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权主义的起源·色戒

最近在看一本有魔力的书：《极权主义的起源》。
这本书是绿色的封面，共分为三部。是漢娜·鄂蘭（我喜欢这个台湾译名，比“汉娜·阿伦特”更象一个哲学家的名字，后者则象某部关于小酒馆的通俗小说中的名字）的第一部作品。我没有这本书的原版，有的是复印版。因此，它成了和原版不一样的开本。自从我得到了它，我就把它放在床头，每天睡觉前，我都会看上它两眼。几天过去了，我发现，我总是在同一页的同一个地方睡着了。早晨的时候，这本书总是呈现出它昨天晚上打开时的样子。
这本书是关于异常严肃的主题：反犹主义、帝国主义、极权主义。这构成了本书的三部分。作者为每一部分均写了独立的序言。这本书，作者从1945年即开始写作，1949年写成，1951年出版，初版时的名称是《我们当前的负担》（The Burden of Our Time）。在1958年的修订版，她增加了一篇类似结论的文章，题名为“意识形态与恐怖统治”，书名也改成现在的名字（见蔡文英为该书所写的导读）。除了1958年修订版增加的部分之外，初版序言写于1950年夏、三个部分序言写于1967年7月、1966年6月。漢娜·鄂蘭可以说是序言、结语和后记的高手。在关于以色列的那场艾希曼审判的报道中，她的“结语·后记”清晰阐述了她的关于“平庸的恶”的思想（这也可看成是对《极权主义的起源》中的“绝对的恶”的观点的修正），引起巨大争论——其实，有什么好争论的呢？当试图把“恶”排除在我们日常生活之外时（也即把“恶”当作某种极端状态），我们便获得了比“恶”本身更值得警惕的伦理暴力。漢娜·鄂蘭通过不断地修正自己的观点、以及密切关注世界上的各种“极权主义”事件，使她的思想始终保持在异常坚决的“平等”和“爱”的水平线上。
漢娜·鄂蘭的思想对中国的重要性无论怎样高估都不过分，特别是对我们民族当中历史悠久的、相信有“绝对的恶”存在的不成文思想来说（这种思想以相信有“绝对的善”镜像式地反射出来），更加值得借鉴。这些日子以来，关于“道德楷模”的报道明显增多了；其实这不仅是一次官方大规模的宣教活动，在民间，历来对人的评价的术语都离不开“道德”：他是个好人；他是个坏人；他不好不坏；他虽然没什么能力，但是个好人；他虽然是个坏人，但能力挺强……和这种道德评价习惯相关的，是我们对“法”的普遍漠视，甚至，将对“法”的服从转化成“道德”语言：最著名的例子是”八荣八耻”：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当“法”自身无法起到约束作用、转而求助“道德”之时，“法”的存在意义便大打折扣了；而“道德”本身，却没有什么能够适合现代社会的硬性尺度，那么，这种转化便隐藏了非常危险的“反现代”倾向。
另一方面，对“绝对的恶”的全民性讨伐，可以非常轻易地导向各种极端主义。当年审判“四人帮”，便是很好的案例。江青被从道德上极力丑化和贬低；江青等人在文革中也习惯于使用道德语言贬低和丑化她们的对手。这种案例今天频频发生，大多数集中在诸如天涯社区这样的“道德大市场”中（由这个社区所制造的诸多话题，例如“卖身救母”等等，均体现了浓厚的“道德意味”）；更可怕的是，当道德捆绑了民族主义的时候，它可以催生世界上最“极端的恶”——这便是希特勒的第三帝国对犹太人发生的事情。
再过一些日子，李安的《色·戒》就要放映了。我惊愕地发现，从前有那么多人喜欢着张爱玲，也喜欢李安；而当李安使张爱玲的这篇有关汉奸的小说成为焦点时，网上开始有了一种令人不安的声音，要求抵制这部电影。抵制的理由有：1、认为它亵渎了女民族英雄；2、认为李安是个台独分子；3、此外还有一些愣挑毛病的，例如，认为李安把西藏说成了印度的，要求“万人抵制”等等。
这些理由、号召、联名等等，其背后有着强烈的对于“服从集体命运”的要求，个人在此不得发出自己的声音。而漢娜·鄂蘭所谓“平庸的恶”，其核心便是“服从”。而要克服这种见到权力和命令和“服从”的痼疾，需要好好地从研究“不服从”的传统开始。
这里是汉娜·阿伦特的论公民不服从。
这里是Woody Allen所写关于公民不服从行动之简明实用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