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天府宝坻县

据我爸生前多次郑重嘱托，要我们记住：你们的爷爷的爷爷是顺天府“薄地县”的，并说，顺天府就是北京。这时，爸爸往往喝了一些酒，话多了起来；因为说的次数多，就记住了这个地名。那时往往不当回事。后来我到了北京，偶尔会想起这个地名，但从来没有想起去考证一下。普通人的家谱意识没那么强，更何况我们是一个大姓，祖上没有那么光耀。这是大多数中国普通老百姓的“无根”状态。寻找祖先以及祖籍的愿望，是在今年开始的。我想，每一个人，即使他是一个平凡的小老百姓，他的身后都系着无数代的历史。
今天，我找到了顺天府的来历。根据顺天府志的记载，的确有一个县（而且是唯一）的发音和“薄地”接近，就是“宝坻”。农村人的发音往往没那么严格，所以我断定，那就是我的祖籍：
——顺天府宝坻县，今天津市宝坻区，清代属北京管辖。宝坻于金代建县，自古车船辐辏，商贾云集，物阜民丰，明清时被誉为“冀东大邑”，并享有“京东第一集”的美称。2001年3月，宝坻撤县设区，全区总面积1450平方公里，总人口65万。
《宝坻县志》还记载了一个王姓名人，根据描述，我几乎乐于断定那就是我的祖先（尽管没有任何根据，因为，我实在不愿意我的祖先是一个平凡之人）：
王采，［清］字同候，顺天宝坻（今河北宝坻）人。诸生。每扶杖攜壶，眺遗台，寻古碣，徘徊空山老树间，兴之所至，短歌长吟，即蘸笔书之。书法逼古人，以擬唐诗晋笔。　《宝坻县志》

后来，我的爷爷的爷爷迁徙到了辽宁省台安县新台乡德生村，在建国初期，我父亲娶了赵家女子赵淑华，生下了我；在我四岁的时候，又迁徙到了黑龙江省克山县北联乡兴发村；2001年，我定居在北京市朝阳区定福庄，这个地方距离我的祖籍仅有70公里，是北京距离天津最近的地方。规划中的“北京--宝坻--天津城际快轨”将缩短我和它之间的距离。
这或许是天意，让我在我的祖先的荫护下生活和工作。但我一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直到今天晚上。
我的父亲在2004年9月21日中午去世，享年7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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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宝坻简介

宝坻历史悠久。据考证，早在新石器时代，这里就已有人类聚居、繁衍和生活。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此地归属屡易。
相传此地虞舜时（约公元前22世纪）属幽州。
夏、商时（约公元前21世纪至前11世纪）“省幽并冀”，转属冀州。
周时（公元前21世纪至公元前221年），武王分冀州为幽、并二州，封召公于北燕（都蓟，在今北京），此地遂属幽州燕国。
战国时代（公元前475年至公元前221年）则属燕之渔阳郡（治所在密云、怀柔之间）。
秦（公元前221年至前206年）分全境为四十六郡，此地属郡仍称渔阳。
西汉（公元前206年至公元25年）始置泉州（在今天津市武清西），雍奴（在今天津市武清东北）等县。今之宝坻县地域，时在雍奴县境内，而雍奴县则属幽州渔阳郡，这一隶属关系至东汉（公元25年至220年）不改。
三国时期（公元220年-265年），此地乃曹魏之领地。
西晋时期（公元226年-316年）属幽州燕国（此国相当郡，时辖十县）。
东晋时期（公元317年-420年）十六国相互吞并，纷纷建立割据政权，此地先后曾属石勒（羯族）所建立的后赵（公元319年-336年）、前燕（公元337年-370年）、符洪（氐族）所建立之前秦（公元317年-383年）、慕容垂（鲜卑族）所建之后燕（公元317年-383年）、北魏（公元398年始）。
南北朝时期（公元420-公元589年），此地仍属北魏。太平真君七年（公元446年），泉州县并入雍奴县，今之宝坻县地域仍属雍奴。雍奴县则属北魏幽州渔阳郡。永熙三年（公元534年）北魏分裂为东、西魏后，此地属东魏。武定八年（公元550年）北齐代东魏后，转属北齐的东北道（行台）渔阳郡，直至公元581年北周为隋所代。
隋代（公元581-公元618），此地（雍奴县）属冀州诼郡。
唐代（公元618-公元907）初期，“高祖改郡为州”。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分天下为十道”。雍奴为河北道幽州都督府（后升大都督府）治下的幽州之辖县。天宝元年（公元724年）复设郡，雍奴县改名武清县，辖于幽州范阳郡。自此，今之宝坻地域遂在武清县境内。乾元元年（公元758年）范阳郡废，复属幽州。
五代十国前期，此地仍属幽州。
后唐同光年间，宝坻城关为新仓镇，汉沽盐通过蓟运河舟运到这里存储，然后再销放各地。因为海盐集散，使新仓镇成为京东第一重镇。
清泰三年（公元936年）后晋联合契丹灭后唐，割燕云一十六州予契丹，此地遂入契丹，隶南京道析津府。
辽（契丹）会同元年（公元938年），分武清、潞（今北京通县）、三河三县各一部，置香河县，隶南京道析津府。
北宋宣和四年（辽保天二年，公元1122年）“会金伐辽”，宋得此地，隶燕山广阳府。
金天会三年（公元1125年）金取得燕山各州县，此地初隶析津府，后改大兴府。
金大定十一年（公元1171年），金朝世祖皇帝自燕京（今北京）东巡新仓镇，见人烟繁庶，“遂命于此置县。”次年（公元1172）“加司承命，析香河偏东闾万五千家为县。”，隶属中都路大兴府，“谓盐乃国之宝，取如坻如京之义，命之曰宝坻，列为上县，著于版籍。”
承安三年（公元1198年）宝坻县升置为盈州，辖香河、武清二县，
泰和四年（公元1204年）盈州废为县，仍称宝坻县。
明洪武（公元1368年-公元1398年）间，属北平布政使司。永乐（公元1403年-公元1424年）间，改属顺天府。嘉靖（公元1522年-公元1566年）时属顺天府下通州管辖。
清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宝坻县属顺天府。
清康熙二十一年（公元1682年）顺天府下辖四个路厅，宝坻为东路厅辖县之一。
清雍正九年（公元1731年）宝坻宁河分置，将汉沽产盐区划出，从此宝坻不再生产海盐。
1914年（民国三年），北京政府改顺天府为京兆特别区，宝坻县遂属京兆。
1928年（民国十七年），南京国民政府将京兆并入直隶，改直隶为河北省，宝坻为河北省下辖县。
1935年（民国二十四年）11月25日，在日本侵略者的操纵下，殷汝耕等在通县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辖宝坻等22县和唐山、秦皇岛两市。
抗日战争时期（1937-1945），宝坻县日伪政权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民主政权并存。
抗日战争胜利后不久，恢复原县制，属冀东区（行署）第十八专署，1946年5月，改属冀东区（行署）第十五专署。
1949年8月，新中国成立前夕，宝坻县隶属河北省天津专区。
1958年6月，宝坻县改属河北省唐山专区。
从1973年8月起，宝坻县改属天津市。
2001年3月22日经国务院批准撤县建区。

以上文字来自这里。这里还有一个宝坻信息网。

非政治就是最大的政治

我在电影局里听说一句话：市场就是最大的政治。这话非常有意思。但这句话需要一个具体背景：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电影政治化历史与现实。电影编剧、电影导演、电影放映员乃至影评人，都沦为政治的附庸。以前看到过很多有关那个时代的电影放映员的“先进事迹”，往往在遇到生理或心理障碍的时候，学习一下毛主席的著作之后，力量就上来了，于是，“吸油”、“翻山越岭”、“映间解说”这类事就层出不穷。总之，就是不让你好好看电影，而是“政治地”看电影。至于电影本身，如果一部电影里面拒绝政治，那么，就会产生很大的“政治问题”。1949年以后遭到批判的电影中，大部分并非“政治电影”，而是“非政治电影”。影评人也乐于在电影中发现“政治”（无论是阶级政治、族群政治，抑或性别政治等等），这考验了他们的“眼光”，成就了他们的“名声”；这种喜好在今天的“艺术电影”圈中仍旧很畅销，有几位著名的影评人便是以“发现政治”为最大的己任。很难想像，在他们眼里，世界是否还有“非政治”的区域。如果和他们辩论的话，你永远不会得胜；就象，如果你和现在大部分人谈“钱”，你永远不会得胜一样。因为，“政治”和“金钱”都是这套死缠烂打的玩意儿：光有XX是不行的，没有XX是万万不行的。
今天看到东欧国家的一个电影《雏菊》（捷克），据说遭到戈达尔的批评，大意是这部电影“太不政治”了。他似乎以为，最好的电影肯定是政治性的。或者，更准确地用他自己的话说，“我不喜欢拍政治电影，我喜欢‘政治地’拍电影”。或许戈达尔所谈的“政治”和中国的“政治”含义有所不同，但有一点是相通的，那就是对消费性的“非政治电影”、纯粹形式主义的“艺术电影”的反对。在今天，如果你精于计算的话，可以在电影里加进一些这样的“政治”调料，以保“政治正确”：底层的、同性恋的、反西方中心的、反集权的、人道主义的、女性的、环境主义的、保守主义的、文化的……而如果你胆敢在电影中主张精英主义、瞧不起老百姓、瞧不起女性、瞧不起同性恋、向往现代化、主张暴力、崇拜西方、信仰高压、信仰SM、信仰极端体验……那你惨了。这方面的牺牲品挺多的，其中最著名的一个就是里芬斯塔尔。她拍海洋里的鱼都拍得非常“政治”——在那个世界（不同于我们目前所处的这个自由民主的平凡世界——中国例外），一种纯洁的道德主义主宰着所有的海洋生物，那些长的不漂亮的、不绚烂的、不强大的、成群出现的、家常平凡的……是不会出现在里芬斯塔尔的镜头里的。顺便说一句，里芬斯塔尔本人便是“高峰体验”的实践者：动不动就上高山、下海底（在她瞒掉20岁年龄下海的年纪，很多太太们或许正在家里享受弄孙之乐，或者打打牌、遛遛狗）。这个不喜欢“平庸”的老太太在她的后半生遭到广泛的非议和批评，盖因她的电影中有太多在今天看来“政治不正确”的东西——尽管教授们充满“保留”地说，“尽管如此，她在电影语言上的贡献还是满大的。”
尽管如此，这部电影还是很好看的。或者相反：尽管这部电影还是很好看的，但是在政治上……——我们太熟悉这样的表达方式了。这种“保留”，提醒我们注意这样一种话语操作的陷阱：它诱使我们进入非电影的领域，然后在那里展开一场你死我活的战争，在两败俱伤之后，大家已经忘记了电影本身。
我的观点是：电影，就是这个时代最大的“非政治化”领地。但遗憾的是，左派分子、知识分子、郁郁寡欢者、西方中心主义者、女性主义者、话语狂、暴露狂、书面语爱好者、书法爱好者、古典家具爱好者、吃饱了撑的没事干者、没正经事可干者、干不出正经事者、太正经者、之乎者也者、高级电影爱好者……他们共同把电影重新导向了不堪的政治领地。
在这一点上，我比较同意电影局的意见：市场就是最大的政治；而政治，我希望不再有市场。

一个低沉的夜晚

天安门广场的灯光突然显得比往常亮了起来。
我已经好长时间没有回学校了。身上很脏，很累。但广场上突然想起了歌声：《国际歌》。这是我第一次在唱一首歌的时候，哽咽起来。我想我的父母会理解我为什么在这里。他们受了一辈子的苦，唯一希望的就是得到公正的对待，哪怕贫穷，哪怕劳累……我在广场上睡着了。初夏的夜晚还是有点凉的。我一直睡到第二天中午，阳光照射着我的眼睛，我在我的位置上看着周围的一切，感觉是那么新鲜。我突然觉得，这么多天来在这里，给了我一种无形的改变，这改变到现在仍然影响着我，那就是基本的正义和道德感，以及它们和日常生活的密切关系。如今我待人接物，仍然秉持着这种原则。那个中午的阳光给了我希望和安全之感，周围都是兄弟姐妹。我想我可以回去洗个澡再来吧，那样我就会坚持更多天在这里。我上了公交车。秩序井然。很快到了学校。我洗了澡。躺在床上打算小憩一会儿，马上回到广场。没想到这一睡就是一个下午，晚上的时候，我被某种我从未听过的尖锐呼啸声惊醒，校园里人声鼎沸。我立刻起来，我的同学们在绝望地呼喊大家：军队开始进城了！大家去赌军车啊！我迅速来到学校的南门——多少天来，一辆辆军车停在这里，没有前进的迹象。可是今晚，看来它们非要进城不可了。刚才的呼啸声，原来是我在和平年代从未近距离听过的枪声，他们就这样开枪了。我愤怒了，我的同学们愤怒了，大家一齐来到军车前面，试图赌住他们前进的脚步，但是，看来一切都晚了……
那是6月3日的晚上。至今，我仍然为那天短暂的回校而感到耻辱。更不能容忍我自己居然睡了那么久。
那个暑假，我回到了家乡，帮助父母收割麦子。那是个悠长的假期。
一切恍如隔世。时代变化得让我陌生。再没有抗议和愤怒，有的只是恶搞，以及恶搞之后的沾沾自喜。遗忘迅速覆盖了这个民族。“活在当下”，成为风行的哲学。看不见。听不见。每个人彼此隔离。这是一种精致的手术。当权者从我们的脑袋里挖去了记忆，使我们成为植物人。我们唯一的欲望便是物质：吃穿住行。此外，再没有其他可能存在的维度。精神生活不被鼓励，甚至嘲笑。电影开始空洞而漂亮；书籍开始平面化；眼神迷茫，似有所思；身体浮出水面，呼吸着资本的味道；我们轻得象一团云雾。
但在某一时刻，你会从梦中惊醒，毫无来由地想起那个夜晚。
这一代人，已经快四十岁了。但我决心从现在开始回忆。

对我来讲，我每天都在寻求和外界联系，每天都在寻求和外界联系

高律师和胡佳2007.4.6电话录音——一个可能在和谐社会的中国最孤独的人的电话。
他说：“我发现今天电话突然能打通了，我觉得不知道该说什么了……”；他说：“从8月15至12月22日止，我总共被关押时间是129天。其中被拷住双手的时间是600小时；被固定在特制的铁椅上的时间是590多小时；被左右双向强光灯照射的时间为590多小时。129天里，被强制盘腿坐在地板上反思罪过的时间是800小时左右；被强制擦铺板的次数为385次。”
请到这里查看。

将来过去时

“许多年之后,面对行刑队,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将会回想起,他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
许多年之后，我将会意识到，这句看似普通的句子在我第一次读到它的时候所产生的能量，注定会在我生命中某个重要的时刻再次显现，并且成为我的主宰。我轻轻地合上书，在我的上铺伸了一个懒腰。同学们上课去了，宿舍很静。老五今天没有把他那花瓶一样的女朋友藏在我的下铺；事实上，是老五自己藏在那里。我的动静干扰了他的懒觉，他醒过来，发出满意的呻吟。他那时也正在读马尔克斯，是一本有关霍乱时期的爱情的书，书名叫《霍乱时期的爱情》。
六四已经过去。天气仍旧很好。玉渊潭的樱花开了。事实上，那里的樱花一直开到今天——我是说，一直开到我正在写这篇文章时的今天。我思考着那个有着非凡魔力的句子。午夜时分，有些狗在村庄里叫着。我抽了一只烟，喝了一杯茶。
有人把马尔克斯这句话总结为“时态”问题，称其为“将来过去时”。这是这样一种时态：假设说话人所处的时刻为“现在”，那么这个“现在”却是被“过去”所叙述的“将来”；而“过去”成为一种比“现在”更加牢固的话语根基，乃至以充足的理性和情感逾越说话人的立场，化身为“现在”可能业已消逝的说话人发出声音的地方。其复杂性已经超出单纯的时态问题，而走向绵延不绝的永恒。
在常规的语法中，时态问题所要设定的是对于对象的观察和叙述的时间安排，“亦即把观察行为的‘现在’置于先前、当时或后来”，以及对于事件的时间轮廓或内在时间结构，“也就是从里面看还是从外面看，是已经完成的统一整体，还是正在进行当中”[1]。时态意识和视角意识，是叙事伦理的两个主要方面。如果说视角代表了叙事者认同所观察事物的“局部性”，那么时态则代表了“短暂性”。时态代表了叙述者严格的时间把握。没有任何叙事可以涵盖整个时间。它总是从某一特定的时间位置开始其叙事的。
时态问题因语言文化环境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复杂程度。在汉语语境中，时态问题是模糊不清甚至是不存在的，大概因为中国人对时间的严格程度不高的缘故吧。同时，对于时态的复杂性和其叙事价值也没有太多的研究和认识，基本停留在一些基本时态或其简单组合上。这种时态问题在电视叙事中也有所体现。例如，近几年中央电视台出品的一些历史纪录片解说词中，频繁出现诸如“这一年”、“此时”等非常模糊笼统的时态用语，有的甚至根本没有时态意识，更不别提相对复杂的时态应用了；相反，在法语语境中，时态可以多达14种，并且在实际应用时，可以有各种变格。无怪乎法国人将叙事学发展到如此精细的程度。无论在哪种文化语境中，时态模式均提供了诸多可能，让作者的时间观以一种非常奇特的方式表述出来。
中国人生活在“现在时”的“历史”由来已久。他/她可以认为自己是宇宙中一种具有时间特权的生灵：所谓“进入历史”这样的可能性，却有可能是在某个喝茶的下午被“正在”胡侃的几位爷轻轻地设定；而“历史”对于中国人来说，绝非遥远的过去，而是当下——这正是中央电视台敢于以“正在发生的历史”为“现在”命名的深层动机。
但“现在”作为一种“历史”阶段，却是从民国初年开始的。它伴随着西方资本主义而来，最早体现为工人上班、下班的时间。这一长达16个小时的工作时间，将中国人的生活彻底分割。同时也分割了中国的“过去”和“现在”——我是说，一种以进步、发展为价值观的“现代”（或者以时态的角度说，是“将来”）逐渐取代了“过去/历史”的永恒地位，开始主宰中国人的生活。一切都在飞速“发展”——或者说，飞速地向着“将来”奔去；而“现在”也正在飞速地“成为”历史。
这是一种奇妙的“将来过去时”的时间体验，世界上有13亿人口荣幸地参与其中，乐此不疲。
若干年之后，当中国停止了疯狂的发展、人们能够悠闲地享受“将来”的“现在”之时，如果我还活着，我将回忆起今天下午，我们一起去“第五生产队”时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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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美]戴卫·赫尔曼．新叙事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92．

一些被很快遗忘的中国事物

1、史上最牛的"钉子户"。那天早上，我的朋友电话把我叫醒，兴奋地鼓动我去拍这个人物；我睡得正香，懒得想那些宏大叙事，于是随口说："这个事情的意义有限。"然后又聊了几句，接着睡去了。果然不出我所料，这件事情热得快，冷得也快。因为第二件轰动新闻来了。
2、自杀的刘德华女粉丝。这个事情非常耸人听闻；但能热多久呢？人们该写的文字都写了，该生产的"意义"都生产了，记者们、写手们还有更多的事情需要写。这件事情将很快被人淡忘。
3、限犬令。一阵风一样来了，又一阵风一样走了。杀了一些狗，抗了一些议，大型猛犬继续在我住的周围游荡，人们依旧爱心高涨；春天到了，"狗狗"应该开始发情了；"狗狗"的女主人们也应该发情了。
4、《伶人往事》事件。章怡和在网上发了一封信，抗议某个具体的主管领导对她的封杀言论；然而，她的书实际上并没有被禁；这个事件只是增加了该书的知名度而已；这个事件并没有改变什么，就象这本书的名字一样，它只不过是一桩"伶人往事"而已。
5、贾樟柯PK张艺谋。两个电影都放映了。该看贾樟柯的也看了，该看张艺谋的也看了，该两个都看的也两个都看了，产生了一些票房，产生了一些影评，产生了一些访谈，然后，什么都没改变。该拍下一部的继续拍下一部，拍不上下一部的继续找资金。什么都没改变。
6、萨达姆被处以绞刑。录象也看了，他兄弟的录象也看了。再没有什么录象可看了。
7、张钰的录像带事件。这个也看过了。后来说是假的；又后来说道歉了；也没什么录象可看了。
8、那就看看芙蓉姐姐吧。可是人家不再拍写真了。
9、那就看看木子美吧。……无声无息了。
10、好吧，现在谈胡戈。最近有什么新闻呢？又恶搞谁了呢？
11、终于谈到赵紫阳了，终于谈到六四了。终于谈到法轮功了。这个总是有人在秘密地提起；但什么都没改变。关键词仍然被过滤着。一些网站（比如我用的这个ＢＬＯＧＳＰＯＴ）仍然被封杀着。
12、我们等着更多新鲜事儿发生，然后继续等着更多新鲜事儿发生；中国真是个产生新鲜事儿的宝地啊！

我不能对我的永恒无动于衷了

我必须有所作为。我不能对我的永恒无动于衷了。
我首先找到了一位算命先生，他是如此之瞎，却又如此自信地握着我纤弱的右手，面带难以察觉的微笑说："时候还不到，你再等等吧！"
我一时没有听明白他的话，便怯生生地问："我能等到什么呢？"
他好像觉得这是个可笑的问题，但还是善意地回答了："等到什么？等到一个新的生命啊！"
我终于明白了――他把我当成一个怀孕的女人了。他并不知道，我所盼望的生命，是"死亡"――不折不扣的"死亡"，那种能够下到棺材里的"死亡"，能够产生永恒的断裂感的"死亡"，它和"生命"唯一的共同点是：它们的主人对其无所作为，只能做个旁观者，看着它们像玫瑰一样自发生长、凋零，召之不来，挥之不去。
但我还是问他："在这之前，我能做什么呢？"――那时我正像一个硕大的蜻蜓一样悬在空中，多少次我徒劳地想停止翅膀的扇动，期待像一块重重的砖头一样砸在地上，――这时候我听到一种仿佛发自地狱深处的越来越高的声音说道：
"忍受那一天比一天鼓涨的感觉，忍受那即将到来的下坠的痛苦，忍受无边无际的等待……"他灰蒙蒙的眼球费劲地转了转，再也想不出我可以做的其他事情了。我趁他不注意，悄悄地溜走了。远远地，听到他用秘密的语气对他身旁的柳树说："你只要静静地等待，等待，等待……什么都会来的！这是我六十多年黑暗的生活告诉我的唯一真理！"
这并不新鲜，这正是我整个灰暗人生所做的唯一一件事情，没有谁比我做的更彻底了。我继续忧伤地飞着，找不到落脚的地方。
我突然发现了一个人，那么自信地种着自己的麦田，一点也不理睬天空中翱翔的我。他用看不见的种子播种着，用招手即来的风选种，同时他还像个狐狸一样在自己的地里打洞，埋下日后将被自己忘记的机关――他的机关如同他已播下的种子一样密集，并且看不见――天知道哪年哪月这些种子会长成金黄的麦浪，而这些机关也同它们一起长成遍地的陷阱呢？我仿佛看见了一个人在广漠的大地上奔跑，没有谁会无缘无故地企图拦住他。他是想飞翔吗？脱离这让他发狂的无边无际的麦田，做一只侵犯的鸟？他缓缓地转过身来――那么熟悉的孤单，那么亲切的淡漠，像大雪天里村路上踽踽独行的异乡人。他看见我了吗？
他看见我了吗？当我回到家里，我又一次问自己。那时我的衣服睡得正香，它紧紧地靠在一个女人的衣服旁边。这个世界有点奇怪是不是？主人公们都度假去了，只留下他们的代表行使着至高无上的权力。
可是，他真的看见我了吗？

尚未确证的惊愕消息

沉痛悼念卡夫卡·陆（！！！？？？）
消息写得有板有眼，老猪也跟了贴，而且没有人表示质疑。
看来这是真的？或者如帖子开头所说，只是一个延迟收到的“愚人节玩笑”？又或者我这个从来不参与此类恶作剧的人不甚了解游戏规则？
还不能确证。而我不太想就这个消息的真伪求证任何人。如果最后证明真的是玩笑，那么始作俑者也太恶毒了点。我知道卡夫卡·陆直率而激情的文字和言语容易引起某些人的反感和抗拒，但他是率真的、热诚的、甚至是单纯的，对中国电影、对从事着这个不太容易的“中国电影”行业的影评人、电影人，有一腔热血，并知其不可而为之，推动影评人和制片界的良性对话。
想起去年我的电影去上海朱屺瞻艺术馆展映，卡夫卡·陆接我的时候，拎着沉重的拷贝过马路，穿过车流、人流，危险而具有象征意味。 那次，在我眼里，他是如此地珍爱电影拷贝（不是我的电影，而是所有电影的一份），甚至可以为它舍命。
从那次接触他之后，一直关注他的活动，看他的博客。从他那里，我打听到了上海著名电影史家赵士荟老先生的联系方式（只是还没去拜访）；从他那里，我逐渐并努力去了解什么才是真正的上海……
他是典型的60年代人。

PS：
刚发现了来自搜狐的消息。看来是真的了。只有默哀。但愿天堂里也有电影节……

PPS：
刚接到两个学生的电话和短信，告知我这个不幸的消息。一个在不停地做事的人（看他的博客，几乎每天写一篇，甚至一天写两篇，清晨、或午夜，象是感到时日不多，因此迅速地耗尽自己），终归是会在这个世界上留下关于他的记忆。
老卡，一路走好。我们会见面的。

谈王兵的记录片《和凤鸣》

（这个讨论原文在这里。转自现象网。）

很多次想谈《和凤鸣》。很多次由于脆弱的人道主义、知识分子情结而没有谈。我尊敬里面的人物，也尊敬王兵在拍摄这个人物时的“小心翼翼”的历史感（他甚至没做任何实质性的剪辑）。但是我无法认同这是一部纪录片。实际上我认为这是我想像中的一部未完成的宏大作品的一部分素材，是王兵在建构一个类似《浩劫》那样的未来作品的十分之一甚至百分之一。之所以产生这样的观感，是因为作为一部记录片，它还不能够提供一种“真实”，它只提供了一种“言说”，而这种“言说”的真实性我们依靠片子本身无法建立，必须来自文本外部的历史。它不是历史真实本身，它是一种个人意见，是王兵所记录的一个叫和凤鸣的老人对她所经历的历史的一种个人叙述和意见，而我们甚至无法知道她所叙述的是否是“真相”。
首先，她在片子的前半部分用一种类似文学语言的有“结构”的话语来诉说她的个人遭际，使我产生一种奇怪的感觉：她不是在说自己，而是在说一个业已经过“结构”的故事，她的言说和她此刻坐在家里的时空无法产生立即的关系（尽管王兵刻意保持了这个空间和时间的连续，让我们有足够的时间观察了这个房间里的所有能够观察的细节；甚至，试图通过提醒她开灯来使观众认识到这是一场“口述实录”的现场，来使我们知道了DV机背后的记录者的存在，但是对于叙事来说，这个空间是无效的，这个漫长的时间也是无效的，因为它们并没有更多地使我们增加对这个“言说”的信任）。
然后，在片子的后半部分，和凤鸣老人突然摆脱了DV机的控制，谈话开始轻松甚至欢快起来，甚至有时会用眼神照顾一下坐在画外的明显是王兵的同伴的那个“未出现的人”。此时她谈的是未经事先“结构”的叙述，她谈到了在农村可以不干农活的快乐（这时她所诉说的苦难突然和个人的切身经验产生了冲突，这是我认为这漫长的片子中最真实的部分）。
最后，片子结尾时，我们形成了一种时间，就是从白天到黑夜，到黎明，这个老人一直在对着DV机诉说。这时，我很不应该地产生了一种奇特的想法（请恕罪）：或许，这老太太如果用这么长的时间给我们讲一个虚构的故事会更好（甚至，比如说，一个鬼故事？或是一个她自己编的民间故事？），因为我不必为了承担追问这个故事的真实性而产生的负罪感。但她偏偏讲的是历史，但这个历史却偏偏无法在片子内部得到证实。我想，我难道回到家里，还要为了证实这段历史，去翻阅更多的史书或记录吗？
这时，我理解了克劳德·郎兹曼为什么执意要去那么多“现场”，为什么要执意去找到那么多人，让他们发出自己的声音，甚至，要去偷拍一个当年灭绝营的官员，让他说话。如果我们不能够象一个法庭的法官一样找到更多的人证、物证，我们无法确定事实争相。而真相，我认为是纪录片唯一能够提供给我们的。我们不需要对真相的个人意见，我们只需要真相本身。哪怕这个真相是被“建构”的，我们也要知道这个真相被建构的过程。
迄今为止，我还没有看到在中国出现过非常有力量的历史叙事。无论什么形式。
说实话，我特别期待的是出现一部能够出现各种声音、各方声音的有关当年反右运动（也包括文革）的纪录片。我期待的不是当年的老右派的声音，因为他们在今天发出自己的声音已经没有任何意识形态障碍，甚至，会有一种道德和正义优势。我期待的是，我能够听到当年迫害者的声音，听到文革时期造反派的声音，听到对文革的死不悔改的赞美，听到对右派的痛恨……在今天，他们的声音被压抑了。被社会、公共历史观，以及自我。
总之，我期待能够听到的，不是用三个小时的时间使我产生幻觉的一个人的诉说，而是多种声音的共存。一个人的诉说，本身便是一种对历史的“法西斯”式话语。特别是，身兼知识分子和个人双重身份，并且在这两种身份之间游刃有余地互相转换（在我看到，知识分子立场是非个人的立场，超越的立场；而个人立场则是非知识分子的立场、肉身的经验。这两种立场如何进行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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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猪的回贴：

hooxi的看法我不太同意：
1、作为史实来说，作者是不需要再去证明和凤鸣是否是作为当事人存在。她的有条理的叙事当然是有一定的背景的，她写过大量的回忆录，包括《我的1957》等，所以纪录片这里可以当作另外一种形式的存在，而这种存在是另外一种尝试。

我认为，这个影片不是要“证实”，而是要“叙说”。这应该是作者的取向。当然他也不妨去做这样一个影片，我认为也是同样会有价值的。

2、“为他们在今天发出自己的声音已经没有任何意识形态障碍，甚至，会有一种道德和正义优势。”
我觉得事实完全并非如此。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往事并不如烟》出来后没几天赶紧就禁了，那还是头号右派分子写的关于右派的很温和的书啊啊。我党是说这是一场“错误的运动”，但是怎么错误，人都死了多少，都是什么原因，都是语焉不详，而且为了辩解，留了几个小右派不给平反，证明有“部分的正确性”。我小时候读教科书，更是说“右派后三年困难时期都没有死人”，这种是从小就开始胡说的教育，我不知道现在改了没有。

其实，你看看中国有哪部影片真正谈过右派？这是一个空缺的历史。

3、在中国一直排斥个性的存在，所谓的集体主义一直在磨灭个体。一个个人的伤害，在许多人看来是不足道的。所以，一个火灾，一个煤矿爆炸，在我们这个社会，如果不死个几百人什么的，媒体是没有兴趣的，政府是可以忽略不计的，网民们就不会拼命回贴的。但是，一个人跟一百个人的区别在哪里呢？我经常闹明白。当伤害在别人头上的时候，我们觉得无动于衷；当一个人受伤害的时候，大家觉得那是一个小伤害。而我们对这个时代，这个历史，是缺乏切身的痛。


你谈的从另外一个角度谈历史，比如从造反派的角度，那我是赞成的。好几个人都跟我谈过，包括王兵。但是可能是实施的难度很大。但是我相信会有人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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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老猪：

1、关于纪录片是否可以依赖外部文献的问题：假如这个外部文献所涉及的“历史”是大家公认的、已经无可争议的（比如纳粹大屠杀；我不认为有无可争议的历史，但姑且这样假设），那么可以作为一种背景和支持存在于片子外部。但是不能代替内部的“叙说”。特别是对一个本身目的就是处理这一段“历史”的片子而言，预先假定这种“迫害”是大规模存在的，然后只是让一种个人的“叙说”来充实这种迫害的历史的细节和个案，是否妥当？这不同于一个完全私人的事件（例如她叙说自己的家事），这个叙说中的人物的事件既是家事，更是大历史的一部分；但——作为家事，我们仍然无法确知到底是哪个具体的“仇人”害死了她的丈夫？作为历史，我们也无法确知她的个人遭遇到底是一种“偶然”还是那个时代一个人群（右派）的必然？我看过太多关于那个时代的控诉文献了，有的还列出了具体的数字，但是我不满意的是：历史不能这样没有足够具体人证、物证的情况下书写。无论是官方的历史，还是民间的历史。对于三个小时的叙说来说，除了让我看到一个老太太是真实存在的之外，我没有得到任何更加具体的有关这段历史事件的其他证据。难道这一切不需要证明吗？特别是对于一个可能根本就不相信那种大迫害曾经发生过的人来说：因为至今为止，所有关于右派的叙述都是站在一个高高在上的知识分子视角上，也就是说，都是“右派”在叙述“右派”，哪怕你多一个农民叙述我们村里的右派也好啊！但是什么都没有，凭什么让我们这些没有生活在你们的时代的人相信这一切是一种无可辩驳的历史，是一种迫害？难道它不能是一种“罪有应得”吗？是毛主席光明伟大的与工农兵相结合的号召的伟大胜利？（顺便说一句，我个人比较赞同与工农兵相结合，否则我就不会喜欢贾樟柯了）
2、至少我看到更多的是关于右派回忆右派的书，而没有看到过一本有关迫害者的书。在意识形态上，至少现在是承认当年右派是受到迫害的，至少没有人敢说当年一个镇压右派的人是英雄；但是我认为恰恰这种官方哪怕有限度的承认，对于当年的知识分子来说也足够了。他们不需要更多。难道你认为和凤鸣老师还希望国家和党做得更多吗？连巴金那位被称为良心的老人，在随想录里也在回避某些至关重要的历史。如果历史就这样忽而正面、忽而反面地写，而且这种书写很大程度上还是完全依赖于官方的主流意识形态，那么，中国就没有历史。
3、这个恐怕你误解了我的意思。我也认为历史首先是个人切身经历过的历史；但历史不能完全由“个人历史”来代替，特别是不能由“个人叙说”的历史代替，否则的话，克劳德·朗兹曼完全可以只找一个人说了。另外，我也不认为集体主义那么不好。假如王兵找到十个当年的老右派来做这样的叙说，那我也不得不接受他们说的是真的了。因为人多。这就是一个人和一百个人的区别。但是，一百个和凤鸣以及她的迫害者们所叙说的历史，完全不同于一个和凤鸣的历史；前者或许会减弱个人遭遇的分量，但可能更逼近真相（比如说难道和凤鸣就是无辜的吗）；而后者可能因为加强了个人遭遇，反而容易让我们偏激（那天放映时，差点没喊口号，这是我非常不愿意看到的。这不是变成了控诉了吗？我想，这一部分也和个人叙述这种方式容易以情感代替理性的缘故吧）。
4、其实我对“历史”的个人想法更极端一些。我认为历史没有一个绝对真相。历史本身就是一种不断的叙说。但是这种叙说本身应该是一种相对复杂的话语技术，以便保证最起码的“叙事真实”。
5、真的希望王兵能够以他拍《铁西区》的毅力来做这样一个片子：这个片子由很多声音构成：有右派、有某个具体右派当年的仇人、有农民、有刽子手……可以围绕某个具体的事件、或某个具体的人物、或某个空间、某段时间，然后围绕着它，让各种声音互相冲突，而不是只有一个声音——只有一个声音的话，特别是叙说个人苦难的声音，很难避免话语的煽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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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猪的回贴：

说得大一点，当前中国社会的现实都是历史的一种结果。而历史，我们其实从来都没有好好的反思过，我这样样针对的是整个民族，包括我们的教育。
无论是“反右”，还是文革，我认为，都应该首先是一种常识，这种常识，跟我们认为纳粹大屠杀是一种罪恶是一样的。一个人可以认为他对这几段历史是熟悉的，但是对于我们这个社会呢？有1%的人吗？恐怕都没有。现在大众还有几个人知道文革是怎么回事？我认为不能因为自身对一个事件的认识可以推及其余。在我认为，这个社会甚至还没有经过启蒙阶段。

我认为，这种反思，不只是说这个事情的是非黑白问题，而首先是一种历史观。就像我认为很难说谁是文革的受害者，谁是施害者，其实都一样的。毛是一个暴君但他也很可怜；造反派互相残害，等等。这些东西都可以讨论，但是针对当前，我想有人起码记得这个常识，就像《寻找林昭的灵魂》里面的一个也是当年的迫害者说的，这都是常识，但是常识我们经常都会遗忘。

可能说远了，说到真实客观，那怎么去深究这个事情呢？我越来越觉得所谓客观的面目可疑，但是我们又必须逼近。但是这个问题也许比判断一个历史事件还要复杂。但是一个影片即使是作为一个人的证词，这一样是显的可贵。

第3点是随意说开去的，并不是针对HOOXI.

我觉得一个影片的表达方式可以是多种选择的。就是学术也都一样。

妇人之恩宠——电影（摘抄）

姚苏凤

电影是妇人的电影。
有电影到现在的那纪录人类活动的最艺术的工具始终被妇人所统制着。——万千个电影故事记下了万千个妇人的魅力。
大多数家庭之娱乐问题是由妇人所现在的，而电影之妇人的趣味遂成为box-office之关心的问题。
于是，环绕着妇人之生活，我们的电影才更有胜利之把握了。——梅惠丝说：“电影是妇人的，因为一切的趣味的生活是妇人的！”
属于妇人的是诗。……属于妇人的一切都是戏剧。……妇人的"It"不是男人所有的。妇人的哭和眼泪全是最多彩的爱的记录。
于是，电影成为妇人的占有物了。

（故事、明星、娱乐趣味、社会上……）

电影是妇人的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