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人是不重要的

这个电影在最开始就死了一个人——当然是在公园的草丛中，当然是无辜的受害者，当然是在午夜……
我们期待着看到凶手被找到。这几乎构成了大部分电影的故事。最终，凶手被找到，他就在我们中间；他杀死这个人被证明有着深刻的心理动因，他非杀不可，否则就会疯掉；或者，他只是偶然选择了这个受害者，只因为他/她们在他看来已经堕落到无可救药；他只是他的计划的一部分，他还会在下一个城市的公园里出现，使用同样的工具，而受害者通过警察局的档案显示具有惊人的一致性：女性、穿着红衣服、有着虚荣而轻浮的性格、名字里有某个字母（例如H或M）、她和她的丈夫正处于危机之中……
我们很早就看到了这位凶手；但没有人相信是他干的，直到有个偏执的外来警探大大咧咧地认定了他，并且莫名其妙地、在到来之前就掌握了这个案件的前史——原来在去年，在南部某个城市的公园里，已经有两到三个无名女尸呈现同样的死亡姿势被发现了。
杀人者使用某种钝器。当他作案时，有时会犯错误，忽视了某个强悍的女性的反抗能力，从而轻率地放过了她。这成为使他最后被抓捕的关键。这也说明，在电影里，没有任何罪行是可以被逃脱的（尤其是在希区柯克的电影中）。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我们大可放心地走夜路，沿着公园的围墙回家。
但贝托鲁奇的处女作《死神》中不是这样的故事。在这个电影中，杀人是不重要的。那只是一个钟表一样的时间。朝向这个时间，在警察局被询问的所有人都在此前的某一刻纷纷走出了各自的家门，经过不同的路径，最终，在午夜到达这个公园；而在这些段落中，我们惊讶地发现，那个被杀的妓女也从房间里的镜子前准备着朝向这个时间和地点的工作（她化妆、穿好衣服，准备赴这个死亡的约会）。其中最奇妙的是一个好像在度假的士兵，一路引逗着漂亮的女孩子们，没心没肺地走过了很多条街区，最后，当他来到公园，坐在长椅上时，竟然不可原谅地睡着了——他太累了，以至错过了这场目击凶杀现场的机会。最后，在我们的期待中，真正的凶手登场了，我们同样惊讶地发现，这个凶手此前并未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这太出乎意料了；这说明，他杀死这位妓女的行为已经不可能有任何深刻、甚至哪怕浅显的作案动机了。他吹着口哨，接近了这位妓女，她领着他走过了一段路，有几辆车开了过去。最后，他杀死了她，竟然是为了她手中的钱袋！
然后，凶手参加了一个舞会；然后，同样是出乎意料之外，一个从未出现过的神秘的警探出现在舞会现场。他用目光搜寻着；然后，他的目光接触到了那个凶手；凶手惊慌失措，在没有任何预兆的情况下，竟然大声地说：“我没有杀死她！不是我干的！”舞会当然是不可能进行下去了——因为，电影结束了。
发生在贝托鲁奇处女作中的这件凶杀案，象一场野餐会，所有的角色都按时出发，带着必备的家什，走在各自的路上；我们心旷神怡地看着这场关于杀人的野餐会，跟着我们的所有人物，沿着罗马的大街小巷，最终抵达了午夜的公园。因此，这个公园的这个时刻，不断地得到呈现，从各个角度。
和黑泽明的《罗生门》不同——不知道为什么会有人把它同《罗生门》相比，它们是太不一样的东西了——，在这场关于凶杀案的询问中，没有人说谎；每个人都没有任何心理障碍地描述着这场“约会”的前奏；因此，这是一部无关杀人的罪行的影片；恰恰相反，这部影片中的杀人，甚至没有一场散步、或为了一场饭局而凑钱这件微不足道的小事重要；而死者的化妆，甚至比她的死亡更加重要；这场死亡，没有扰乱生活的秩序，因为她仅仅是个妓女，没有家人、没有朋友、没有仇人。
比杀人更重要的，是杀人路上的阳光和阵雨、是心不在焉的口哨、是两对少男少女坐在公园长椅上吃三明治、是躺在城市边缘上的一首歌曲、是一场突如其来的舞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