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文的角色光谱

（本文发表于《南方人物周刊》2007年第24期。）

迄今为止，作为演员的姜文曾经出现在陈家林、谢晋、张艺谋、凌子风、谢飞、田壮壮、周晓文、张婉婷、何平、张元、陆川、徐静蕾、侯咏等人以及他自己的电影之中，也出现在诸如《北京人在纽约》、《我爱我家》这样的热门电视剧之中。这些导演包括了从第三代到第六代的所有代际，包括了男性和女性、大陆和香港、电影界和电视界；这些作品的题材纵贯古今、横跨中外，从类型片到艺术片、从正剧、喜剧到悲剧；他所饰演的角色从传说中血气方刚的“我爷爷”，到宽厚仁爱的父亲、活跃而热烈的情人、忍辱负重的知识分子、嗑嗑巴巴的市井小青年、压抑绝望的劳改释放人员、浪迹纽约的大提琴手、狡黠而胆小的农民、丢了枪的公安干警、甚至宫廷里的皇帝和太监……这些角色无论从年龄、身份、地位，还是年代、城乡、职业等等方面，都反差极大、相距甚远；但这一切并不能妨碍人们迅速辨认出“姜文”这一强大的演员主体。他的光芒足够耀眼，甚至大部分时候盖过了导演和作品本身，当然，也包括角色本身。
看姜文所演的各种角色，你需要首先破除身份、地位、年代、城乡、职业、年龄等等所造成的表面上的藩篱，深入到骨子里、血液里，你会辨认出一个永恒不变的姜文，正如酒永远是酒，而白开水永远是白开水。决定这种成色的，不是剧本和导演，而是姜文身上所具有的特殊的天赋，一种对角色的身体和精神深处的“光源”的敏感和解放，一种生命般的直觉。
首先，要有光。这种“光源”来自太阳。它不同程度地打在姜文的角色们身上，并被角色所吸收和反射，构成了姜文轮廓鲜明的“角色光谱”。在光谱的一端，是被黑太阳照得通体透明、顶天立地的“我爷爷”（《红高粱》）；在另一端，是中国文化中被认为最没有“阳刚之气”的太监（《大太监李莲英》），他生活在后宫不见天日的阴暗环境中；光谱的中间地带，是夹杂着兴奋、潇洒、压抑、挫折、苦闷、奋起、无奈等等“照度不一”的广阔的人物世界。这是真正的人间，“活下去”的意志主宰着人物的命运。但当“光源”渐渐暗淡下去的时候，他的人物也可以义无返顾地选择熄灭生命之火。而在这一刻，生命本身往往发出强烈的光芒，哪怕在黑暗的街头。
姜文所有重要的角色都和太阳这一本体光源有关。他和他的角色们都沐浴在普照人间的太阳之下，而姜文本能地选择这一光谱的正极一端，也即“阳刚型人格”，人们也倾向于把这样的角色赋予他；但在某些时刻，他也乐于选择另外一端：黑暗的、压抑的、屈辱的弱者。在没有外部阳光的情况下，姜文凭借近乎本能的直觉，仍能够开掘出这些弱者身体和灵魂深处的哪怕微弱的“光源”，通过熄灭它，从而赋予他们以自尊和愤怒。

“我爷爷”——《红高粱》
这是姜文所有角色中最强烈、最阳刚、甚至最野蛮的一个。决定这一角色的强度的，是酒、是太阳、是男子汉的血性。叙述者称他为“我爷爷”，但在影片中，他是以坦荡磊落的乡村情人的身份出场的。他以粗壮的脊背、嘶吼般的“野腔”、炫耀式的粗野动作获得了女主人公的芳心；导演张艺谋把整个影片弄得阳光乱坠，令人眼花缭乱，姜文则很好地反射和强化了它。最后，当日全食来临之时，姜文通体透明，整个身体呈现出血的颜色。男性的血气，和太阳一起暂时消失，成为生命的最高礼赞。为了达到这一瞬间，需要姜文在影片中一直保持旺盛的生命感和充沛的活力。他做到了，而且使他呈现出令人惊异的活泼和机智。他几乎不是在表演，而是在用肉身进行创造。这个角色的强度和丰富性，甚至远远超过他曾经扮演的中国第一个和最后一个皇帝——而皇帝，向来被看做是“太阳”本身。作为后来的“我爷爷”，他的肉身消失了，但旺盛的生命力繁衍了他的子孙后代，在迎风招展的高粱地里继续演绎生命故事。这部电影，既是张艺谋的电影，也是姜文的电影。姜文在这部电影中的角色无名无姓，但却象他以后所有角色的种子，孕育着非凡的激情和活力。

父亲们——《花轿泪》、《宋家皇朝》、《我和爸爸》
父亲是尊严的化身，是要求服从的家庭权威。但父亲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家庭的弱者：他需要强大，需要子女们的爱，需要成为家庭中的光源。但这一切往往事与愿违。姜文所扮演的第一个父亲惠义（《花轿泪》）便陷入了这种境遇：他正直善良，隐忍勤奋，但却是个家庭的失败者，和女儿产生了深深的隔阂，直到影片结尾，父女之间才达成和解。在另一位父亲宋查理（《宋家皇朝》）身上，姜文表现得同样儒雅克制，但女儿们纷纷反叛自己的意愿，有一瞬间，宋查理似乎在阳光下显得虚弱而疲倦；但他的女儿们却一个个生龙活虎。在《我和爸爸》中，姜文成为单亲家庭中的父亲，在女儿的陌生、疏离之间慢慢互相了解。或许巧合的是，姜文在“父亲”的世界中所面对的总是女儿们；而且，或许家庭的气氛束缚了姜文的手脚，他所扮演的父亲总是给人以一种无力感。姜文擅长的不是慢慢去感动别人，而是突然的爆发和击中。但他仍然取得了突出的成绩，宋查理使他获得了第17届香港电影金像奖的最佳男配角奖。

情人们——《春桃》、《芙蓉镇》、《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绿茶》、《北京人在纽约》、《茉莉花开》
在激情的世界中，姜文往往能够如鱼得水。除了《红高粱》中的那位乡村情人之外，姜文还在刘向高、秦书田、作家、陈明亮、王起明、孟老板身上充分展示出了各种情人的魅力：或憨厚正直、或温文尔雅、或风流潇洒、或多情善感。在动作幅度上，这一类角色是最能看出姜文的生活感和日常性的。其中最值得称道的是《芙蓉镇》中的表演。在当时，姜文是一个年仅23岁血气方刚的小伙子，但却能把秦书田这一忍辱负重的中年知识分子表现得生动感人，因此获得了他表演生涯中第一个奖项（第十届百花奖最佳男演员奖）。据说他和刘晓庆在街头的“扫把舞”的创意就是来自姜文。这一角色的最大特点就是“黑夜”，象鬼一样秘密地活着；而姜文的任务则是赋予这个角色以内在的光芒，使之成为那个暗夜街头的光明，照亮女人的心灵。在情人这一领域，姜文是“魅力”的代名词，而优雅的舞步和睿智的谈吐必不可少。这一切始于秦书田。对于姜文来说，这是一个 “表演”的领域，姜文所获得的几乎所有表演奖项都是因为扮演了“情人”（继秦书田之后，《春桃》中的刘向高使他再度获得第十二届百花奖最佳男演员奖），而他为大众所知也是因为这些“情人们”。其中，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在中央电视台的播出，使姜文的名字妇孺皆知。

混混们——《本命年》、《有话好好说》
1989年，姜文迎来了他表演生涯中最特别的角色。被解除劳教后的不良青年李慧泉身上，充满时代性的苦涩和压抑。在独居的小屋里，无处释放的力比多造成了动人的孤独。影片结尾，主人公莫名其妙地暴死街头，成为姜文所有角色中最绝望的一个。这也是黑暗的街头，太阳迟迟不见踪影。没有它的照耀，即便一个精力旺盛的年轻人，也会丧失生的意志。这个角色不仅在姜文电影中、而且在中国电影中都是非常少见的，他的身上凝聚了被阳光所忽略的寒冷，被周围的欲望、冷酷和欺骗所感染的幻灭。这个角色给人的那种迷茫、冷寂的印象难以磨灭。姜文几乎完全运用身体语言和眼神，刻画了这个沉默寡言的城市底层青年令人难忘的形象。而在《有话好好说》中，姜文则把一个结结巴巴的城市混混演绎得如在你眼前：他在市场和街道的阳光中出没，戴着墨镜，剃着板寸，虎背熊腰，大大咧咧，没什么文化，却摆起了书摊，话也说不流畅，却成功地把一位柔弱的知识分子“逼疯”。这个角色带给人没心没肺的快乐。

帝王们——《末代皇后》、《秦颂》、《大清风云》、《逐鹿中原》
没什么可说的。似乎只有姜文有这样的机遇，把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皇帝（秦始皇）和最后一个皇帝（溥仪）都演了。但这两个皇帝却截然不同：一个是霸气冲天，一个是风流纨绔；一个是战马上的皇帝，一个是后宫中的浪子。帝王一直被看做“阳”的一面，特别是一些马上皇帝，更是让人感到一种太阳般灼人的能量。因此，扮演帝王或领袖的人都被要求有某种非凡的气质。或许导演们看中的正是姜文身上的霸气，才频繁地让他出现在表现帝王将相的影视剧集中；2001年，何平邀请他出演《天地英雄》中的戍边校尉，虽然不是帝王，但同样也是一个英武的角色。但或许是一味的霸气太顺着姜文本身的个性，在这一角色序列中，往往缺乏丰富的层次，给人以过于外在以及单调、乖张之感。一个象姜文这样优秀的演员，反而容易在和自己本身个性截然相反的角色中发挥出非凡的创造力。

大太监——《大太监李莲英》
想到雄武有力的姜文被安排饰演一位“去了势”的太监，不禁让人会心一笑。田壮壮或许本没有想这么多，姜文却痛快地接受了这个难度不小的挑战，并且顺手接下了“编剧”这个活计，亲手设计角色，并在影片中演得一丝不苟。为了完成编剧的活儿、准备这个角色，他把自己关在一家宾馆里，四处搜集资料、并走访了当时活在人世的最后一位清朝太监。田壮壮说，姜文对艺术的认真态度感动了他，才促使他后来拍摄了《蓝风筝》。在这部影片中，你可以看到姜文的动作迟缓、语气怪诞，但内里却有一股子硬劲儿。姜文居然把一位后宫中的太监演得柔中带刚，令人叫绝。特别是当老太监在一处荒郊野外解手时，仿佛男性的阳光第一次洒在他的身上，一种凄凉之感油然而生。值得一提的是，这恐怕是姜文唯一的一个需要负责表现一生的角色，但却是一个失去了“阳刚之气”的伪男人。该片产生于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娱乐片大潮中，顺应了大众的观影趣味。

公安们——《龙腾中国》、《寻枪》
男人和枪支之间似乎有着天然的联系。枪支象征着权力和能力；失去枪支则意味着两者的丧失。在《龙腾中国》中，公安雷小宝刚柔兼备，车技超群，出没于大草原，长途列车上。尽管是个类型片，但是姜文还是显示出了过硬的男子汉身手。而更加复杂的《寻枪》，尽管从一开始就丢了枪，但却让姜文有机会全方位地诠释一位中国基层警察的家庭生活、情感生活和职业生活。在中国西南部阳光的照射上，警察马山的困境无人知晓，只有自己闷头解开整个谜团。在青年导演活泼的镜头下，姜文丝毫不显得滞重，反而有一种家常感。无论从哪个角度说，姜文对于《寻枪》这部年轻人的处女作电影来说，都是异常重要的；但或许正是因为导演是新手的缘故，姜文在该片中的表演显得不受控制，自由度太高、太过灵活和跃动了。相比之下，姜文似乎在一些局限性较大的角色中更能激发出创造力和想像力。

在自己的影片中——《阳光灿烂的日子》、《鬼子来了》、《太阳照常升起》
主动性极强的姜文在别人影片中往往不安分守己，经常把思维“转到摄影机后面”；而在自己的影片中，他却似乎有点不太愿意面对自己。在他的处女作《阳光灿烂的日子》中，他千方百计找到和自己相像的人来演自己的过去，而把自己放在影片的结尾一晃而过，那与其说是表演，不如说是一种“展示”。直到第二部《鬼子来了》时，他似乎才在自己的影片中找到“归家”的感觉。马大三尽管是一个虚构的角色，但姜文赋予他一口唐山话——那正是他出生地的方言，立刻让作为演员的自己“宾至如归”了。在逼近的特写中，姜文熟练地调动着各种表情，中国北方直率的阳光让这些淳朴的乡村男人脸上带有一种干爽的无知和正直，而最后的屠杀则激起了姜文真正的男子汉的血性。在最后杀头的场面中，语言消失了，姜文纯粹用五官的扭曲和变形在表演：“脑袋转九圈、眼睛眨三下、嘴角上翘”，随着这个动作，整个银幕重新获得了血的颜色。姜文说，为了这样一个镜头，值得将整部影片拍成黑白片。而在《太阳照常升起》中，姜文的角色呈现出一种奇特的碎片化：一会儿是个风流的教师、一会儿是个满脑子坏水的“朋友”，一会儿是个有着漂亮妻子的丈夫，一会儿又被莫名其妙地戴上了绿帽子，一会儿是个说出女人的肚子是“天鹅绒”的酸文人，一会儿又是个有一手好枪法的孩子头……饶有意味的是，他和黄秋生重演了一幕《芙蓉镇》的经典场景：两个人的脑袋一上一下躲在门背后，偷看着画外某个风流女子。这一次，他自己取代了当年刘晓庆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