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亲情

中国文化对情感的论述较为丰富和多样，但其基本的论述逻辑是从血缘出发的“五伦之情”，推而广之，以至带有社会性质的“仁爱”。抛去这种论述所带有的封建道德规范不谈，这种对于人伦情感的论述具有合理的基础和简洁的结构。因为情感，本来就是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如果将五伦的顺序理解为“论述次序”而非“等级次序”的话，我们会发现，这种从血缘关系所推导的情感次序具有天然合理的基础。
五伦之说始见与《孟子·滕文公章句上》：“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这其中涉及到了夫妇、父子、兄弟、君臣、朋友之间的伦理关系。从各代儒家的论述上看，这种情感等级虽然以血缘为推导基础，但是，血缘之情的中间，却穿插了一个“君臣有义”这样非血缘关系，而且仅次于“父子有亲”这样的直系血缘关系。这毫无疑问是儒家对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情感等级根据需要重新安排的结果。这种安排是至关重要的，它使儒家广为诟病的“有等级的爱”在理论上包括了对社会、国家、天下的爱。但这样的安排仍然无法阻挡“亲亲尊尊”对“仁者爱人”的干扰和破坏。其根本原因，便是以血缘之情为绝对基础的伦理秩序安排，这种安排造成了顺理成章的“有等级的爱”。
五伦之情感，建立于等级制度的基础上。这是中国文化中最不符合现代世界的地方。一切都归于血缘之情，尽管能够在逻辑上说得通，但在实践中，却容易造成一切“惟亲”，缺少广泛的情感投射；著名的“窃负而逃” 的案例便是很好的例证。从一种人性本善的前提出发，最后，竟然有可能达到人人皆自私的荒谬结果。这其间恐怕缺少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个人”，一个情感的主体性，也就是中国文化中的“己”身。在儒家思想中，“己”仅是一种思考位置的设定，而不是目的。这和西方文化中一切以“个人”的存在和发展为目的截然不同。
五伦规范在中国历史上广受尊重，乃至直到现在，仍然有深厚的社会基础。对于普通中国人来说，那些超出五伦的情感，往往因为过于缺乏血肉联系、而给人以抽象和空洞之感。离开了血缘纽带的情感表达，对中国普通人来说，往往会变得生涩和空洞，难以成为发自内心普遍认同和接受的抒情对象。因此，对于超过血缘关系的现代型情感（例如、社群情感、国家情感、宗教情感等等）往往对于中国人来说比较陌生。在中国现代历史上，当“国家”的概念伴随着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第一次成为中国人的真实感受时，那些文化精英和政府阶层是颇费了一番“模型转换”工作，才终于把“国家、社会、民族”情感成功地转换为基于血缘纽带的人伦情感。此后，中国人对于“国家、社会、民族”等宏大对象的情感表达方式，往往以隐喻的方式转换为“母爱、父爱、兄弟姊妹之爱”等等。当国家兴亡之际，那些文化精英巧妙地把现代国家概念转换成“中华民族”的概念，使之距离血缘纽带更近了一步，并利用炎黄子孙、华夏儿女、类似“同胞”的称呼，在中国人眼里，中国人民的好儿子、好女儿、国父、国母、亲人；形容毛泽东和党时，则说：“他比父母还要亲”，“党的恩情比海深”等等。以下这首歌可以作为典型的例子：
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
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
千好万好不如社会主义好，
河深海深不如阶级友爱深。
离开了这种血缘方面的联想，中国人似乎没有别的途径来表达对“国家”、“社会”等等这样宏大实体的情感（或者干脆说，无法理解除了血缘之外，还能够有其他的情感方式）。因此，大众媒体对于宏大情感的培育和号召的基本策略，在相当长的时期里，仍然是诉诸血缘伦理，使人们能够通过亲情的纽带，唤起关于国家、民族、社会的深厚感情。电视出现之后，其宣教功能一度成为主导，这种情感逻辑自然而然地被推延和应用到抒情体的节目上，成为国家对公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爱党教育、社会主义教育和公民道德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此外，对于台湾、香港、澳门等特殊历史隔绝所造成的大中华情感，也被理所当然地进行了亲情符码的转化，“亲人”、“同胞”这一称呼，成为呼唤海峡两岸沟通的有效语汇沿用至今。当2005年国民党领导人时隔半个多世纪再次回到大陆时，一首由少年儿童朗诵的“爷爷，您回来了” 引起海内外“同胞”的惊异和不适应，显示这种将“亲情”表达应用于宏大主题的做法已然落后于时代。这值得我们重新考究有关“国家、民族、社会”等宏大情感的现代化表达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