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记者阿班在动荡的中国

　　就像托马斯·曼的《魔山》故事一样，1926年年初，美国人阿班在旧金山订了一艘老船西伯利亚战神号的往返船票，本打算在中国只待6个月，最后却待了15年，并且成为《纽约时报》驻华首席记者，深深陷入复杂多变、危险刺激的远东迷局当中，不能自拔。

　　在广州，他体会到了中国历史的加速度，“政变一场接一场，快得让人透不过气来”，他确信已找到“最大的新闻故事”。判断局势是困难的，这需要敏锐的新闻洞察力，更需要广泛深厚的人脉和运气。15年里，他报道了北伐战争、东北易帜、蒋冯阎大战、中东路战争、济南惨案、“九?一八事变”、西安事变等等，直到上海成为“孤岛”的最后一刻。同时，他也从默默无闻的普通记者，逐步成为中、美、日等国诸多名人政要的座上宾。

　　在中国的15年，“乃是由连串的冒险、广泛的旅行及与创造亚洲历史的各色人等打交道组成的”，对于阿班来说，当时的中国事务是特殊的、暧昧不明的，永远无法把握它深藏不露的运行规律；另一方面，它也是好莱坞情节剧式的，动荡不安，诡谲多变，人人都想看它的一场好戏，机会来临时，甚至还想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然后，在大戏落幕之时，“华丽转身 ”，回到自由安全的老家撰写“我在中国的XX年”之类的回忆录。

　　阿班的回忆某种程度上也符合这种特点：作为新闻记者，他需要给他的读者提供有关远东局势的准确判断及其依据( 消息源)；作为《纽约时报》记者，他需要“不偏不倚，无私无畏，不分党派、地域或任何特殊利益”(这是这家国际大报的方针)；但他似乎更享受中国事务的好莱坞性(做新闻记者之前，在好莱坞做了一年故事和字幕写手)，也就是“有大事要发生”的那种剧情紧张感。

　　他掌握着远东新闻的权力，这权力的来源，自然有赖《纽约时报》的金字招牌，也和他与中国政府高层及日、美、英、苏等国在华最高层的深厚的私交有关。凭借这两点，他挖到了很多有关远东的全球独家新闻，深深影响了各方的局势判断。他甚至介入中国的政治，展开了一场营救胡适的斗争，并最终获胜。

　　在1929年8月3日的《纽约时报》社论中，他说，“作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中国最杰出的思想家，在胡适冒险对国人道出实情时，他的声音，应该去倾听，而不是去压制。”他把这篇社论在远东各大报刊广为散发。4天后，胡适被无条件释放。

　　他与日本各种人物的交道危险重重。日本便衣对他的监视、迫害以及试图和他做新闻交易倒在其次，更让他难以招架的，是新闻中立的操守和作为美国人预感到要和日本人有一场硬战的那种内心冲突。在大多数时候，他对他的日本朋友们(作为他的消息来源)很忠诚地信守了保密的诺言；但最后，他还是因为深深卷入日美利益冲突而被日本军队逼离了中国。

　　次年，珍珠港事件爆发，日本和美国正式成为交战国，而阿班再也没有回到中国。他的中国冒险故事，没有续集了。

　　在后记中，阿班一边描述着回国后安逸的日子，一边仍在惦记着“西藏的日出”、“戈壁沙漠里蜿蜒前行的驼队”，乃至对手报纸上语焉不详的“广东省政府主席的事，背后是否另有玄机”等等。他的手指，“一离开远东紊乱而有力的脉搏，便觉得无所适从了”。

　　《民国采访战》［美］哈肯特·阿班著 广西师大社08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