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张元的几篇旧文

（今天重看张元的《东宫·西宫》，深更半夜的，有点诡异。。然后想起曾经写过的、以及在触摸电影讨论过的有关张元的几篇旧文，发现自己还是很喜欢他的电影的。）

有关[东宫·西宫]的争论

许晖：国家窥淫癖与京剧意识形态

在人类文明进程中，国家早经异化为人类压迫自己的怪物。国家意识形态的首要任务，是把人改造成国家机器流水线上的单一产品，因为权力的本意即压服人，使人驯顺，服从统治。
极权主义国家意识形态在改造人的过程中，刻意抹杀性别关系，遵循着革命禁欲主义的逻辑。在革命话语烧制的熔炉里，名为男女一体，实则让女人的性征消失，让女人男性化。这是革命禁欲主义的表象，但它是一个谎言--革命禁欲主义话语的背后，还有一重革命浪漫主义的发想，即女人只为权力者所用，典型的明证是延安时期的"舞回金莲步，歌啭玉堂春"。而无权者/弱势群体的正常人性需求遭到压制，也遭到变态的窥视。
影片《东宫西宫》中，小史所在的派出所，建构得像一座宫殿，挂红灯笼，雕花门窗，回廊幽深，国家机器安置在这里，就像好八连安置在南京路上一样，同样是国家窥淫癖控制有利地形，以利其方便窥视的伎俩而已，却不经意间泄露了它的肮脏用心。警察小史是代表国家的窥淫器官。小史大权在握，在一副权力盔甲的遮护下，在一副玩世不恭的嘴脸下，套取了阿兰的私秘经历。小史霸气十足宣判的"贱"，正是极权国家对其人民的本质态度，而小史对阿兰最后的貌似同情，不过是国家窥淫癖受到诱惑后的又一重变态表现。权力者和弱势者的纠缠有时是奇特的，阿兰所说的"死囚爱上了刽子手，女贼爱上了衙役"，不过是弱势者遭遇窥视之后的本能反应：依附的安全感。这也是极权国家民众的惟一选择。但是，国家窥淫癖受到诱惑时也有基于深处的恐惧：小史听阿兰尽情尽意地表白，不禁恐惧自心头起，因为那是国家窥淫癖无法掌控的情感的空白地带，他紧张地用手铐铐住了毫无威胁的阿兰，表露了仅剩的一丝人性残余。
阿兰同性恋形成的私秘经历，都裸呈在国家窥淫癖的淫亵目光之下。阿兰吮吸母亲乳头，在墙上贴的雷锋和红灯记的画像高踞之下；阿兰为小学老师而脱衣时，背后墙上是两个"不要"的大红字，我几乎可以肯定，那句完整的标语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阿兰每隔一个钟头就等着的钟响，那是无处不在的国家窥淫癖巨掌的遗漏；偶尔漏下的时间的缝隙里，国家意识形态的夹缝里，生长着正常人性被扭曲后的畸形奇葩。与其说是畸形，不如说是控诉。
鲁迅先生曾经说过：中国最伟大的艺术，是男人扮女人。影片中时常在不同段落出现的昆曲唱腔和场景，正好以其男扮女装的民族根性，指证了国家意识形态的封建性质。因为昆曲和京剧内在的精神统一，而京剧又是所谓的国粹，我把这种意识形态称之为"京剧意识形态"，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民族文化的窥淫传统。影片中小史强迫阿兰穿上女装，是一次窥淫癖的大发作，国家/京剧意识形态的丑恶面目，赤裸裸地撕掉了仁义道德的假面具，歇斯底里地大发作了。


WhydoIsigh:是谈论电影还是谈论电影所暴露的
东宫西宫如果是一个女人
那她有丑得可怕的脸和古怪过时的服装
这个女人还很不聪明
一点也不可爱
也许她的出现就是客观地表明丑的确是丑
可以开口讲讲道理
可是她的大黄牙让我恶心

我很讨厌这部片子
它有粗制烂造的嫌疑
至于说明了甚磨
我不清楚
也不觉得许晖先生的见解很妙
用这种方式明白道理实在太累
还是换别的吧


羞愧的：为什么讨厌这个片子？
说这个片子粗制滥造实在有些牵强。
只是不明白为什么现在这部片子被人们高傲地地糟蹋成这样，
这个片子真的给大伙添了那么多恶心吗。
步入任何一种解读都将不可避免的面临尴尬，
那么解读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是歪曲，还是进一步歪曲。
我不明白。
起码我觉得当初张元在那个房子里教导胡军被引诱的时候六成没想到关于国家机器这么铿锵的词汇吧。还是让他们老老实实地搞同性恋吧，爱情的承载力远没那么大，嘿嘿，我都他妈的禁不住得意我在说爱情了。
不明白为什么很多人奋不顾身的都攒足了一嘴皮子的劲儿朝阿兰猛啐那口吐沫，这个片子的角儿应该是小史啊。阿兰在片子里是作为一个定量存在的，而小史才是不定量，这种不确定性多他妈的诱人啊。可那些人抵抗诱惑的能力怎么那么强呢。我不明白。


hooxi: 不确定性的确诱人，但怎么让一种不确定走向另一种不确定呢？
功劳在于一个定力很强的角，比如阿兰。我看这部片子的第一印象是，鬼气森森的公园里埋伏着我们不知道的力量。有点聊斋的味道。这种力量注定要取胜--从镜头降下来的那一刻起，我就知道公园里的一场较量开始了。也可以这么说，从一开始，取胜的一方已在我们心中确定。但是我们感兴趣的是一种固态软化、蒸发的过程。它类似于很多我们看到过的结局。但是过程决不雷同。呈现在银幕的空间就这么大，但是其实它跨越了巨大的时空--那段纵涉禁锢与解放的大历史、那爿横跨戒备与交流的大陆架。日记和信件是个很好的媒介。它类似一种对敌广播，逐渐瓦解敌意，消除紧张，直到最后，那早已埋伏在深处的不确定性发挥作用。这就够了。此外，如果你愿意从里面读解出什么，那是你的自由。但是抗议和诋毁都是无效的。一部电影，它被拍了出来，它是一个确定性的东西吗？它还不如一块橡皮泥坚固呢。尤其是，那些本身信奉"不确定性宗教"的制作者们。
我们的读解机制太苍老了，以至于屡屡遭到怀疑。其实，它在一定范围内还是蛮有效的。只是，不要把它搞确定了。


羞愧的：嘿嘿，"棒"就一字啊。
糟糕，我发现我我我我
我喜欢上这了。
还有些不明白的。到底什么是解读机制？解读真的被蹂躏成机制化的东西了吗？我一直感觉机制这个东西应该长的跟一张办公桌和很多张办公桌很像。可我走来走去都在野地里，还总是冷不丁儿地踩到些各种同在野地踱步的生物分泌出来的东西。尽管总是激情澎湃地看着头上的月亮，想着"同一片天空"之类的酸词儿，可还是忍不住想进城亲眼见见这个腐朽的解读机制到底长的什么样儿的。可是我什么都没看见，我不知道。很想知道。可还是不知道啊。我着急，我着急啊我啊。或者它只偷偷润无细无声般地个性存在？我试图这么安慰自己以便给自己找点儿机会`？！
糟糕，得下了，还没说到正题儿呢，关于东宫的事儿，只有下回了。哎。。
……

鸣月：一点建议
题目挺大，角度也好，但希望能继续展开。先解释一下窥淫癖，同时也更清楚地界定京剧意识形态。目前文章的形态显得有些浮泛。

本贴由许晖于2001年3月10日16:28:41在脉搏乐趣园〖【触摸电影：先锋影评】〗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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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种的柔情：对《北京杂种》的感性阅读 /by hooxi

至少有两个北京。一个是建于明朝的古都北京，另一个是漂流者们的北京。"漂"这个词儿的使用准确地把北京变成了一个类似北极或雅鲁藏布江那样的惊险地带。我记得法国新浪潮导演、"歹徒"弗朗索瓦·特吕弗曾经写过一部未被搬上银幕的剧本《巴黎的恐慌》，这个生活在巴黎的导演同时天才地预言了多年以后北京的恐慌--那是由这群蜂拥而至的北京杂种们所造成的。他们破坏了这个封建帝国古都曾经如此牢固的地基，把北京肆意变成了他们想象力所创造的一个"象征物"，并心安理得地居住其中。如果在当代还有谁能够直接居住在自己创造的"象征物"之中，那么就是北京的"漂客"们--或者说北京的"杂种"们了。他们的确给北京造成了不小的恐慌，只要你到大街上听一听那些北京纯种们骂骂咧咧的表现就可感受几分。
具体地说，这种恐慌来自他们充满怀疑、充满破坏的精神架构，对他们来说，这个世界已经没有什么可以用一双柔情的眼睛去关注的了。由于年深日久地暴露于恶劣环境中，他们逐渐变成了某种粗砺的物质，其中以破嗓门儿的崔健为代表，包括诸多生满老茧的地下人类。他们生活在欲望的下层，精神上却高高地飞起，以至于超过了北京的大气层，处于极度疲惫状态。睡眠和饮食的不足使他们的眼神尖利得如同刀子，情人们纷纷从他们身边逃走，去寻找更温柔和更富足的歹徒献上她们的肉体和灵魂。他们是北京上空飘扬的不具有伤害性的灰尘，把这个红色古都包装成"不相信眼泪的莫斯科"。然而时间机器始终是最强的车床，它可以在最粗糙的表面施行最细腻的工艺。九十年代的晚上，最刚强的汉子也变得开始忧伤了。飘洒在天安门广场的绵绵细雨终于淋湿了他们锈迹斑斑的心房，使它们的表面略微显得光滑和洁净一些了。遥远情人的身影开始出现在每一只油纸伞下面。那平时刺眼的霓虹灯在朦胧的雨中居然有点柔媚起来，舒缓的音乐开始慢慢熨平被重金属划伤的耳膜……有谁在表面粗糙的《北京杂种》里面感到了柔情，谁就是一个真正的杂种。
"杂种"一词始见于南朝·梁丘迟的《与陈伯之书》，他说："无取杂种！"这大概是中国人对这个种群的第一次表态。在《中国大百科全书·生物卷》中对"杂种"是这样解释的："杂种：杂交产生的子代种系。"以后，这个来源于科学界的名词获得了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开始变得为人们所不容，尤其在中国这个过分讲究名分的国度里，"杂种"更是代表着品质低下的社会破坏力量，以至最终演变成一句有名的"国骂"--"杂种操的！"可是公正地讲，"杂种"却代表着一种社会进步力量，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一个社会有没有让杂种产生的机制，完全可以成为衡量这个社会是否健康的标志之一。因此，莎士比亚在《里尔王》中为所谓"杂种"说了一句公道话："为什么我要受世俗的排挤，让世人的歧视剥夺我应享的权利？……我的健壮的体格，我的慷慨的精神，我的端正的容貌，哪一点比不上正夫人的公子？……杂种 、杂种、杂种，难道在热烈兴奋的床铺上生下的孩子倒比不上拥着一个毫无欢趣的老婆、在半睡半醒之间制造出来的那一批蠢货？"这是迄今为止为杂种所做的最为激动人心的辩护！它暴露了那些所谓"合法者"的愚蠢本质和物种下降趋势，而揭示了"杂种们"的激情本原和革命性的进化能力。如果一个城市仅仅津津乐道于"合法化"的话，那么它很可能不久就会由于物种的原因而灭亡。放眼四望，世界上似乎只有北京还在用尽各种行政和法律手段禁止着"杂种们"的强大入侵，徒劳地企图维护北京纯种们已经过分的合法权益。然而事实证明，所有这些手段其实并不比中世纪为妇女们准备的"贞操带"有效到哪里去--激情的力量永远比它强大，越禁忌越甜蜜！杂种的敏感和多情是上苍赋予他们的优秀品质，只有他们才能在表面的繁华热闹中发现一丝忧伤，只有他们才能在整个城市的合法居民都安睡时突然躁动起来，只有他们才能听见北京城寥寥无几的布谷鸟的鸣叫。
我们"杂种"之中的优秀代表张元同志就非常敏感地意识到了自己的"敏感"，为所有的"杂种们"奉献上一部堪称北京杂种意识形态宣言的《北京杂种》，多年以来，它一直是我的最爱。这部影片到现在还依然保持着不合法的身份。影片说的是一个杂乱的故事，有到处找不到场地的摇滚乐队、有不小心怀孕的女朋友、有喝酒时莫名其妙的打架、有对另一个摇滚乐队的"不理解"、有只卖出一首歌的地下音乐人、有始终只画一个人的穷画家、有一心想留京的女大学生、有世俗而温情的钟鼓楼胡同、有手术台、有蒙蒙细雨……令人意外的是，面对这种杂乱的生活场景，张元的大部分镜头却出奇地安静，特别是天安门广场、东西长安街上的细雨、夜晚的霓虹灯、地铁的阶梯、胡同的儿童游戏、婴儿诞生的手术台……那是北京难得的一种梦境，一种残存的温情，张元小心地抓住了它，并把它放在透明的保鲜袋里。没有啤酒的日子里，我就反复地品尝着张元为我保留的这唯一鲜活的北京印象。只有杂种才能理解杂种。这是真理。它的语言也带着杂种的活跃氛围。我注意到它的影象与其说是纪实而冷峻的，不如说是写意而忧伤的。此外里面没有真正的摇滚，有的是一个老摇滚歌手莫名的失意。在这种心境下，即便尖锐如崔健者又能怎么样呢？他苍老了，用他的吉他悲哀地吟唱道："唱了半天，还是唱不干净这城市的痛苦"，可是"痛苦越多，越是愿意想象那明天的幸福"--一个杂种竟是这般柔情！

华南虎：作为精英阶层宣泄政治压抑的符码

文章没时间写了。提纲如下：
1、十八年来，所有政治激情都已耗尽；但精英阶层仍在不断地产生，他们需要不断表明自己"公共知识分子"的优越感和身份感，因而，一些看似意义重大的公共话题轮番登场，供他们表演殆尽之后，下一个话题随即来临；这样，海面上不时波涛汹涌，但是海平面仍旧一如既往，既未增高，也未降低；事件如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在中国社会，总是有耸人听闻的事件不断产生，不断喂养着这些精力过剩的书本知识分子，以及他们的轮番表演。
2、选择什么样的事件至关重要：既不能过于触动我党敏感的神经，以免彻底让他们失声；同时又能很好地表现精英们的"正义感"和"话语能力"。这个安全的限度需要准确的拿捏。因此，你不能选择64，也不能选择FLG--它们作为事件已经太过陈旧，而且其核心逻辑过于强硬和直接，缺乏多义性操作的可能性。这不好玩；同时，也太危险。
3、华南虎是再好不过的一个符码：它表面上不关涉政治，甚至远离政治太远，但是却能让他们充分展现"解读"技巧，以便向公众表明：我们不是在小题大做，不是在欺负一个农民，不是仅仅关注野生动物保护（甚至，我们根本就不在乎是否真的存在华南虎--那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从中发现了政治！
4、相比前段时间的"五一黄金周"，华南虎事件完全象是天赐良机！它不断地产生新的"子事件"，但又在整体上保持在完美的"期待视野"之内（我们知道，我们的对手是根本不可能发现华南虎来击败我们的；更何况，即便发现了华南虎的踪迹，那也没用，因为我们早就已经为此事件定性：我们不是在质疑华南虎存在与否本身--那太小儿科了，根据我们的智商和话语能力，我们有更高的目标）。我们至少可能消费半年之久--如果没有更有趣、更安全、更适于"解读"的新的事件发生的话，我们完全可以将它玩到年终，然后，明年好好看奥运会……
5、下一个桥段会是什么呢？

禅宗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打开这本小册子，你可以闻到一股奇异的"禅香"。不过它大部分是来自南怀瑾先生兴致勃勃地谈论"做生意"的时刻：他如何"做庙港的事"（指太湖大学堂）、如何为修金温铁路而"用资本主义的办法"筹措资金等等。而他的对话者（或者叫倾听者）彼得·圣吉却正相反，一再地忍不住向南师追问修行的问题。这是一种有趣的错位：来自麻省理工学院、世界闻名的管理学大师似乎不太愿意谈论他的老本行，而国学大师南怀瑾先生也似乎忘了这本来是禅学课。
两位对话者身份的突兀对比，正是长久以来禅学现代化的一个奇迹。自从铃木大拙等人掀起了遍布欧美国家的"禅宗热"（Zen Boom），这种来自东方的宗教思想深刻地影响了资本主义世界的人们。如今，这种原本来自东方的"修行"之风，似乎正在回到它的故乡，越来越多的国人开始热衷于此，包南怀瑾、克里希那穆提等人的作品赫然列于畅销书榜。一个基本事实是，这期间，中国的商品经济也正在迅猛发展，它带给人们的焦虑和烦恼正需要宗教去缓解和释放。而在一些困惑于经营之道的高级经理人的讲座上，禅宗以及其他宗教思想正列为一种学习"自我管理"的选项；更有趣的是，这本讲禅学的小册子中，一些高级经理人的名字频频露面，甚至这个对话录本身，也是"本公司"整理出版的。禅宗似乎正在给那些困惑中的经理人提供"第五项修炼"，以便更好地投入生意和经营当中。
禅宗讲究机缘，现代化和禅宗的机缘无疑是一个重大的命题：它如何与现代世界互相协调，如何面对现代世界的各种处境，这既是禅宗本身的问题，也是现代世界的问题。而其中最核心的，是包括禅宗在内这些来自东方的、欠缺资本主义思想资源的古老修行之道，如何为现代资本主义世界的健康发展提供崭新的思想动力。这是一个马克斯·韦伯式的问题。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不能绕开日本。作为东方世界最早、也是最充分地发展资本主义的国家，日本同时也是禅宗现代化最成功的国家。早在17世纪，就有人提出了"劳动即佛行"的佛教经济伦理思想（铃木正三）；1893年芝加哥世界宗教大会之后，禅宗开始风行欧美世界，其中铃木大拙的禅宗思想有效地关注了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人的自由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禅宗思想（和精神分析一道）为资本主义世界中"经济人"的健康再生产提供了一部分心灵澄明之道。而余英时的著作《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也探讨了中唐以来新禅宗、新道教中孕育的中国商人精神。至于南怀瑾，人们此前更熟知的，多半是诸如《论语别裁》、《孟子旁通》、《老子他说》这类直接讨论国学的专著，这本小册子则让国人见识了另一个更加鲜活生动的南怀瑾。围绕着他的，特别以工商界人士居多，似乎这一群体在心灵层面上最迫切需要禅宗指导。
彼得·圣吉和南怀瑾的相遇，无疑是一次可以引发各种联想的"因缘际会"。两位看似隔行的对话者，不经意间碰撞出了一些奇特的"禅意"。禅宗自古就不排斥日常生活，"担水砍柴，无非妙道"。而南先生在这位认真的学生面前，同样毫不顾忌，经常"口吐莲花"。看来他并不反对资本主义，恰恰相反，他鼓励一种恰当的企业精神；他同时承认，"物质科学的发展，精密科技的发展，是工商业的进步，给人类带来了生活上许多便利，但是，并没有给人类带来幸福。"

今天路过一个军营

军营大门左右各写着："纪律高于一切、卫兵不容侵犯"。
看着这两句话的时候，出租车正停在路上（因为这个无能的政府永远也治理不好的北京的交通拥堵）。我第一感觉是恐怖：他们是在向谁示威？他们是在吓唬谁？举目望去，满大街都是这个国家的合法公民，没有一个外国侵略军；那么，他们是在对你我说吗？如果我没有看到这个牌子，我脑海里绝对不会去想到这个世界上还会有一群"特殊材料制造的人"--军人。无论古代社会，还是现代社会，军人的义务--或者说，军人应该威慑的，不是它本国的公民，而是那些潜在的国家敌人：它们是一些实体，如同这个军队所附属的实体一样，这些被本国军队所威慑的实体同样拥有自己的军队。这样，军队所威慑的，实际上应该是另外一些军队，而决非手无寸铁的普通公民--哪怕他们是敌对国或战争国的普通公民。这也就是长期公认的有关战争的国际法中所谓"不得伤及平民"的战争道德。
但是，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国家：在这里，军队是一党专政的工具（见始终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他们认定"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绝对领导，已经是中国社会毋庸置疑的事实"--以事实来代替公理和逻辑论述，这种做法甚至还不如早期共产党人的长篇大论（如毛泽东论述"党指挥枪"的《战争和战略问题》）来得讲道理。我没有耐心去看该党的论述；但我今天看到了这个"毋庸置疑的事实"的存在，我感到恐惧；这大概正是这两句对联想要达到的效果。
这两个句子相辅相成：如果说"卫兵不容侵犯"是一句类似好莱坞警匪片中诸如"你有权保持沉默"那样的警告的话，那么，"纪律高于一切"正是使这一警告产生极度威慑作用的那个主体的刻板形象（陈凯歌曾经在《大阅兵》中罕见地探讨了军队中的人性问题；库布里克则在《全金属外壳》中从反面刻画了所有军队主张的"纪律"的非人的一面，那个电影让我想起中国军队的日常功课，那是一些当兵的孩子们屡屡讲起的经验，就象我所在的大学里高年级的对新生"训话"一样，已经成了中国军人的"必修课"）。
这样的一个主张"纪律高于一切"的军队，自然可以干出任何不顾基本的人性、道义、国际公理约束的事情（如臭名昭著的六四）。而一旦"党指挥枪"的事实存在下去，中国社会就永远不会达成"君子动口不动手"的古老对话道德，就永远存在着某种令人恐惧的威慑，使人缄声，使人苟活。而另外一个可悲的事实是：近期频繁发生于亚洲各国的军队干权、军人政变（见《南方周末》：亚洲军政府迷局），在中国普通网民的评论中被"技术性"地探讨着：穆沙拉夫的"铁腕"总是会引起大部分中国网民的赞赏；而被军人政权软禁的昂山素季，则被看作蛊惑社会、使之产生动乱的罪魁祸首。人们总是容易理解甚至赞赏独裁者（他们往往是军人干政的产物）所造成的社会"稳定"和经济高速发展，却对一个民主政体的所谓"政坛乱象"很不耐烦甚至厌恶（正如我们很多人对台湾府院的"乱象"论述那样；奇怪的是，我们永远会满足于《新闻联播》式的对外部世界"乱象"的论述，因为这"佐证"了我们自己社会的优越感--那是一种什么样的优越感呢？无非就是埋头赚钱、使自己物化而已；而这正是共产党想要它的人民感激它、从而使它的人民成为"物质力量"去对付任何试图反抗被"物化"的"捣乱分子"和"国家公敌"的精神来源）。
我宁可要一个民主政体下的"乱象"，因为它不让我感到恐惧；而依靠布满全国的军营统治的政体，它所造成的稳定则象某种被处心积虑掩盖的溃烂一样令人为之担忧，个人的恐惧倒在其次。

我的童年村庄的地图（1）

在一天早晨，所有人都熟睡着。我悄悄起来，走到外屋。
我感到周围有一种奇异的静，象是有大事要发生，例如，有一个人突然推门进来。外面下着淅淅沥沥的冷雨，透过雨丝，我看到前院的哑巴夫妇一前一后地走着，脚步声一块一慢，交错凌乱。村庄的路满是泥水；在这样的天气，没有人会外出，或者串门；这也就是说，没有人会大清早突然推门进来，打破这漫长的静寂--这静寂从半夜就把我吵醒，使我睡不着；但天是黑的，我什么也看不到；天棚上的《人民日报》累积起我整个童年的岁月，一层一层，没有止境；我在它下面生长，懂事，和我的哥哥、姐姐、弟弟们一起；我不用看就知道上面的每一行大标题的准确位置和字数--在入夜之前、睡不着觉的时刻，我们几个孩子用这些大标题年复一年地打发时光：一个人念着，另外的人满天棚地找，直到大标题的字被一一找到，我们再转而"进攻"更小的标题；就这样，我们的目标字体越来越小，天棚上未被我们"攻占"的面积所剩无几；对于我们这些在睡觉前闲极无聊、精力旺盛的孩子们来说，这有限的天棚面积实在是太小；没过多长时间，我们就渐渐对它失去了兴趣。然而，还没等它上面的大小标题全部认完，新的一年又到了，于是，有些尚未被认出来的标题就被永远地埋没了；直到很多年之后，在某个怀旧的红色餐厅的包间墙壁上，我或许会突然遭遇一张当年的《人民日报》，它上面的某一行大标题叫人眼前一亮，似曾相识；而我会立刻陷入那段孤单的童年时光。在《人民日报》或红或黑的大小标题的"丛林"里，我们渐渐迷失了自己。如今，当我在写着这段话的时候，已经快黎明时分，举目四望，无论天棚，还是墙壁，都是白白的一片，再没有任何标题等着我去探索和辨认了。
就这样，我们的觉越睡越早；在整个童年里，好像天黑得特别快：刚吃完晚饭，听到几声狗叫之后，人们就准备睡觉了；每当这时，整个屋子里、院落里、村庄里渐渐安静下来，我就感到一种莫名的伤感；我睡不着觉，但又没有别的事情可做，只好把一些来无影去无踪的事情在脑子里一遍一遍地想着。
我想像我自己一个人在漆黑的村庄里游走；所有人都睡了；狗和牲畜也都睡了；我走到村庄的边上，前面是漆黑一片；我想像不出再往前走会是什么；对我来说，那是令人恐惧的未知，而不是显而易见的另一个村庄。对我来说，童年的世界的边界是很直观的，那就是村庄最东边的杨树林、最南边的"南沟"、最北边的野地（好像长大以后才知道，最北边再往北，是另一个村庄，我曾经去那里看过电影）；而最西边，则是无限宽广的世界，是我童年的世界的唯一的出口；我盼望的人都是从西边来--起初，是我家的亲戚们（我的老姨、我的老舅），每年过年之后，他们的家人都会带着很多好吃的东西来到我家；然后，是我在县城读书的哥哥、姐姐，他们每次回家，都会使家里显得热闹、欢乐（有时，也会吵吵闹闹，但总之是很好的）；最后，我在这种盼望中长大了，村庄西边的世界向我展开了它最初的诱惑--那是镇上的长途汽车的发动机的味道、是熙熙攘攘的街道上走动的人群的味道、是穿着"时髦"的小镇女生的味道，当然，还有镇中心宽敞明亮的供销社（我的老姨就在那里上班，那家供销社总有一股酱油和糖果的味道，而事实上里面除了卖吃的、穿的，还卖书、卖各种各样的东西，都是我以前没有见过的）。那时，我每天都由东向西，穿过整个村庄，再穿过一条下坡的路，然后进入镇里，再经过那家供销社门前的略微上坡的路，去到镇中学上课；然后，傍晚的时候，再从镇中学经过略微下坡的路和供销社，再悠闲地经过一段上坡路，从西边进入我的村庄，经过一些厉害的狗和路上的疯子，经过一些人家门前晒黄豆、晒玉米的场院，经过一些尚未长成的谁家的少女，经过水井，经过废弃的农机站，经过"一面青"的村支书家门前，经过我的亲戚家门前，经过哑巴夫妇家门前，经过一处大水泡，看着归圈的牛羊慢悠悠地饮水，看着扑棱着翅膀的鸭子们从水里出来，弄得一路黑湿，看着我家的炊烟升起，我的父亲在院子里忙碌，我的母亲被屋里的烟呛得脾气不好，我的哥哥、姐姐、弟弟们纷纷回家，我的跟着我一路奋勇搏斗的大黄狗比谁都快地跑进院子里，然后趴在它的窝棚前喘气，我走进屋里，放下书包；这时，我的母亲支使我烧火，我慢慢幽幽地拿出一本书，边烧火边看，以至烧到了裤脚；锅里的饭菜发出诱人的热气，我的父亲抱了一抱柴禾从外面走进来；谁把收音机打开，满屋子都是台湾校园歌曲的声音；我的姐姐或者哥哥在院子里就着傍晚的余光看杂志；我的弟弟在吹口琴；不一会儿，饭菜熟了，桌子早放在扫得干干净净的院子当中，我的父亲从园子里摘下一大把青葱，或者青辣椒，谁又从酱缸里叨出一碗酱，一家人围坐在院子里开始吃饭……这是我上高中之前、每天从镇中学和家之间往返的日子里常见的一幕；那时候，好像所有人都在家里，家里挤得不可开交，整天吵吵闹闹，磕磕碰碰的；那时候，家里的报刊杂志特别多，从《大众电影》、《电影故事》、《小说选刊》、《当代》、《收获》、《十月》、《辽宁青年》、《歌曲》，到《语文报》、《中学生报》等等；那时候，村子里开始出现了时髦的男女青年；一些我原先以为年纪很小的人纷纷结婚了；因为工伤只剩一条胳膊的周文瑞消失了几年之后，又出现在村子里，开始给大家讲一些道听途说的奇闻；村子里的路上开始出现用小麦换面包、以及卖"人造肉"的小贩们；村子里的面坊归了个人经营；大老宋家开了小卖店；周文瑞家买了一台电视机，人们象看电影一样挤在他家里看电视；村子里已经好几年没演电影了，我最后一次在村子里看电影大概是从县城中学回来，和我的小学同学一起看的，电影好像是《逃往雅典娜》，因为记得其中有特别暴露的舞蹈……
随着我的人生从东边转向西边，我渐渐忘掉了村庄另外一边带给我的不安甚至痛苦。如果说西边给了我更多的热闹和诱惑，那么东边则给了我足够多的孤寂和可怜。它让我想逃离人群--我已经忘了为什么想逃离人群，我只记得有一段时间（大概在小学后期到初中之间），我发疯一样地幻想在南山或东南的山里离群索居，住进简陋的木屋甚至洞穴里，不和任何人来往；我几次离家出走，越走越远，渐渐看不清村庄里的灯火了，然而，另外一边却渺无人烟，我有些害怕，但也有些兴奋，因为，人们终于可以看不到我了--那时，我是多么地怕人群！
可是，当我发现东边也不断地有人走来的时候，我慌不择路地躲避着，最后，却发现自己仍然回到了家里--往往在此时，家里昏黄的灯光下，人们刚刚吃完晚饭，仿佛没有人注意到我刚刚离家出走了。我的悲哀真是难以名状……

[待续……]

我的童年村庄的地图（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