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恐犹症到大屠杀——《德国反犹史》

“不久前，关于大屠杀，我做了一场让我神经崩溃的噩梦。梦是这样开始的……”
以弗洛伊德“梦的解析”的方式，克劳斯•费舍尔开始了对那场人类历史上的“噩梦”的缜密叙述。对这场大屠杀，很多人有过各种各样的叙述和解读；这本书则提供了一份德国人自己的答卷——仅仅凭借德国历史中源远流长的对犹太人的歧视，并不足以解释大屠杀发生的原因，“只有当这种对犹太人的憎恨超越歧视而到了一种病态的心理层次，只有当对个别犹太人的敌意和对整个犹太民族抽象的极端非理性憎恶融合到一起时，我们才可以建立其和大屠杀的因果关系”。
依此思路，作者从遥远的圣经时代对犹太人的指控（“他们谋杀了基督”）开始叙述，历经十字军东征（1096年）和宗教裁判所时代对犹太人的大肆杀戮、宗教战争时期的衰退（1540年-1648年和接踵而来的启蒙运动）、19世纪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浪潮对犹太人潜在的毁灭性打击、直到一战和二战中迅猛发展的排犹运动，最终达到了大屠杀的“噩梦”。其间，作者频频使用“谬见”、“鬼神学”、“非理性”、“恐犹症”这样的心理学词汇，富有洞见地阐释了德国历史如何一步步走到了希特勒对犹太人的“最终解决”。
这一历史链条充满着令人惊讶的细节和出人意料的史实，一些尚未被“唤醒”的德国民族中司空见惯的“反犹梦魇”，就这样在作者的笔下再次浮现。它就象一面镜子，使读者真切地看到了一种久已存在的“谬见”如何逐渐演变成德国/犹太关系的残酷现实。在阅读过程中，我们会遇到诸如马丁•路德这样“德国第一个伟大的民族预言家、德语的锻造者”是如何说出一系列针对犹太人的“恶毒话语”、德国浪漫主义运动是如何呈现出他们“黑暗”的一面、1879年威廉•马尔如何创造出“反犹太主义”一词、一战中普通德国人如何被民族主义情感所陶醉、希特勒上台前后德国知识界如何陷入偏执的“恐犹症”和“领袖崇拜狂”之中、最后，希特勒如何在《我的奋斗》一书中发明了针对犹太人的18种恶毒的“绰号”，并在上台后成功发动了历史上最激进的种族清洗运动……同时，我们也会遇到一些受此“恐犹症”的心理暗示而带有憎恨自己民族倾向的一些著名的犹太“叛徒”：马克思（他最终发展出了批判资本主义的伟大思想，而资本主义被认为主要是犹太人的发明）、弗洛伊德（他发掘出了被德国人认为属于犹太人“阴暗”特性的“潜意识”）等等；最后，我们也在一些声誉卓著的犹太人（例如海涅、马克思、爱因斯坦、弗洛伊德等）中间发现了可贵的正义和清醒的理性，尤其弗洛伊德的理论，对于本书的深层论述来说尤为重要。作者认为，“弗洛伊德对历史的亲和力不仅仅是他的犹太自我意识中学者气质的特性；这也是他将世界从谬见中剥离出来的一种高度发展的分析能力”，或许正是基于此，作者使用了颇具精神分析色彩的“困扰”（Obsession）一词来作为书名，并在丰富翔实的史料支撑和有条不紊的叙述下，逐步发现了德国这一“健康肌体”内部潜在的“病灶”——恐犹症，这种“病灶”甚至从未彻底治愈过，并最终爆发为“大屠杀”的噩梦。
但需要强调的是，作者并非意在指责全体德国人，恰恰相反，他将大屠杀看成是“由一个其官方资料皆不可信的犯罪政权所为”，并列举了七个主要原因：（1）纳粹权力精英统治的生物种族世界观；（2）在独裁的警察政府中宣传所产生的影响；（3）独裁的官僚机构成为共犯；（4）文明束缚的崩溃；（5）战时情形的遮掩以及残酷的苏联战役产生的影响；（6）被征服国家与附属国的联合；（7）受害者处在一个冷漠的世界里且一味消极忍受。这样，本书形成了非常清晰的道德观点，并紧扣“人的因素”来论述。这有别于大多数同类著作的写作立场（例如齐格蒙•鲍曼的《现代性与大屠杀》、汉娜•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耶路撒冷的艾希曼》等）。

《德国反犹史》
[德]克劳斯•P•费舍尔 著 钱坤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