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孔夫子建了一个聊天室，结果会如何呢？
他必定是孤独的，因为到聊天室里来的人，都是来找GGMM、或者“一夜情”的。没有人会深更半夜地找他老人家谈论枯燥的“仁义礼智信”。孔子很憋闷，他知道，终有一天，聊天室里将只剩下他老人家一个人。
有一天晚上，有一个陌生的ID“子路”上线了。随后，更多ID上线了，他们是：子渊、子骞、伯牛、仲弓、子有、子我、子贡、子游、子夏、子张、子舆、子羽、子贱、子思、子长、子容、季次、子皙、季路、子木、子羔、子开、子周、子牛、子迟、子有、子华、子期、叔鱼、子柳、子鲁、子循、子析……
这下热闹了。孔子高兴地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于是，他们开聊了。
他们聊啊聊啊，没白天没黑夜的。
孔子死后，这些聊友根据聊天记录整理出一部《论语》出来。
2007-02-25
孔夫子上线了……
回一个谈孔子的人的博客，及推荐杜维明的一篇文章
开玩笑说，您这篇文字是典型的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不是指您本人，而是指您文中设定的立场），因为，按照儒家的学说，只有“小人”才“喻于利”，而“君子”则“喻于义”——这恰恰是孔子对人的“必然性（真）的判断”（按照您的理论）。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就是因为做君子没啥“现实利益”，不怕别人“仇富”，而小人长戚戚，则是怕别人杀富济贫。在孔子那里，做圣人的快乐不是有饭吃、有酒喝，而是默默无闻、朋友很少（论语开篇就说：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说的就是这个。所以第一句话，孔子没说别的，说到人生第一件快乐，就是有个朋友自远方来——那朋友可不是跟您谈生意来的）。
孔子谈论的是“人”，而不是“物”，而“人”不是一种天然的存在，没有事先自足的“真”；天然存在的，只有人的身体（身体性的人），这个身体首先应该感激的是赋予他/她生命的父母；无父无母，在孔子那里不异于“禽兽”；所以，孔子的学说，最根本的来源于这个基本事实。推而广之，“人”还有兄弟姐妹、亲戚朋友等等。而每个人都是来自父母，这种“推己及人”的结果，就是孔子所建立的“仁”，及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这是一种基于“真”的理论体系：如果父母跟他/她要生下来的孩子讲好处（或者反之），那么整套儒家理论就彻底崩溃了。
因此，从一开始，孔子就没有把“人”当作一种业已存在的对象来研究，“人”是一种“学习”的结果。这也是《论语》开篇第一句话：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的意思。
此外，再补充一点：孔子也没勉强所有人都去做君子。君子有君子的快乐，小人有小人的快乐，它们彼此不一样。
（我闲极无聊回了这个人的博客；事后我发现，他实际上只顾“阐述”自己，根本无视他人；这倒挺符合他文章中的观点。现在谈论孔子的人突然多了起来。年前在杭州招生，发现在一个类似体育馆的地方，“欢迎于丹教授来杭讲学”的横幅赫然悬挂着，有点类似当年法轮功大师到处走穴的壮观场面。但实际上，我们对孔子的学说的态度到底如何呢？）
（从当代的立场上重新发现儒学的价值，个人觉得杜维明的《何为儒家之道》相当精彩而新颖，比起于丹那种将《论语》解读成为人处世哲学的做法更具现代眼光。）
2007-02-23
张爱玲拒绝看外国电影
一九七四年冬天，有个资本家交了一两粮票，拿走了三两油条，被共产党员、团支部书记张爱玲同志看见，严肃地批评了他。事后不几天，这个资本家就对小张说：“我有几张电影票，是外国片，下了班去看吧？”小张一听就意识到这是妄图用小恩小惠堵住她的嘴，便立即拒绝了。有一天，一个经常偷偷摸摸、当过国民党副官的私方人员，偷店里的油条，被张爱玲同志当场抓住，并揭露了他的卑鄙嘴脸。不料他却恶毒地反咬一口，硬说把钱交给了小张。经过大家当场质问和批判，他才不得不低头认罪。
——选自《一个为工农兵服务的好饭店——济南市红星饭店调查报告》，山东省商业局济南市第二商业局调查组，1975年3月。
2007-02-14
读书笔记：海登·怀特的历史叙事观
“历史”一词困惑了人类漫长的时间，形成了关于“历史”概念的混沌历史。同时，这一概念本身的内涵和外延长期以来摇摆不定，但人们仍旧不假思索地使用着它。黑格尔试图严格地界定这一概念，以便建立人类的“历史理性”。他指出，历史（Geschichte）在德语里包含了“客观的和主观的两方面，而且意思是指拉丁文所谓‘发生的事情’本身，又指那‘发生的事情的历史’；同时，这一名词固然包括发生的事情，也并没有不包括历史的叙述。……我们必须假定历史的记载与历史的行动和事变同时出现” 。黑格尔的论述开启了人类对“历史”的全新认识。直到当代，人们实际上仍是在他奠定的基础上思考“历史”以及相关的一切。以海登·怀特为代表的“后现代历史叙事学”认为，一切历史，从根本上说，都可归结为“叙事”。他在《后现代历史叙事学》以及《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像》中系统地论述了“历史领域”中所有可能和存在的历史形式。它们按照被加工的程度，从低到高分别为：①未被加工的历史文献、历史记述等；②上述材料中的“事件”按照发生的时间顺序排列，被组织成了编年史；③随后编年史被组织成了故事，其方式是把诸事件进一步编排到事情的“场景”或过程的各个组成部分中。通常认为，这种事件有一个可以辨别的开头、中间和结局。一个只是简单地报道了所发生的确定时间和地点的事件，通过这样一种描述被转变成了一个初始事件；④上述“原始要素”（历史文献、历史记述、编年史、故事）被历史学家通过海登·怀特所谓的“情节化模式”、“论证模式”和“意识形态蕴涵模式”的各种组合手法编纂成为“历史作品”。
那么，在历史时空已经消逝的情况下，作为真实发生过的那个“历史事件”究竟意味着什么？它是否可以在“历史书写”中还原和再现的？根据海登·怀特的理论，“历史事件”可以定义为那些已经消逝的时空中人们的“一种特定经验模式”，它无法在任何可能的“历史书写”中再现，后人面对的只是关于这一“历史事件”的各种记录（包括上述历史领域中从原始到高级的四种记录形式），而每一种记录形式，又都可以作为下一级历史书写的“原始要素”加以开发……以此类推，以至于“历史”越来越远离那个“事件”的本原——如果它真的存在的话。作为西方后现代历史叙事学的代表，海登·怀特的这种“让步理论”尽管看起来比较悲观，但悖论的是（也是有趣的是），或许它恰恰能够避免一种关于“历史真相”的乌托邦所带来的一切不切实际的历史幻觉，最大程度地接近那个“历史事件”本身。这种接近，靠的是承认“历史书写”的“作品”本质。也就是说，“历史”是由一批古往今来作为个人的“历史作者”们通过各种书写模式完成的。尽管这听起来不是什么新的“发现”，但考虑到我们曾经那么五体投地地信奉“历史作者”们实质上是“个人著述”性质的“历史”，而大多数时候根本不去追问其“作者”的身份、立场、信仰道德状况、话语书写模式等等，其荒谬或许可令我们吃惊。
海登·怀特没有论及录音、影像技术对“历史”特殊的记录功能。实际上，录音技术、影视技术的出现以及应用，或许根本改变了人们对“历史”的一般定义。如果说，以前的“历史”概念更多地指“历史作品”、“历史著述”对“历史事件”的间接记录的话，那么，影视技术则能够提供历史事件的“直接记录”，使后人更直观地“看到/听到”“历史事件”本身在其特定时空中的发生、发展、结束过程。这至少丰富和革新了历史领域中的“原始要素”的形态、质量、数量，更重要的，由于这些技术的“机械特点”，它们能够最大程度地回避人类的“主观”，“以物听物”、“以物观物”。它们构成了目前被广泛探讨的“影像史学”。
2007-02-13
中国人的亲情
中国文化对情感的论述较为丰富和多样，但其基本的论述逻辑是从血缘出发的“五伦之情”，推而广之，以至带有社会性质的“仁爱”。抛去这种论述所带有的封建道德规范不谈，这种对于人伦情感的论述具有合理的基础和简洁的结构。因为情感，本来就是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如果将五伦的顺序理解为“论述次序”而非“等级次序”的话，我们会发现，这种从血缘关系所推导的情感次序具有天然合理的基础。
五伦之说始见与《孟子·滕文公章句上》：“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这其中涉及到了夫妇、父子、兄弟、君臣、朋友之间的伦理关系。从各代儒家的论述上看，这种情感等级虽然以血缘为推导基础，但是，血缘之情的中间，却穿插了一个“君臣有义”这样非血缘关系，而且仅次于“父子有亲”这样的直系血缘关系。这毫无疑问是儒家对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情感等级根据需要重新安排的结果。这种安排是至关重要的，它使儒家广为诟病的“有等级的爱”在理论上包括了对社会、国家、天下的爱。但这样的安排仍然无法阻挡“亲亲尊尊”对“仁者爱人”的干扰和破坏。其根本原因，便是以血缘之情为绝对基础的伦理秩序安排，这种安排造成了顺理成章的“有等级的爱”。
五伦之情感，建立于等级制度的基础上。这是中国文化中最不符合现代世界的地方。一切都归于血缘之情，尽管能够在逻辑上说得通，但在实践中，却容易造成一切“惟亲”，缺少广泛的情感投射；著名的“窃负而逃” 的案例便是很好的例证。从一种人性本善的前提出发，最后，竟然有可能达到人人皆自私的荒谬结果。这其间恐怕缺少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个人”，一个情感的主体性，也就是中国文化中的“己”身。在儒家思想中，“己”仅是一种思考位置的设定，而不是目的。这和西方文化中一切以“个人”的存在和发展为目的截然不同。
五伦规范在中国历史上广受尊重，乃至直到现在，仍然有深厚的社会基础。对于普通中国人来说，那些超出五伦的情感，往往因为过于缺乏血肉联系、而给人以抽象和空洞之感。离开了血缘纽带的情感表达，对中国普通人来说，往往会变得生涩和空洞，难以成为发自内心普遍认同和接受的抒情对象。因此，对于超过血缘关系的现代型情感（例如、社群情感、国家情感、宗教情感等等）往往对于中国人来说比较陌生。在中国现代历史上，当“国家”的概念伴随着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第一次成为中国人的真实感受时，那些文化精英和政府阶层是颇费了一番“模型转换”工作，才终于把“国家、社会、民族”情感成功地转换为基于血缘纽带的人伦情感。此后，中国人对于“国家、社会、民族”等宏大对象的情感表达方式，往往以隐喻的方式转换为“母爱、父爱、兄弟姊妹之爱”等等。当国家兴亡之际，那些文化精英巧妙地把现代国家概念转换成“中华民族”的概念，使之距离血缘纽带更近了一步，并利用炎黄子孙、华夏儿女、类似“同胞”的称呼，在中国人眼里，中国人民的好儿子、好女儿、国父、国母、亲人；形容毛泽东和党时，则说：“他比父母还要亲”，“党的恩情比海深”等等。以下这首歌可以作为典型的例子：
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
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
千好万好不如社会主义好，
河深海深不如阶级友爱深。
离开了这种血缘方面的联想，中国人似乎没有别的途径来表达对“国家”、“社会”等等这样宏大实体的情感（或者干脆说，无法理解除了血缘之外，还能够有其他的情感方式）。因此，大众媒体对于宏大情感的培育和号召的基本策略，在相当长的时期里，仍然是诉诸血缘伦理，使人们能够通过亲情的纽带，唤起关于国家、民族、社会的深厚感情。电视出现之后，其宣教功能一度成为主导，这种情感逻辑自然而然地被推延和应用到抒情体的节目上，成为国家对公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爱党教育、社会主义教育和公民道德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此外，对于台湾、香港、澳门等特殊历史隔绝所造成的大中华情感，也被理所当然地进行了亲情符码的转化，“亲人”、“同胞”这一称呼，成为呼唤海峡两岸沟通的有效语汇沿用至今。当2005年国民党领导人时隔半个多世纪再次回到大陆时，一首由少年儿童朗诵的“爷爷，您回来了” 引起海内外“同胞”的惊异和不适应，显示这种将“亲情”表达应用于宏大主题的做法已然落后于时代。这值得我们重新考究有关“国家、民族、社会”等宏大情感的现代化表达方式。
2007-02-11
真相·真理·真情：娱乐的敌人
人类在自然界、社会和自我的活动中，面对的大部分是活生生的真实对手，采取的大部分是真实的行动；这种行动有善恶两种后果，都对人的真实生存有重大的影响。为了缓解这种“真实”后果所引起的紧张、不安，人类需要创造一种“虚拟”的情境来暂时脱离过于真实的世界。这就是娱乐。
娱乐是对自然界、社会和自我的强大逻辑统治的对抗和颠覆。自然界的“规律”使人认识到自身的有限性和短暂性，产生恐惧和排拒心理，但又无所逃避；社会规范和礼法的“规训”，使个人的自然受到控制和约束，来自人的精神层面的自我的“压抑”，共同作用于人的意识，使人时刻不忘记。弗洛伊德用“本我”、“自我”、“超我”来概括上述自然界和社会、自我对人的本性的压抑，这种长期的压抑造成情感的畸变和阻塞。而娱乐则是一种释放。
真相、真理、真情，让人无所逃避，因此，人们发明了娱乐，试图解脱由于自然界、人类社会及自我中所有的“真”所带来的压抑。
真实：一块巨石挡在面前、一只猛兽挡在面前，一座高山、一片海洋、一场灾难、一种恐怖、一具身体……这些真实存在的事物让我们无法逃避。我们必须付出真实的努力、力气、斗争才能真正克服这些对象。我们要达到自由，但是为了这个真实的自由，我们必须付出真实的努力甚至牺牲。而人类是有限的，人类的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无法做到时刻冲破艰难险阻、重重困境到达自由。我们被无穷无尽的“失败感”和“无力感”所挤压。这种真实的重压乃至失败，会在人类的心中产生郁结。这是太过真实的郁结，会让人肌肉紧张、身心疲惫、吃不好、睡不好、心思多疑、神情恍惚……我们所面临的失败是永久的、一次性的。真实的世界无法让我们从头再来。我们会死去，而死亡，按照莎士比亚的说法：“死了，睡着了，睡着了也许还会做梦，啊，阻碍就在这儿。”无法逃避，无法甘心情愿地死去。因为问题仍然在我们死后存在。我们必须找到解决之道。哪怕是一种“虚拟”的解决。我们于是找到了娱乐。它能够让我们有效地回避真实情境所造成的一次性失败、死亡。在娱乐中，我们所遇到的一切都是可以重新开始的，我们甚至可以从头活过，而毫发无损。娱乐所创造的“虚拟”和“幻觉”让我们暂时摆脱“真实”带给我们的重重压力，使我们暂时获得自由。
真理：真理让人沮丧。真实总是限制我们的自由。因为真理使我们认识到上述困难、阻力、压力是一种必然。我们知道的真理越多，我们的快乐愈少。我们知道人不可能克服重力、不可能回到过去、不可能死而复生。真理是需要人类认真面对的。因为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永远象一块巨石一样横在那里。几千年过去了，我们获得的真理无计其数。我们不是越来越自由，而是越来越认识到自己的局限。我们的不快乐越来越多，越来越难以纾解。这些真理让我们悲观失望、难以自拔。而认识到这些真理之后，当我们回头去看真实的生活和世界，发现有太多的不符合真理的地方，它们就那么顽固地横在那里，无法克服，无法摆脱。我们宁愿这不是真理，我们宁愿这一切是不正确的。但我们毫无办法。我们陷入一种对真理的无力感。我们希望活在一个荒谬的世界，在那里，人类是可以飞升的；在那里，人类可以长生不老；在那里，一切对立面都可以立刻转化。在那里，正确的、真理性的事情永远不会发生。因此我们需要娱乐。它能够暂时摆脱真理带给人的“必然性“的束缚，让人们达到一种“虚拟”的自由，哪怕这是一种“荒谬”的自由。在娱乐中，我们可以一错再错，我们可以认为地球是方的，太阳是冷的；重力是可以克服的，而人是不会死的。娱乐所创造的“荒谬”让我们暂时摆脱真理的束缚，想像性地达到自由，哪怕这种自由是根本不存在的。我们也需要它。
真情：我们活在人群中。出于人类的脆弱，以及相互关系的久远，我们无法为所欲为。道德和法律约束我们不能和其他人交恶，不能使自己象一个动物一样摆脱人类社会生活的各种行为规范，我们不能大打出手，不能贪图一己之利而不顾他人。我们需要对他人无私、热情、博爱、谦逊……我们有了太多伪装和包袱，我们不能直接面对他人，更不能直接面对自我。我们的内心永远有一个“超我”在管制着我们的欲望。我们的情感表达必须是正面的，积极的，必须是能够被高度评价的，必须微笑，必须克制自我。这一切让我们的潜意识深处产生浓厚的压抑。无法排解，无法释放。我们需要娱乐，在娱乐中，人人都是没有道德感的，人人都是赤裸裸地面对的。在娱乐中，我们无须遵守社会道德和法律，我们可以为所欲为而不必负道德和法律责任；我们可以不顾一切地为自己而战斗，我们可以摆脱各种人际关系的约束，任性、放肆、低级趣味、满口粗话、自傲、狂妄；我们可以痛快淋漓地表达愤怒、喜悦、爱情、悲伤，不必有伪装和面子……因为这一切是“虚拟”的。我们需要面对真实的自我，真实的欲望，真实的情感，而不必为这种情感产生负面的压力和罪感。因为，这一切是“娱乐”。
中国文化中的“爱情”
中国古人认为爱情是不言而喻的人性，因此，在意识形态上并未加以丰富的探讨；相反，在对那些需要对私人情感进行推而广之以便建立一个“情感社会”方面，则进行了大量的论述和建构。尽管如此，爱情，以及表达爱情的抒情话语（文学、戏剧、音乐、舞蹈、绘画等等）在古代仍然浩如烟海，成为中国文化中最为柔软和私人的部分。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古人对于爱情的看法，更多地被转换成“夫妇伦理”，例如，夫唱妇随、举案齐眉、相敬如宾、白头偕老等等。对于那些未能/不能达成婚姻的“法外”爱情，则往往加以回避；中国文化不鼓励那些没有秩序的爱情。从皇帝到平民，耽于爱情（情爱、性爱）被认为是没有自制力的、不成熟的表现。白居易的《长恨歌》是一篇例外，它深深地同情了唐朝皇帝李隆基和杨贵妃的爱情，以及他们爱情的悲剧——这种爱情在中国正统观看来，是一种“荒淫无度”；而著名的民间故事“梁山泊和祝英台”则哀叹了由于古代社会中广泛存在的、对自由恋爱的禁止所造成的天人永隔的悲剧，并以瑰丽的想像力，赋予这对悲剧情人以“化蝶”的浪漫机会。此外，那些不合家法的爱情，也因为最终不了了之的结局给当事人造成了永远的伤痛。南宋的诗人陆游和他的表妹唐婉的未尽的爱情促成了两篇互相应答的《钗头凤》的永恒的哀叹：
陆游：
红酥手 黄滕酒 满城春色宫墙柳 东风恶 欢情薄 一怀愁绪 几年离索 错 错 错 春如旧 人空瘦 泪痕红溢鲛绡透 桃花落 闲池阁 山盟虽在 锦书难托 莫 莫 莫
唐婉：
世情薄 人情恶 雨送黄昏花易落 晓风干 泪痕残 欲笺心事 独语斜栏 难 难 难 人成各 今非昨 病魂常似秋千索 角声寒 夜阑珊 怕人寻问 咽泪装欢 瞒 瞒 瞒
中国古典文化对美好爱情的定义是“恩情”，所谓“一日夫妻百日恩”的“恩”。这种情感包含了“情” 和“义”，而不是简单的两性互相吸引之情，它将情感在时间中绵延的特征表露无疑，这和西方将爱情看做短暂的“激情”截然不同。因此，对中国古人来说，很少有那种“一见钟情”式的激情碰撞，而是在“媒妁之言”、“父母之命”的保障下的一种基于时间性的慢慢生成之“恩情”。同样，中国文化中也很少有西方式的“失恋”情结，对于中国古代的青年男女来说，这种情感一旦开始，便不可能失去；唯一可以和西方的“失恋”相提并论的，便是二人不能结成连理、不能白头偕老而导致的“恨”，这种阻碍可能是来自人为干涉（父母、身份、地位差异、伦理禁忌等），也可能来自某种客观力量（例如死亡所造成的“天人永隔”，或者在神话中才能出现的“不可抗因素”，如《天仙配》中的仙女和凡人的界限）。这种“恨”的情感，仍然是属于在时间中绵延的，所谓“此恨绵绵无绝期”也。
“一见钟情”式的爱情发生方式，直到宋元之后，市民社会开始成长起来，才逐渐成为青年男女的一种可能。这种方式在《西厢记》中最为典型。
元明以后，爱情成为中国社会一个显在的命题，甚至被作为对儒家伦理的一个有力的反抗。王实甫的《西厢记》、汤显祖的《牡丹亭》、曹雪芹的《红楼梦》等，成为中国古代社会歌咏爱情的经典文本。
现代中国则将爱情以及爱情的公开、现代表达视为反封建和个性解放、女性解放的途径。在此，爱情本身不再是一个问题，而爱情的话语表达空间和风格则成为传统和现代的一种区分。1929年轰动一时的《子见南子》演出案是为典型例证 。民国社会对爱情的西式表达广为推崇，“恋爱”、“追求”等西式爱情词汇逐渐为中国人所熟悉。父母包办婚姻被作为封建残余的一种遭到反对。此后，在中国的精英社会，乃至一般市民社会，自由恋爱成为一种至高无上的权利。包括共产党政府在内的现代政权，通过制定新的《婚姻法》的形式，鼓励和保证这种权利的实现。
但在民间，青年男女相爱的途径仍然受到一定局限。家庭关系、同学关系、同事关系等等仍然是他们选择爱人的最广阔的途径。特别在1949年以后，这种爱情的发生学开始走向了非个人性的“工作”层面，爱情转化为一种“志同道合”的革命爱情（以电影《青春之歌》为代表），在这种爱情中，共同的人生理想（共产主义理想）被推崇；相反，那些纯粹私人领域的谈情说爱则被看成“资产阶级情调”被批判，1949年以后，爱情，以及有关爱情的话语成为一种禁忌。这种趋势直到80年代改革开放之初，仍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扭转，此时，爱情被处理成影响工作的消极因素，在1988年出版的《姑娘生活大观》 一书中，是这样谈论当时女青年的恋爱的：“在五彩斑斓的大千世界里，也确有少数落伍的女青年，或沉湎于谈情说爱的花前月下，或留恋在所谓‘幸福小家庭‘的狭隘圈子里，或追求浓施粉黛的梳妆打扮，或向往那种浑浑噩噩的生活方式……”
1978年的一则“参考消息”显示了美国报纸对“谈情说爱在中国又成了正常的事”的大惊小怪：
整整十年，由于“极左思潮”压制一切爱情的表现，中国似乎成了一个没有爱情的社会。爱情故事遭禁锢，爱情戏剧从舞台上消失，爱情电影被取缔，爱情歌曲不能唱，爱情成了禁忌的题目。但是，谈情说爱并没有中断，只不过是在极其保密的情况下进行。
今天，这一切都变了。随着“极左”领导人的垮台，人为的意识形态的枷锁打破了。再次出现了公开谈论和讨论爱情，以及谈论妇女们穿较为鲜艳较为合乎女性的服装以代替单调的不分男女的灰色和蓝色上衣加长裤的现象。
在景色迷人的杭州西湖，一对对青年人在晚霞中在湖畔悄悄地谈话，他们往往谈到夜幕降临之后许久才离去。在亚热带的广州，青年人成双结对地在这座城市公园里比较幽静的湖上划船，或者是在沙面榕树成荫的湖堤隐蔽处和灌木丛中，度过傍晚和假日。
北京有很多情侣幽会的地方。不久前重新开放的北海公园和其它几十个约会见面的地方——从宽敞的颐和园到小小的街心公园——再次成为青年人谈情说爱活动的场所。
其它城市的情况也大致如此。
然而，当局生怕青年走得太远，有人提出要加以约束。例如，在上海市中心的人民公园，在情侣们相会的庭园附近的布告牌上，贴着一张要正确对待爱情的告示。这张告示认为恋爱是正常的事情，要求青年人要以纯洁的动机对待它，不要在工作时间谈恋爱，不要因为会见太多而影响了工作。这种告示还要求青年们晚婚、计划生育、建立幸福家庭。
政变的伦理
1、“政变”和天气、地震、瘟疫、战争等同属于“不可抗因素”，所有民事合同都将其列为履行约定承诺的例外条款，不承担因改变而造成的损失赔偿。另一方面，“政变”后取得政权的政府，有义务维持所有与该国有关的国际协约、合同等的连续性。一旦发生“政变”，所有民事活动即告暂时停止，但并未从法理上永远废除，只是等待该国秩序恢复“正常”后继续履行某种民事义务（例如，去泰国旅游的游客有权选择在政变中、政变后是否继续去该国旅游，而旅行社有义务对这种活动的可能性做出判断，以决定是否继续或终止履行义务）。
2、“政变”是法律以外的政权变化，和正常的政权交替不同，“政变”之后上台的政府面临国内、国际的“承认”问题。对于国内，它可以通过军事等法律以外的手段强行推进“合法化”，但在国际上，它无法做到。因此，经常会有这样的情况：一个实际统治某国家的政权，因其取得政权的方式被认为属于非法性质，长期得不到国际承认（例如1949年以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71年才取得联合国承认）。目前，国际社会、包括联合国秘书长在内，大都对泰国发生的军事政变表示“不赞成”、“不满”、“不可接受”或“谴责”，并强调“需遵守宪法制度”。
3、“政变”之后产生了所谓“流亡政府”。对于“流亡政府”，按照国际法的惯例，是指在法理上仍然可以代表该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但事实上失去了它的国家的实际统治权。“流亡政府”有要求国际社会给予庇护的权利，国际社会有对“流亡政府”进行庇护的义务。
4、“政变”不是单纯的国内事务。因为它涉及到国际间的政府承认问题，它要求国际社会尽早对“政变”以及“政变”所产生的“流亡政府”和“事实政府”表明态度。因此，中国外交部关于泰国“政变”完全属于泰国内政的说法是牵强的，因为它回避了如何处置泰国驻中国使领馆的问题，更回避了作为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所应承担的国际道义和法律责任。
5、“政变”总是以某种正义的理由、以及民众的支持为借口；但这并不能代表它获得了法理的支持。刻意报道曼谷街头有市民向坦克上的士兵献花，并不能说明该“政变”得到了民众“普遍支持”。即便事实真的如此，这种法律外的政权更迭也不应该得到鼓励和默许。发动“政变”的力量如果认为自己是民心所向，可以通过正常的法律渠道，通过竞选来取得执政权。这是程序正义问题，更是人类应持有的基本权利观。那些试图或鼓吹“通过枪杆子夺权的人”，应该得到历史性的唾弃。
8、“政变”者的法理和道德压力必须通过国内人民的承认才能得到最终释放；而国际承认，只是一个起点。这不是靠枪来完成的，更不是靠利益诱惑（例如，承诺让人民过上“小康生活”等等）来达到的。一个政权，在利益和公理面前，如果一味信奉前者，那它必然会引起整个社会的“利益式”价值观的膨胀，更践踏了人类基本的伦理底线。利益的脚步，终将止于有信仰者的面前。
9、“政变”，如同癌变之于身体，是国家必须割除的肿瘤。而军队的国家化、职业化、非党化，是使政权交迭合法、温和的基本条件。
10、“政变”者，可以暂时“成功”，因为它有枪；但是历史上的“政变”者，大都没有好下场；因为枪，是人拿着的。
一个知道太多的人
11月1日下午，亚历山大·利特维年科走出自己的住所，来到伦敦充满阳光的大街上。（点击进入伦敦大街）
他今年44岁，个子很高，强壮得象头牛；短发伏帖地躺在脑袋上，遮住耳朵；胡子刮得很干净，一双略微眯缝着的眼睛在阳光下显得多愁善感；穿着方格衬衣，领子有点脏，不过在乱糟糟的人群中他并不突出自己。在经过伯特伦旅馆的时候，他想起阿加莎·克里斯蒂在小说《暗藏杀机》中描写过的一段话：“如果你从帕克大街拐上一条不知名的路，左右再拐几次弯，你就会发现自己到了一条安静的街道上，伯特伦旅馆就在你的右手边。”自从6年前逃亡到伦敦以后，他很少出门。直到上个月他获得了护照，才开始走出幽居的住所，兴奋地摸索伦敦街道的布局。白天，他一个人拿着地图到处乱逛，象一个悠闲的游客；晚上，他读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小说。似乎是对自己作为特工生涯的一种纪念性的回顾，他逐渐将自己散步的范围缩小在皮卡迪利大街。——那真是一条令人兴奋的大街！在那里，有人潮汹涌的商业中心，有咖啡馆和各种时髦的店铺。逛街累了的时候，他乐于到一个日本人开的料理店喝一杯饮料。那个日本人，说来可笑，怎么看怎么象一个可疑的情报人员。难道只是因为他长的矮小、委琐吗？当然，他并非没有意识到，那位小说家之所以把很多离奇的凶杀案现场安置在这条街上，恰恰因为它充满了各色人等：杀手、妓女、可疑的绅士、大侦探波洛……或许还有来自遥远俄罗斯的秘密特工。他们使这条大街充满戏剧性的黑暗、凶险和丑恶。
他笑了笑，心想，这并不是一个很合时宜的念头。他已经退休了。他不为任何人服务。他是自由的。而今天，阳光很好。是的，他的目的地就是皮卡迪利大街。在那里，他将和老熟人马里奥（那个忧心忡忡的意大利家伙）碰头。几个星期前，他从罗马给他发了一封电子邮件，说是要给他一份文件。他想，那究竟是一份什么文件呢？非要从罗马飞到伦敦来当面给他？或许他只想找个借口见见他，毕竟是老朋友了。
他一边想，一边接近了皮卡迪利商业中心。马里奥正等在门口。他们聊了几句天气之类的话题之后，似乎马里奥还有很多话和他说。他便提议去那家日本人开的寿司店坐一小会儿。他要了一份日本料理。奇怪的是，马里奥看起来有点坐立不安，而且什么也没有吃。会面过程很简短。马里奥递给他一份有４页纸的文件，让他立即看完。他立即看完了。所谓的文件只是一份人员名单。这些人的名字对他来说并不陌生。亚历山大·利特维年科觉得有些蹊跷，这些文件只不过是一份电子邮件的打印版，他为什么大老远地跑到伦敦交给我，他完全可以通过邮件发给他。
他们又聊了一些别的，然后，他喝光了杯子里的酒，互相告辞。他顺着原路回到家里。当晚，他开始呕吐不止。他的妻子还以为他吃坏了肚子，并没有特别放在心上；３天以后，她把他送进了伯纳特医院；９天以后，利特维年科的病情突然恶化，头发在一夜之间掉得精光……
（以上情节为hooxi虚构，请勿当真。事实真相请看报道：俄叛国特工被前特工同事下狠手 身中两种剧毒）
张钰和互联网的欲望号快车
（本文发表于《南方人物周刊》2006-12-01，作者：王宝民）
当古永锵(blog)的网站为张钰(blog)的“性交易视频”忙着把服务器运到天津之时，他可能深切地体会到了欲望的能量。这背后是1000万人次的点击率，以及1,850,000个相关页面的迅速扩张(根据百度搜索)。如果再加上饶颖(blog)的性虐待日记、李湘(blog)离婚事件等等，这几天中国各大网站娱乐版散发出的浓烈的“身体”气味扑面而来。与此相比，“黄健翔辞职”、“卡拉ok版权费”、“废除中医”等等非关身体的所谓热点，则显得不那么热甚至有些冷门了。把时间再推前几年，人们在中国互联网上会嗅到更多的“身体”味：木子美、竹影青瞳、芙蓉姐姐……她们的“身体”已经成为中国信息高速公路上“不朽”的“丰碑”。如果说这些“前辈们”的身体在当时还有些“欲遮还羞”的话，这一次，活生生的“身体”干脆赤条条上阵了。根据这几天新浪网的调查结果，在“哪一种娱乐爆料最厉害”的问题下，有72.71%的网民回答是“性录像”，占所有选项第一名。难道中国网民真的那么酷爱“身体活”吗？抑或背后有某种“看不见的手”在推动？在中国，身体，特别是女性身体，是被文化传统、伦理道德、意识形态重重管制的对象。当电影、电视、报刊杂志、书籍等媒介成功地阻击了人们身体欲望的勃发之后，它内部“咔咔作响的欲望”(田纳西??威廉斯语)在走投无路之时，最终发现了互联网这个绝好去处，尤其是web2.0时代的互联网。它匿名、直接、自由、迅速，同时具有无限的扩散能力。它们互相召唤，仿佛一对失散已久的男女，在21世纪的头几个晚上，紧紧拥抱在一起——当然，这是身体和互联网之间自愿和自足的约会。或许人们会乐于解读中国人的“身体上网”这一事实的积极意义。它是个性的张扬，是自我的实现，是现代性的舒展；同时是一种机会，使中国人体会到充分的自由等等。但这一切不应过分高估。和1930年代电影女明星在曲阜孔庙露大腿相比，今天的“国学辣妹”勾引孔子之举并未增加多少启蒙意义，反而淹没在“10万年薪选秀”的商业噱头中，更令人瞠目的是，这些激情照片竟然登上了色情网站。另一方面，当张钰将她的“性交易视频”放到网上时，她伸张正义的动机随着一路攀升的点击率已经变得越来越微弱。我们发现，一切并非那么无辜。商业利益的存在，使身体成为一种具有交换价值的资产；而那个“性交易视频”，其本身很可能也是一种交易的结果。当此之时，沉寂了许久的饶颖也在没有具体的法律动机之下，将所谓“性虐待日记”抛出，加入了近期中国互联网的“身体诉苦大会”。这一切像商量好了一样，使得相关网站人气直线上升。“身体”，以及它可能具有的解放价值、证据价值，在这场互联网上的激情奉献中，悄悄被悬置了。潜在的市场价值或立竿见影的商业利益，或许才是驱动这场激情表演的真正引擎。互联网的自由，像一面镜子，映照出中国网站和网民的欲望本色。当中国的服务器频频因为“身体欲望”而陷于崩溃的十字路口时，或许我们该认真考虑一下这个“信息高速公路”的伟大构想，今后该何去何从；或许，我们应该再一次将目光投向西方，看一下他们的服务器为谁而崩溃。作为国内优酷网的外国母本，2005年2月成立的美国微视频网站YouTube以“Broadcast Yourself”(放送你自己)为口号，在互联网上建构了一种全新的娱乐方式。短短一年多时间，它成为全球最具人气的视频社区网站，目前每天为观众提供的视频欣赏已经突破1亿段次。尽管YouTube的使用条款中规定禁止上传带有暴力、色情、种族主义的内容，但是由于任何视频都可以上传到该网站，暴力和色情视频也普遍存在。但它主要不是靠这些来聚拢人气，而是致力于推行视觉媒体的民主化和草根化。它积极介入政治和社会生活，以极强的社会责任感，激发了草根阶层参与公共生活的热情。由于它的介入，本年度的美国中期选举被称为首届“YouTube选举”，各路政治家在这个网站上面张贴了竞争对手们不太雅观的视频——使用种族隔离语言或在重要会议上打瞌睡等画面。同时，对于互联网上普遍难以管理的色情、暴力以及侵权问题，它则竭尽全力予以“清白化”。它的头条永远不会是一段有关“性交易”的视频。这里恰恰有着更为长久的商业前景考量。
激情·悲剧·时间：巩俐和她的角色们
（本文发表于《南方人物周刊》2007-01-11，作者：王宝民）
略带一丝惊异和挑衅、一张姣好而无邪的面孔从黑暗中渐渐显影。接下来，是修长的手指、饱满的青丝、圆润的耳鬓、以及被人绞脸时不易察觉的疼痛……1987年，以这种中国电影史上从未有过的开场，《红高粱》打开了年仅22岁的巩俐漫长的银幕演艺生涯。在20年中，她扮演过酒坊掌柜的、女学生、姨太太、染房老板娘、上海的交际花、民国女画家、聋哑儿童的漂亮妈妈、诗人的情人、陕北的怀孕妇女、过气的交际花、戴黑手套的中国女人、日本艺伎、大毒枭的情妇等；这些形象多数和张艺谋有关；尽管身份各异，年代不同，但这些形象的背后通常有一个永恒不变的元素，就是欲望、激情、毁灭以及它所造成的悲剧感。在1995年结束和张艺谋默契的合作后，她出现在陈凯歌、王颖、孙周、王家卫以及好莱坞导演的电影中，尝试着不同的角色。一种家常的温暖和平淡开始出现。这是不同的调子。偶尔，人们会在她的举手投足之间记起那种不可遏制的激情，那种毁灭一切的欲望。
时间在她的身上静静流逝。在这个世界上，电影仍在不停地拍摄着。但怀旧是一种疾病，它需要新鲜的刺激来医治。2006年底，人们在一部超级豪华的宫廷巨制里发现了巩俐。她被裹在重重装束之中，在某个瞬间，她流下了眼泪；或许是毒药的作用，人们发现，她的眼神不再有欲望，而是无尽的悲哀。如同1987年她被打开，此时，她似乎关闭了某种东西。
让我们再次回到那个令人激动的开始吧。回到那片20年前的高粱地。阳光从她青春、美好的身体上方落下；她的嘴唇微微张开，呼吸开始急促；风吹着大地，似乎永不停歇；撩人的唢呐开始激越地响起，摄影机从一个高处俯拍下来，使她成为一个视觉中心……从高粱地里出来的那一刹那，她突然变得光彩夺目、熠熠生辉；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看到她坐在一群粗野的男子汉中间，微笑着、好奇着；看到她端起一大碗高粱酒，认真地喝下去；看到她再次被强行抱起来，她的手不由自主地轻轻搂在宽阔的男性肩膀上……在这部电影里，我们已经很难分清哪个是她自己，哪个是故事中的角色。她和环境如此协调，不可分割。我们初次感受了她幽黑的杏眼、微张的樱唇、急促的呼吸、起伏的胸部、偶尔的歇斯底里。她成功地用眼神点燃一个青纱帐里冒名打劫的盗贼的欲望，点燃高大强壮的轿把式“我爷爷”的欲望，也点燃罗汉大哥忧伤的背影。
1987年，仅用一部电影，她便让整个世界为之惊艳，成为一种文化象征，一种视觉符号，同时也成为一座永不枯竭的矿藏。但这座矿藏在当时似乎只有张艺谋知道。在当年的电影百花奖、金鸡奖上，最佳女演员分别被授予了风头正健的刘晓庆（《原野》）和潘虹（《井》），而男演员却是张艺谋（《老井》）。这种奇妙的评价结果恰恰说明，巩俐具有一种如此天然，如此妥帖地和电影融为一体的才能，以至人们无法认定她的非凡表现到底是来自她自己，还是来自这部电影传奇的氛围本身。人们习惯于接受演员突显自己的演技，却无法接受有效地隐藏它。然而，一边是隐藏羞怯的自我，一边却是毫无戒备地打开、让自己被动地接受、成为男性欲望的投射中心，在当时的中国，还没有哪个女演员能够达到这种天然去雕饰的高度。巩俐的处女作让人久久难忘。
接下来，她主演了张艺谋的第二部电影《代号美洲豹》（1988）。影片本身毫无出众之处，但巩俐却以平凡而简单的女护士角色获得了百花奖最佳女配角奖。这或许可以理解为是对上一年她在《红高粱》中杰出表现的一种补偿。
在出演了《一代妖后》 (1988)、《西太后》 (1989)、《古今大战秦俑情》 (1989)等片之后，她迎来了《菊豆》（1990）。这一次，在古老徽州烟雾笼罩的大染坊环境中，她在李保田、李纬两位卓越的对手戏配合下，将一位处在乱伦和欲望焦灼之中的江南女性演绎得饱满而坚实。她的异常悲苦而决绝的表情，是中国电影中少见的。最后，在毁灭一切的火光中，我们看到巩俐的面孔距离《红高粱》中的单纯而执拗已经太远。
激情和激情的囚禁戏剧在《大红灯笼高高挂》 (1991)中“颂莲”的身上达到令人窒息的美。这是一个具有复杂内心戏剧张力的角色：从清纯的女学生到充满嫉妒心的四姨太，巩俐以非凡的演技成功跨越了这种心理距离。她用紧闭的双眼、坚挺的脊背、直白的语调修饰了女主人公内心的软弱和无助，以及隐藏不住的欲望引发的恶。在这部影片中，她又一次将自己的身体彻底放松，甘愿囚禁在乔家大院青砖绿瓦之中。
就在这两部电影接连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提名、巩俐和张艺谋的名字在西方开始成为焦点之时，他们在自己的祖国却遭到封杀。直到他们的另一部影片《秋菊打官司》（1992）获得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和最佳女演员之后的1993年，国内观众才得以在大银幕上一睹他们的风采。这一年，巩俐简直令人眼花缭乱：人们似乎难以将菊豆、颂莲这两位被欲望折磨的封建时代女性，和一位大腹便便的陕西孕妇联系在一起。后者呈现出令人亲切的乡土气息，在迟缓的动作中，自有一股子不服输的倔强劲儿。巩俐为了表演这个角色，将自己和周围真实的人群融为一体，迈动缓慢的步伐，眼神柔和而坚定；当她在街头左顾右盼、终于找到那位不懂事的小姑子时，她的焦急的泪水让我们感动。这一年，中国的“金鸡”、“百花”两大电影节一股脑儿将最佳女主角全部给了巩俐。凭借这位和自己距离很远的角色，巩俐开始改变人们认为她只凭清纯和性感兼有的自身资质演出的偏见，树立起“性格演员”的地位。自此之后，在国际上被称为“全球最美的东方女人”的巩俐，也彻底征服了中国观众。他们把最好的赞美送给她，这其中，似乎也投射了他们自己长期受压抑的内心情感。
这一年，巩俐28岁，已经演了十几部电影的她似乎从最初凭着超常的本能演戏，渐渐开始学会打磨她的人物。她为中国银幕贡献出了稀有的无邪与邪恶、天真与成熟、倔强与温顺、性感与直拙完美结合的一系列令人难忘的形象。她能将小家碧玉演得雍容华贵，也能将贵妇千金演得朴素亲切。她常常是无情的，任是无情也动人；她又往往过于多情了，静时淹然百媚，动时春燕出谷。她对命运有清醒的认识，往往主动自投罗网，以此作为对命运的反抗；当她和周围的环境一起毁灭时，那种令人动容的激情和悲剧感使人肃然起敬。
这期间，她的演艺生涯达到高峰，除了和张艺谋合作之外，她接连出演了《梦醒时分》（1992）、《唐伯虎点秋香》（1993）以及陈凯歌的《霸王别姬》（1993）等影片。在《霸王别姬》中，她第一次获得了漫长的时间感：将一位跨越诸多时代鸿沟的坎坷女性演绎得真实、动人，这一次，悲剧感不是来自她自身的欲望和压抑，而是外部的历史。值得一提的是，巩俐将来自张艺谋电影中特有的世俗感性、风尘和执拗，直接带入了陈凯歌超凡卓绝的历史叙事之中。这种尘世感在张艺谋唯一的历史叙事电影《活着》（1994）中得到延续，一种洗涤了欲望尘埃、坚忍不拔、吃苦耐劳的劳动女性形象首次在巩俐的演绎生涯中出现，其挣扎、卑微、平凡的命运赋予她一种特有的光辉，令人回味绵长。
在人们的预期中，她和张艺谋的合作似乎永远不会终止。在他的电影中，巩俐不断地被开发出新的奇迹，不断地以新的形象出现在张艺谋缔造的传奇故事中；而后者也需要她愈来愈成熟老练的感性来呈现丰富的中国故事。他们彼此需要，互相映衬。这是中国电影的福气。人们乐于看到这种神话般的想像成为永久的现实。
然后，1995年到了。此时，她30岁。一个尽人皆知的结局结束在《摇啊摇，摇到外婆桥》（1995）这部电影当中。作为一种在痛苦中合作的产物，这部电影中的角色呈现出奇异的扭曲和变形，就如片中倒挂着的少年所看到的花花世界，在妩媚妖娆风光艳丽的外表下，一个上海滩过气交际花的令人哀婉的内心在随波荡漾的摇篮曲中变得异常真实和痛楚。
神话被打破。自此之后各奔前程。巩俐开始了试图全面挣脱张艺谋角色公式的努力，同时也挣脱和张艺谋电影的一切联系。但人们仍然忘不了她在张艺谋电影里纠缠、挣扎的欲望符号。1996年，陈凯歌将这种符号发挥到了一个极端：巩俐扮演的女主角如意（《风月》，1996），如同“阴影里一朵艳丽的鲜花”（陈凯歌语），性格独特而复杂，痴情任性而敢爱敢恨，几近病态的爱欲纠缠……这一切，就象一个时代结束前的末世征兆。
而巩俐的新时代已经开始。她出现在《中国盒子》（1997）中，和张曼玉同台表演。这是两个华人女明星的令人枯燥的对话；她出现在《荆柯刺秦王》（1999）中，作为一位古代美人，她的痛苦被架空，变成陈凯歌抽象的人性象征；她出现在孙周的《漂亮妈妈》（1999）和《周渔的火车》中，一种过于嘈杂的现实象水一样洗去她的光辉，她变得婆婆妈妈、普通家常和令人感动；她变得主动、大胆、激情；但不再压抑和分裂的巩俐，在过于真实的角色中象浮出水面的鱼一样不能呼吸。
她也出现在好莱坞电影《艺伎回忆录》（2005）里。在西方人隔膜的东方想像中，她的形象再次被抽空；她出现在王家卫的《2046》（2004）中，这一短暂的角色以一袭黑衣和一唇凌乱的吻，使人蓦然忆起那个消失已久的、令人怀念的、被欲望折磨的一系列痛苦形象……在《迈阿密风云》（2006）中，她不再是一个拘谨、内敛、含蓄的东方女性，她变得放荡、大胆，令人陌生。
与此同时，她的演技不断地被赞美；她不断获得主动性；她成为一位令人尊敬的成熟的国际女明星，光彩照人，谦逊优雅。但我们仍然忘不了那位天真、俊俏的九儿，忘不了火焰中绝望的菊豆，忘不了大宅院中阴郁的颂莲，忘不了步履蹒跚的秋菊，忘不了朴素坚强的家珍，忘不了一边唱歌一边流泪的小金宝……从《红高粱》开始，我们已经习惯了她呈现出的失去自我的瞬间：微张的嘴唇、浅浅的呼吸、迷醉的双眼……而这时，她往往已被男人强行抱了起来，放倒在诸如“高粱地、染坊”这样的奇观地带。在张艺谋的电影里，她的身体自己发言，充满活力；她永远是一个视觉中心，周围充斥着诸如“酒鬼、乱伦者、性变态者”等极富生命力的田野男人，那些平日不近女色的中国男子汉用一种迷狂占满这个形象，这样，她最美的时候，便是欲望四射的时候。而离开了男性目光，她的形象开始动荡、摇摆；她开始失去纯真无邪、勇敢坚定和朴素动人；她开始在电影中迷茫而无助。
这样，她来到了《满城尽带黄金甲》的世界。这是一个被机械时间急速催促的世界。在这里，巩俐没有能力伸张自己的时间感。由于她在此片中被包裹得密不透风，以至于不能动弹；由于此片人山人海、以至于不见“人”影，我在此不忍心谈论她的悲伤和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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