤力。……有一天,刘伟突然发现了她的存在,而且发现了她存在的证据——一本他早就想看到的日记,那时他正在手淫,脸憋得通红(他还不知道,那注定是他最后一次自娱自乐了)。可是他突然停下了——他看到张老师一边凝神端详着他的委琐姿态,一边不紧不慢地用一只钢笔在一本日记本上写着什么。他一把夺过了那个神秘的本子,然后他看到了一生中最不该看到的一句话——“他永远只是一个粉笔商人。只有最优秀的老师才能自如地用粉笔写字。”他疯狂地在屋子里走动着,他在寻找一只粉笔,他要给她画一个最好看的圆圈,他要打破这种不负责任的污蔑。于是,他就这样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以身殉职的粉笔商人。




蓝蓝走了,妹妹来了。因为她不知道姐姐一个人怎么活下去。她想把她弄到深圳,又不想为此丢掉工作,可是张老师死活不走。她拼命地抓住床头的栏杆,紧紧地咬着嘴唇,都快要咬出血了。难题来了。世界上有太多的难题,这一个可不好解决!遇到这种时候,你应该想到组织嘛!教委主任责怪地拍了拍小丹的肩——小丹是妹妹的名字。就这么定了吧!你不要再说什么了!要相信组织嘛!为了让自己相信这个组织,小丹给教育部门捐资修建了一所希望小学。然后她就再一次南下了。她有好多具体的事情需要办,人生太短。张老师微笑着看了妹妹一眼,用笔在纸上写道:“我不会死的,我比任何人都要活得长!”妹妹高兴地笑了。……教委主任来的时候,门奇怪地开着,他听到里面有人走动的声音。他以为是邻居来关照那个模范教师了。可是床上空空的,被子叠得整整齐齐,张老师不见了。张老师不见了的消息立刻惊动了左邻右舍,他们表示并不知道张老师的下落。因为她从来不让他们进她的屋子。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对这位优秀人民教师的私下爱护。他们肯定地说,张老师并没有离开她的屋子,即使他们照顾不周,她那糟糕的健康状况也不容许她走出去。他们是对的。此时此刻,张老师正躲在一个极其隐秘的地方看着这些人……张老师又去给学生们上课了,这次她没有备课,她允许自己稍微地懒惰一下。学生们交头接耳地听着,仿佛不认识这位慈母般的优秀教师了。张老师毫不奇怪,毕竟她耽误了这么长时间,连板书都有点生疏了。她索性放弃了板书,干脆用一种秘密的语言来讲课。这次她发现学生们安心多了,有一个学生甚至感动得哭了起来。她讲到了一个人的存在以及这种存在给本人带来的麻烦,她讲了一种稀有的状态,她举了一个例子——比如她的病,那不是一种附属物,那是另外一个人,寄存在她的身体里。有时她讲着讲着,突然觉得她给弄糊涂了——究竟是她自己在讲,还是那个所谓的“病人”亲自出来讲的?……学校开始恢复从前那种美好的、让人怀念的秩序和状态,有人迟到、有人早退、有人规规矩矩,还有人不停地给学生出同一道题。好在学生们象一茬一茬的庄稼一样不断地更新,没有人会在一生里遇到同一道题,即使真的遇到了,他们也会首先怀疑自己弄错了。张老师做了这么多年老师,头一次发现这种职业令人感动地简单和深奥——你可以不停地把一句话说给很多人听,你甚至可以什么实质性的东西都不说,只要站在那里就够了。一种形式在说话。一个秘密的人在代替着张老师。她为什么总是反复地提到一个秘密的人?难道她竟然忘了,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秘密的人了吗?

1999-06-20

“死便是我的责任!”——谈郭沫若历史剧《虎符》中的“死亡情结”

大凡历史题材的戏剧,差不多都存在一个当代性的问题。郭沫若写于一九四二年抗战后期的《虎符》正是典型的代表。这部取材于“信陵君窃符救赵”的话剧借魏王和信陵君等人针对暴秦的不同态度,大胆影射了当时各主战派和蒋介石绥靖路线的激烈斗争。这种内容上的当代性已被广泛认可。但同时,郭氏此剧风格及表现上的现代性却相对地未获足够重视,或者常常被误读成经典现实主义或浪漫主义,使人不得要领。其实,郭氏作为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旗手,在西风东渐的大环境下,某种程度上已经和国际现代主义运动有所接壤(特别是日本的象征主义及新感觉主义诸流派)。纵观其各种剧作,我们不难发现,“死”这一现代主义母题已经深深植于他的灵魂深处,并时有表现,而在《虎符》一剧中,表现尤甚,其中几乎所有主要人物对“死亡”都有一种近乎病态的迷恋——或者确切地说,把“死”当成了一种责任,以便完成那来自冥冥之中不可知力量的命令。此外,在各种版本的演出中,编导又仿佛互相约定般用富有神秘感的舞台形式——其中大都来自宗教祭祀或者民间原始形态的舞蹈、音乐、服化道美等等因素——来强化这种“死亡”的超越意义。事实上,剧中各种人物的“死”已经不仅仅是为了一个具体的“窃符”或者它背后的“救赵”,那是一种忽然飞升的东西,凌驾于某种狭隘的政治、军事、甚至道德意义之上,从而进入形而上层次。
这并非没有根据。从历史的共时态角度讲,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极富现代感的时代,战争、瘟疫、集团斗争、意识形态冲突等等所造成的不安和动荡使普通人的生命往往陷入无常的境遇,这不能不使那个世界经常以荒谬的面目出现在人们面前,而它最大的筹码便是“死亡”。“死亡”造成了人的生命经历的突然中断,它有着超越各种人为限制的无限性,而最有文化意义的便是无处不见的“死亡”所造成的“被抛入感”,这样,人的“存在”便不再是个体体验了,它几乎成了解读那个时代的最大关键所在。“死亡”的这种临场性不能不让当时一些有智识的头脑认真地考虑这件事——面对“生或者死”这一哈姆雷特式的两难处境,任何人都要毫不含糊地当场作出抉择。这种思考是卓有成果的,它们广泛见于“诸子百家”的各种著述之中。尽管各家各派对待这个问题看法不一,有的退隐,有的积极,有的模棱两可,但是最后,他们都对“死”这一终极考验表现出了大无畏的精神。文化命题常常也表现为道德命题和政治命题,有关当时的正史或者野史无一例外地都富含义士仁人的气节颂歌,例如寄托于前代的“不食周粟”以及当代的“荆柯刺秦”等等。
本来,“信陵君窃符救赵”的故事并不是最具“死亡感”的题材,毋宁说它尚有一些轻喜剧的味道,例如那个“大铁椎”朱亥,以及那位故作深沉的侯赢。但是对中国文化精神特别是先秦文化精神有独到理解的郭沫若敏感地发现了这个题材中隐含的现代主义因子,按照他一贯的作风将其改头换面,这便成就了郭氏这位“浪漫主义”大家最具原创品格的不朽之作——《虎符》。正因这一对“死”的集中思考使该剧成为郭氏所有剧作中最具前期现代色彩的经典之作。
与作者精心挑选的贯穿性道具“虎符”单纯的情节动力学意义不同,“死亡”这一本来极其形而上的命题被各种当事人的言语、行为凝结成活生生的实体性气氛,它所具有的压倒性力量促使每一个人物变成了它的“道具”——每一个人物都象一个行星一样围绕着这个永不沉落的太阳旋转,最终被它强大的引力场吞噬了去。但作为一个深谙历史精髓并具有前现代精神的大家,郭氏并没有简单化地处理这一“坍缩”事件,而是曲尽其妙,各有千秋。
(一)如姬的死:首先引人注意的是如姬深深的哀怨,表面上看,那是典型的“宫闱之怨”,即作为一个宫中玩物的痛苦。但经在魏太妃处秘吐心曲,我们得知了:她的哀怨其实是一种“浪漫的谎言”,她“死亡欲望”的真正“介体”⑴是那个曾经为其报父仇的信陵君,那个她永远不能企及的真正“太阳”(剧中就是这么比喻的)。相反,对于表面上威胁最大的人物——魏王,她反倒表现出了极大的蔑视,她是不在乎这个色厉内荏的一国之君的。她真正在乎的,是信陵君,和他的冷漠与疏远。她越是执着于这一点,就越把“为信陵君死”当成宗教事务一般提升到议事日程上来。——请不要误会她,这一欲望是不附加任何外在条件的(比如,要是得到信陵君的青睐,她也许不会死),这一欲望仅仅是:“为他而死”。所以当最后窃符成功,她满可以追随信陵君而去的时候,却放弃了。她的“借口”是:为了防止世人误会她和信陵君的正义举动,以为他们仅仅是为了“儿女情长”才费劲周折乃至断送几条人命要去“救赵”。她自己也没有意识到内心的“死亡欲望”之如此强烈和隐蔽。等到她真的可以“为他死”的时候,她是那么平静、满足、兴奋,甚至忘了找一个更加圆满的理由,而只顾面对魏太妃送她的匕首痴迷得近乎错乱!——“啊,你灵妙的匕首!你是我的解放者!”
(二)魏太妃的死:相比之下,魏太妃的“死”则显得从容得多。对这个国家的“优秀母亲”来说,按照自己的意志来设计自己的死,从而违抗社会或天命的律令,这还是平生第一次。她非常重视这件事,甚至还为自己来之不易的“死亡”精心设计了“操琴伴奏”这一并非必不可少的环节。当然,作为在传统环境中生长过来的女性,她所受的“清白教育”同时为她主动的死提供了一个再好不过的“堂皇借口”——她把这种“清白”比作月亮:“今晚上的月亮多好啊!……一个人能够象这月亮一样该多好啊!”在全剧所有人物中,大概只有魏太妃的“死亡欲望”压抑得最深了。她把这一潜伏在内心深处的“死亡欲望”误解为“道德律令”并按照通俗仪式所要求的“大义凛然”来实践它。其实,以魏太妃人格之尊、地位之重,她完全不必行此“大义”之举,并且如果她愿意,她甚至还可动用她所有的“筹码”来阻止其他人做无谓的牺牲。但她竟然如此“自私”,只顾考虑怎样将自己的死充分“仪式化”。这是郭氏意欲完成如姬之死所要求的,这也是全剧中最无力的死,其功能性意义远远大于其本身。
(三)侯赢的死:不能说侯赢的死不具有形而上意义,其实在全剧中,也许只有他的死是最为纯粹的,他为了一个离他如此之远的事情而死——这事情做得并非没有道理,事实上他自己深知其“正义”所在——他给信陵君出了一个“馊主意”:动用信陵君的感情投资,指使如姬偷出虎符、椎死大将军晋鄙。这一切都是为了国家乃至天下大义,他应该没有任何负疚感,即便如他所说,椎死将军晋鄙是让他最为难的环节,但按照他一贯的逻辑,这也不必他用生命来弥补这一不足(何况他和晋鄙认不认识还未可知)。其实,他内心的“死亡律令”已经下达良久,他也许只欠一个外在的信号了(结尾借唐雎之口说出了秘密:他早已活腻了,“这把老骨头早就想趁早休息了”)——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晋鄙的死讯”充当这一信号。一个人在临死时还能选择如此富于纪念意义的事件真是再幸运不过的了!即便在“死亡”已是如此平常的春秋战国时代,“死亡”也不象某些意识形态味浓厚的人们所想象的那么轻而易举,它还是需要一些或实际或虚幻的“借口”及“信号”。
(四)朱女的死:朱女的死在剧中被作为最无价值的死而放置在滑稽场面中,但她也并非没有那种对死的事先敏感。再天真的脑袋也知道“诛灭九族”这件事是逃不脱的,更何况在她把所知道的一切都交代出来以后,她的生命便已经不存在了,但奇怪的是,死到临头,她还在滔滔不绝地交代着,并富有戏剧性地来得及“感谢大王的宏恩”——那“宏恩”无非就是赐她一死,仿佛皇帝赏赐的“死”对她这个下等人来说真是莫大的恩惠似的!
(五)赵国人的死:作为背景,赵国人的死是“死亡欲望”的一个史无前例的集体表现。一群人,被困在一个封闭的都城里,在等待救援的绝望之中,难免会产生死亡的“乌托邦主义”——有那么多人(包括高贵的平原君夫人)已经陷入迷狂,秦国只是加剧了这种迷狂。作为目前尚无危险的魏国来说,对赵国的集体赴死是幸灾乐祸、羡慕抑或嫉妒,很难分得清,至少在魏王的话里话外是表现了对如此明显的“暴秦之灾”之麻木不仁——或者确切地说,迫不及待。某种意义上,他不是一个昏庸之王,他如此清楚周围人的所作所为所想,以及自己的真正处境。他对“窃符”这件事的处理从严格的意义上讲也是无可厚非的。奇怪的是,每个人都对他恨之入骨——实际上,他是无辜的,因为他只不过拒绝了赵国的求援而已;但同时,他也是未获得救的,因为他居然无法表达、更不用说实践自己的“死亡欲望”了。迫不得已,他只能将国家捆绑到他的“死亡战车”上,做最后的挣扎。——后来的历史证明,他的愿望达到了,魏国和其他五国一样不复存在了。
——这真是一幅“死亡”的长卷!
与有力的、极富实体性的“死亡”相比,信陵君这一作者精心设计的“死亡中介”是如此平淡乏力!他充其量只是一个“死亡”的面具而已,可他仿佛处处显得重要得多。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如果想一想在如此众多带有“死亡情结”的人们中间,信陵君是多么孤单无援(象那个同样等待救援的赵国一样),那么一切就会迎刃而解了。他的责任从而也变得空前地重大——他既要防止死亡,又要促成死亡,而他自己又没有权力和借口去死!——这是多么荒唐的事情!悲哀的是,这荒唐的事情居然发生在了他的身上,在全剧中,他是唯一一个即将赴死、却中途退出死亡的人物,仅仅因为他并不见得情愿地背负着的“贤者”之名。
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1988年由何炳珠、关瀛导演的版本中,为了强化这种无处不见的“死亡氛围”,大量使用了不祥的音乐,诸如信陵君率三千食客往赴邯郸时百姓的击鼓送行、信陵君与侯赢的深夜密谋时的更漏声声、信陵君与如姬告别时暴露内心隐秘的音乐、魏太妃死前深夜弄琴时的鼓声等等。当然,这一切也许仅仅编导者无意所为,但看了充斥舞台的“死亡图景”,谁个又能对剧中如此明显的“死亡欲望”视而不见呢?
也许那时的人真的对“死”这一荒谬母题有着类似于现代人的感悟,否则,何以那么多的人和事都离不开“死”呢?郭沫若,作为一位深谙此“道”的大作家,他创造了如此众多的“死”,也许和他所处的时代有着密切关系,但这已是另外的话题了,最后,让我们还是用他剧中的话来做个结束吧!
——“此刻由你所创造出来的死,便是有意义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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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此文为老夫当年读研时的戏剧作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