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聚会

昨天早上6：00就起床了，因为要赶去大兴参加研究生毕业7年同学聚会。之所以定在大兴，是因为我们有一位同学是大兴广播电视局的局长。
一路上换了各种交通工具：先是家门口的蹦蹦车，到了传媒大学地铁站，乘坐八通线城铁，在四惠换乘1号线地铁，在东单换乘5号线地铁，刘家窑出来后，打了一辆出租车，手里攥着路线图东张西望。进入一片乡野地带。西瓜还没有成熟。在不断向早起的当地行人问路之后，终于在8点多一点到达约定地点：某研社会议中心——过不了多久，此地将成为“回忆中心”。
前台大厅只有几个服务员懒洋洋地坐在那里。我来到餐厅，发现有几位早起的同学已经坐在那里用餐——他们头一天下午就已经到了，踢了足球、卡拉了OK，打了牌，还挖出不少当年的“段子”，例如关于通县游泳场的等等。坐定之后，某位刚刚当了母亲的美女同学临时客串起“服务员”给我盛了碗豆浆。不一会儿，陆续有同学起床下来吃早餐。毕业7年，很多同学也不经常联系，有些竟互不相认了。
我换好了纪念T恤，和组委会的同学来到即将举行“颁奖晚会”的地点，做一些准备工作。更多的同学陆续到来。其中，班长段同学亲自携带着自己的一只“断臂”来到会场——他大概以为这里是“断臂山”吧。某凤凰卫士的某人有约的著名制片人志雄同学也来到了现场，我仍然记得他当年的那款像极了半导体的SONY手机。
9点多的时候，大屏幕上放起了烟花，晚会（其实是早会）正式开始。我们的著名同学鲁健坐在演播间，开始了他不三不四的《中国新闻》之“大兴同学聚会现场报道”。
第一个环节是“英雄母亲”奖。没想到成了晚会的“煽情点”，一位美女同学开始泣不成声，痛诉生活的不公——和老公两地分居多年，很孤单等等。其他英雄母亲也开始声泪俱下。这让我想起头一天晚上准备礼物时，写在卡片上的一句话：“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凯鲁亚克”。倒挺应景。
接下来，颁发了各种不三不四的奖，计有：著名娱记奖、著名叫兽奖、著名财富奖等等。最想不到的是，新华社的邱男同学在神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悄悄搞定我们班的国轶女同学。十年来，这个秘密一直隐藏得挺好。
其他秘密包括：……太多了，记不起来了。
最后，我和其他三位同学被光荣地授予“走进文学奖”。这个环节让我想起当年整天坐在电脑前，面对着6号楼里踽踽独行的各种蟑螂，下午的时日悠长，同屋刘海的电脑里传出“天呕呕”的歌声（见很早之前写的一篇小文），于是我们知道，肚子饿了，便不约而同地拿吃饭盒来到食堂……关于电脑，以及它和我们的青春一样虚弱的内存和CPU的故事，我不想多说；那是我第一次用上电脑。为了练习打字，我居然写了20集的电视剧，名字叫《欲望城市》（千真万确，就是叫这个名字，那时候，今天风行的美国同名剧集还根本不存在呢），可惜瞎了眼的投资商没有看中这个融合了都市伦理爱情以及商场斗争黑社会火拼乃至退役的小学语文教师和不可能的美女的胡闹爱情等等的黑色喜剧。当年流行的是《牵手》，一种告诉大家，你再出轨也没有用，最终还是回到老婆身边，因为共同的岁月比他妈什么其他的都有力量的滥俗玩意儿。这个电视剧在某些地方具有今天的《疯狂的石头》的黑色品质。不过，我已经好多年都忘了这个本子了。如今，当年用过的电脑，以及3.5吋软盘都已不复存在。
这个环节中，才女喻江同学还回忆了半夜回宿舍刘海同学为她开门的往事。这个我是可以作证的，因为她那天晚上敲我们宿舍窗户的声音也吵醒了我。顺便说一句，我们这个颁奖晚会的串场词儿是她连夜赶出来的，融合了中国新闻体、单口相声体、黄色段子体、手机短信体以及其他不成体统的各种文体，不亚于当年央视的《东方红时空》。
那么最后，是吃饭。然后，搭着同学的车冒雨回家。在车里，几位刚刚做了父亲母亲的男女生同学开始互相交流关于婴儿磨牙以及给予父亲自主管辖权和角色分工的经验谈。由于今天是单双号一起解放的日子，加之雨天，车流缓慢，而我内急，只好不顾颜面，中途下车，随便找了一个地方为北京的绿化做了一点点力所能及的贡献。
然后就是回到家里猛睡，1点多的时候，突然醒来，写了这段文字以记之。

没有植物的电影，不是好电影

没有植物的电影，不是好电影。
植物太多的电影，不是好电影。
看完之后根本记不住里面有什么植物的电影，不是好电影。
在植物身上练武术的电影，不是好电影。
拿植物当摆设的电影，不是好电影。
拿植物当武器的电影，不是好电影。
拿植物做菜、喂猪的电影，不是好电影。
关于植物学家的电影，不是好电影。
关于植物学家失恋的电影，不是好电影。
植物一出现就做爱的电影，不是好电影。
没有植物出现却仍然做爱的电影，不是好电影。
把植物放在室内的电影，不是好电影。
把植物放在室内、然后主人公该干嘛干嘛的电影，不是好电影。
把植物放在广场的电影，不是好电影。
把植物放在广场、然后千军万马将其践踏的电影，不是好电影。
最后，关于植物人的电影，都是好电影。

1、《这个杀手不太冷》：杀手里昂手里的植物如果换成一只宠物猫的话，那这个主人公便是邪恶的人了。他手里的植物是“银皇后”（Aglaonema commulatum cv.英文名：Silvcr Queen），天南星科，又名银后万年青、银后粗肋草、银后亮丝草。Aglaonema读做ag-leon-ema。里昂活在这盆花里。他说：“它是我最好的朋友，永远快乐，从来不提问。”当里昂死去的时候，玛蒂尔德把这盆花种在地里——仿佛里昂能从地里重新长出来。人所不能的，植物能。因它是多年生草本植物。

2、《德克萨斯州的巴黎》：荒漠中踽踽独行的特拉维斯来到弟弟家。他家的外面，有一丛“狼尾草”（Pennisetum alopecuroides (L.) Spreng. 英文名：Chinese fountaingrass），禾本科狼尾草属，别名大狗尾草、戾草、光明草。这种纯粹野外的植物和家庭生活是对立的，它不是观赏植物。“家庭的叛徒”特拉维斯或许在它们面前才能找回荒野的自由感。当他重新燃起对荒野的乡愁时，这丛“狼尾草”被城市的灯光照射得令人焦虑不安。有趣的是，中国人用它来做“苫房草”，建构躲避风雨的温馨的家庭乐园。

3、《美国美人》：这部电影不是关于一个美国美人的，而是关于一种植物，叫做“美国月月红”（american beauty，），也就是月季。这种植物的品种多得令人心烦意乱。不过总之是一种很危险的美。说起来，它还是中国的品种呢，18世纪时传到欧洲，又从欧洲传到美国，最后竟然成了美国的国花。当想到我们中国人家家户户都种上几株、马路上到处都是、多得人们看都不想看的这种市井之花，竟然成了美帝国主义的国花，那种民族自豪感顿时油然而生。说回这个电影，它的主题是：当美国男人遇到精神危机（或者经济危机）时，只有中国能够拯救它——源源不断地输去美女，或者购进美圆。

4、《青木瓜的滋味》：如果这个电影仅仅是用这种植物做菜的话，我已经说了，它不是好电影。它的好处在于：女主人公所关注的，恰恰是富人家做完菜之后剩下的东西：一种晶莹剔透的白色籽粒，带着女性主义的美好和自怜；更要命的是，它还关注了这种植物的白色汁液……事实上，青木瓜“自古就是第一丰胸佳果，木瓜中丰富的木瓜酶对乳腺发育很有助益，而木瓜酵素中含丰富的丰胸激素及维生素A等养份，能刺激女性荷尔蒙分泌，并能刺激卵巢分泌雌激素，使乳腺畅通，达到丰胸的目的”（百度百科）。所谓青木瓜，也就是未成熟的“番木瓜”（Carica Papaya L.），番木瓜科，番木瓜属，又名木瓜、番瓜、万寿果、乳瓜 、石瓜、蓬生果、万寿匏、奶匏，原产热带美洲，至迟12世纪初传入中国。它和《诗经》中所说的“木瓜”不是一回事，后者是蔷薇科木瓜属，谈恋爱用的，而非催奶用的。

5、《亚伯拉罕山谷》：玫瑰。当爱玛的手指在玫瑰花中间探询的时候，我知道，她的情欲已经无可阻挡。但这部电影最令我神往的，是那个长满各种植物的阳台，堕落的阳台。半吊子的神学院学生聂尔逊"还记得他把布兰卡（女仆）抱在怀里的情景，当时是在装着玻璃的阳台，里面种满了海棠花和其他暖房植物，还有那一对鹦鹉，听到这对恋人的呻吟声，就唱出快乐的叫声。”画外音说：“据说，‘阳台’这个词儿来自凯尔特语，它的意思是‘障碍’。也许是这样。不知道为什么它竟然在城乡建筑中如此吃香。它像是伸出肚皮，显示力量，假装欲望。它用来向世人献殷勤，也用来表示个人的身份。它让人家用淫邪的目光瞧它，将风骚淫贱的姑娘藏到暗影之中，同时又是舒服的歇脚之地。阳台与其说是淫邪之地，不如说是情欲之所。亚伯拉罕山谷的那个阳台还经历了一次新的感情事件。爱玛每逢炎热的日子，就在那里度过，怀里抱着刚生的小女儿。”

6、《橄榄树下的情人》：橄榄树，还有那几盆花。你必须把这个故事的背景理解为属于地中海文化圈的语境。布罗代尔在其史学名著《地中海》中，毫不犹豫地用“橄榄树”来定义地中海文化圈：“对于地理学家，地中海从北到南，分别以油橄榄树和棕榈林为界线。南下遇见第一棵油橄榄树时，便来到了地中海，抵达第一个棕榈林时，便已经离开了地中海。”伊朗地区发现野生橄榄的年代比地中海其他地区都早，大约公元前5000年，以后直到公元前3500年才在希腊克里特岛发现油橄榄，以后在地中海沿岸逐步扩大。今年夏天，我第一次在北京植物园看到了传说中的“油橄榄”。油橄榄（Olea europaea L.）又名齐墩果，为木犀科、齐墩果属常绿乔木。

7、《樱桃的滋味》：一部没有樱桃、却叫做“樱桃的滋味”的电影。正如一部叫做《彼岸花》、却没有彼岸花的电影一样——它是在表现此岸。

8、《秋天的故事》：葡萄。侯麦的电影是老男人的电影。葡萄科植物有12属，700余种。侯麦电影中的葡萄是能够酿造葡萄酒的。考古学家考证，人类在10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就开始了葡萄酒酿造。波斯诗人把葡萄酒称为“葡萄的女儿”，老诗人放荡地说：“我休了无育的‘理智’老婆，娶了‘葡萄的女儿’来续弦。”另一篇这样唱道：“树阴下放着一卷诗章，一瓶葡萄美酒，一点干粮，有你在这荒原中傍我欢歌――荒原呀，啊，便是天堂！”但估计谁也没有耶稣狠，在“最后的晚餐”上，他耸人听闻地说：“面包是我的肉，葡萄酒是我的血”。奇怪的是，基督徒们喝葡萄酒喝得乐此不疲。

9、《野草莓》：一定要是“野草莓”，而非市场上出售的那种大颗的所谓“草莓”。这种“野草莓”属于过去时态，不可食用，只能回味。“野草莓”是初恋的滋味，也是少女的芳唇——它是用来挑逗的，特别是在《苔丝姑娘》中，人们记住金斯基，同时也记住了鲜嫩欲滴的野草莓。

10、《牧野村千年物语》：把东方的稻子拍得如此“色情”，小川绅介大概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

参考阅读：
性与水果，香蕉你个芭乐！——这篇文章当年在《后窗看电影》是非常火的，作者2black，不知道现在在干吗。

一个真实存在的地方：Paris, Texas

电影《德克萨斯州的巴黎》（Paris, Texas）把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地名联系在一起，制造了一出有关“家庭的叛徒”的公路电影。有意思的是，在真实世界中，的确存在一个Paris, Texas。它正是位于美国德克萨斯州的东北部，该城镇经纬度是33°39′45″N, 95°32′52″W，面积为115平方公里，现有人口25,898（截止2000年统计）。在维基百科中这样介绍这个地方：
Paris is a city located 98 miles (158 km) northeast of the Dallas–Fort Worth Metroplex in Lamar County, Texas, in the United States. It is situated in East Texas, specifically Northeast Texas, at the western edge of the Piney Woods. Physiographically, these regions are part of the West Gulf Coastal Plain. In 1900, 9,358 people lived in Paris; in 1910, 11,269; in 1920, 15,040; and in 1940, 18,678. As of the 2000 census, the population of the city was 25,898. It is the county seat of Lamar County and serves as business and employment center for the county.
文德斯的电影正是以此地命名。但是，在电影中，所谓Paris的意指却是欧洲的巴黎，而和现实中的Paris, Texas没有多少关系，因为在电影中，这个地方还是一片荒漠，而实际上它早在1824年就有人定居了。1844年2月，商人George W. Wright捐出50亩土地，建立了巴黎镇。当时，这个镇归属于德克萨斯共和国议会管辖。美国国内战争末期，它拥有700个居民，是当地的农牧中心。至于谁起了“巴黎”这个名字，没有人知道，大概是因为当地很多人都是法国移民罢，为了纪念他们的老家，所以起了这个地名。类似的情况也很多。不过后来，当地人倒是很幽默地接受了“世界上第二大巴黎”的自我美誉。而且，当地的确有一个仿制的艾菲尔铁塔，只不过带上了一顶红色的牛仔帽。这个铁塔并非是该镇第一个“艾菲尔铁塔”，更早的时候，还有一座木头制的，不过似乎不太结实，后来竟然被龙卷风给吹倒了。这个小城镇龙卷风特别多，因为它位于"Tornado Alley", 这是美国中部的龙卷风中心。
在Kevin Heubusch出版于1998年的《美国小城市最新排名指南》一书中，该城镇被誉为“德州最佳小镇”。通往该镇的Highways有US 82和US 271。
这是创办于1869年的《巴黎新闻报》的网址。
这是Paris, Texas官方网站。

运河赏月记

歌手唱完了一只歌，下面传出稀稀拉拉的掌声。他似有歉意地说，今天唱的都是老歌。有人接茬说，老歌好。就唱《恰似你的温柔》吧。不一会儿，两个吉他手情意绵绵地唱起了这首老歌。他们坐在运河边一处类似露台的小广场上，他们，两个歌手。下面是一小群喝啤酒的人。我就是其中的一个。另一个在我的旁边，吃着“骨肉相连”，陶醉于今晚的月亮，和轻柔的歌声。有一些年轻人站在不远处，每次歌手唱完了歌，他们就为之鼓掌。我们的右边，是宽阔的河面，河水被两岸的灯光映射得波光粼粼。河的对岸是神秘的黑。我们的左边是沿河大道，有一些游人在悠闲地散步。再远处，是树影婆娑，再高处，是可爱的黄色月亮。它很小，仿佛不知道这些人今天到此是为了自己。
我们要了两瓶啤酒，慢悠悠地品着。一首歌接一首歌，全是老的。它们让我想起不知天高地厚的岁月。北京，在20年前就接纳了我，直到今天我才觉得它的好。全是因为运河。如今我住在运河边上，睡得安稳。今天晚上，我总能想起坐在运河边的两位羞涩的歌手。这好像是很久之前的回忆，而不是几个小时之前的真实生活。
此刻，运河边应该没有人了。歌手也早已经回家了。刚刚还响起歌声的那个小广场，应该结了露水。有一只小蜘蛛也许正在刚刚织好的网上打盹儿。河面安静得向镜子。月光没有重量地打在上面。树的倒影清晰，游船停靠在码头上，夏虫懒散地叫着。一列从东北开来的列车由远及近，在经过铁路桥时，微微震动着下面的河水。车厢里是暗淡的光，旅客们都睡熟了。河水向南流，列车向西走。一瞬间之后，一切又恢复了平静。
如果现在我正在游船上，如果游船正在铁路桥下经过，我会探出头往天上看，直到火车头的灯光消失在茫茫黑夜。然后，我会看向更远处，那里是一片大平原，没有人烟，寂寥空虚，然而宁静。就如历史一般，使我每天的阅读通达澄明之境。
如果现在运河突然改变方向，我也会毫不犹豫地闭上眼睛，任凭它把我带向不可知的远方，随波逐流，穿过东关大桥、玉带河大桥、运河大桥、六环路桥，直向危险的南方。或者干枯成一根骨头，沉在河底，永远无人打捞。那就是我的坟墓。如果那就是我的坟墓，该多好。
无恙蒲帆新雨后，一只塔影认通州。
中秋快乐。

电影所不能享受（而本应享受）的超级待遇，在今天竟然让三鹿奶粉给无端享受了

一部电影和它的观众之间，和一袋奶粉和它的消费者之间的关系是不太一样的。后者是“物”与“人”的关系，或者“产品”和“用户”的关系，而前者实际上是“人”与“人”的关系：是它的主创人员（编剧、导演、演员、摄影等等）在以“人”的身份和同样是“人”的观众对话。在此，他们之间没有像你去商店买东西或去餐馆吃饭时的那种“不满意退款”的服务公约。这和你花钱去听音乐会一个道理。
实际情况是，在中国，“电影”和“观众”之间的关系已被严重扭曲，蜕变成了“物”与“物”的关系。
一方面，中国电影（主要是大片）越来越不把观众当“人”，而是当成“钱包”。它们动用各种宣传资源，把观众的身体（当然是带着钱包的身体）忽悠进电影院，开动5.1声道以及低廉的CG对着这些身体（主要是眼睛和耳朵）狂轰乱炸一番了事。而观众之所以为人的那最重要的部分：心灵，却始终在电影院里处于休眠状态。观众来看电影不是为了解决感官饥饿问题，而是心灵饥饿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有时看完了这些大片，有人会觉得饿的原因。不是他们真的饿了，而是，身体里的某处说不清楚的地方，仍然在饥饿着。国家质检部门无法出台一个规定，要求这些精神产品提供者也遵守“无效退款”的约定。因为他们的确走进电影院坐在舒适的座椅上“看了”这部电影。
但是，另一方面，“看了”并不等于“看见”，特别是当观众把电影当作“物质产品”、而观众同时也处在精神休眠的时候，在电影院里发生的事情很可能是这样：一部35MM电影通过放映机投射在银幕上，造成了一些凌乱的光影，有时焦点清晰，有时模糊，那些叫梁朝伟或者范冰冰的明星们在说着台词，同时，在他们的背后，一些用目前最高级的电脑特技制作出来的三维战士们挥舞着兵器，而DOLBY5.1环绕声发出有些干涩、冰冷的铁兵器相撞的声响，坐在舒适的座椅上陪着女朋友的刚刚加了一天班的某白领男士被震醒，突然发现了银幕上电脑动画的一个BUG，他兴奋地和女朋友谈论着这个发现，接下来，他发现了更多BUG，有些是属于故事，或用专业影迷的术语说，属于“桥段”方面的BUG……这个看电影的夜晚彻底被毁了。这等于消除了电影的精神维度，它所承载的“记忆”、“历史”、“现实”、“心灵”问题，剩下的仅仅是对它的物质“质量”的挑剔和不满。而它如此“低劣”的质量是什么造成的呢？当然是这部电影的缺少才华的导演们，如果让我来拍的话，我一定不会这样这样，而是那样那样……在电影院里发生的事情，究竟和在超市里选购奶粉有什么区别呢？甚至，在电影院里比在超市里更能显示出顾客的优越感，因为，你在没走出电影院时就可以对它挑毛病，而电影本身不会对观众的挑剔提出质疑，但你在超市里挑了一袋三鹿牌奶粉回家给你的孩子吃了之后，仍然发现不了它的BUG，直到有一天，满世界都在说三鹿奶粉的BUG，而你的孩子已深深中毒。而此时，你却发现，政府部门、新闻媒体和生产厂家站在一起为这袋奶粉辩护，你却无能为力——这和你当年众口一辞地成功诋毁《无极》真是不可同日而语啊！《无极》毕竟只是一部电影，它没有对你的孩子的肾结实做出哪怕一丁点儿贡献，你不喜欢它，只不过损失了一张电影票钱而已，你和你的家人还好好的。而三鹿奶粉则不同。它成了你（或你的孩子）身体的一部分。即便有召回政策，恐怕也难以召回你或你孩子健康的肾。
电影所不能享受（而本应享受）的超级待遇，在今天竟然让三鹿奶粉给无端享受了。你难道不应反省一下，你实在对不住一向沉默不语的“电影”吗？它是多么无辜和单纯，你为它花的钱并未对你的身体产生任何影响，在大多数情况下，也并未对你的精神产生任何影响。可是，比起三鹿奶粉（以及其他更多的奶粉），你却对电影似乎更不客气，也似乎更确凿无疑于它的“质量问题”。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三鹿奶粉是可以被召回的，但是电影却无法召回。你看了就是看了，你觉得亏了也没有办法。它召不回。这大概是你对一部电影不满意却又无可奈何、甚而最终产生极端的愤怒情绪的原因。仿佛你越对一部电影进行谩骂和诋毁，你就越能从你的身体里驱逐这部电影似的。你错了。电影不是奶粉。没必要这么惶恐和愤怒。电影是一个人。你不喜欢这个人，顶多不谈论它就是了。干吗还要做愤怒状呢？你再愤怒，电影局也不会宣布让电影公司把它召回。
顾客总是不满意的。似乎只有这样才能显示出他们是“上帝”。而严格说来，他们不是“上帝”。谁都不是。电影和观众之间，只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如果你和它做不成这种关系，那么，为什么不悄悄地走开，而去说些甚至去超市买奶粉时都不会轻易说出来的损话呢？这已经不是影评，而是在饭馆里吃完饭之后，在碗里吐口水。

上面这些，是看了这篇谈论《立春》的文章（链接失效）以及其他认为《立春》只是崇洋媚外的文章之后而产生的一些感想。
我当然认为，《立春》在某些地方的确有可能产生让观众对所谓“西洋艺术”死盯不放的不策略之处（特别是那位自称是这个城市的一桩“丑闻”先生出场之后）。但是，这种不策略只说明了一件事：顾长卫对今天有些观众的年幼无知太低估了。他们对历史一无所知，对现实一无所知。他们不知道，在整个八十年代甚至到九十年代初期，“西洋艺术”在中国的确有过全社会范围的过度评价，而小县城里搞艺术的的确非常自命清高，而北京在当时的确就是中国的“巴黎”……而到了92年小平同志在南海那边“画了一个圈”之后，整个中国的确就开始了延续到今天的“物质化”进程，而搞艺术的（特别是搞“西洋艺术”的）无论在小县城还是在北京（请注意王彩玲到北京那个歌舞院后，主管告诉她，她们自己团里的演员都没有足够的演出机会了），都失去了他们最好的时代……这一切就是故事的基础，你如果足够成年，那么决不会认为是顾长卫在讴歌“西洋艺术”贬低民族艺术。顾长卫只是个讲故事的“人”，而他经历过那个时代，他本人在电影中也的确忠实地再现了那个时代（请注意电影里的诸多细节，例如BP机，例如亚运会，参见拙文蠢蠢欲动的九十年代：顾长卫《立春》中的历史和现实 ）。
而更可贵的是，顾长卫在王彩玲回到老家之后，开始更加“露骨”地表明他对于“俗世伦常”的市井生活比对所谓“西洋艺术”的不食人间烟火更加地肯定（另一个证据是，他在表现王彩玲执著地要到北京的前半段，基本采用的是“喜剧”风格）。顾长卫比中国其他导演更早地关注过中国的人间烟火（例如他早年间曾经主持拍摄过在中央电视台产生广泛影响的“知识改变命运”的公益广告，通过那个系列广告，人们看见了很多生活在古老山区以及现代都市的个人奋斗故事）。
你可以说顾长卫对于他所曾经经历过的精英文化（基本上可以等同于“西方文化”，也就是《河殇》所宣扬的“蓝色文明”）受宠的八十年代的逝去的确有某种叹息（也仅仅是叹息而已，就如王彩玲最后一次到北京在天安门广场时的那一瞬间恍惚），但如果你认为作为导演的顾长卫认同《立春》里的主人公的精英观点，那很可能是你的一厢情愿而已。主要问题在你自己。因为影片表达得清楚不过了，只是你没“看见”。或不愿“看见”。
因此，最好还是去谈论三鹿奶粉吧。这倒比较简单。只是一些物质配方。

美国记者阿班在动荡的中国

　　就像托马斯·曼的《魔山》故事一样，1926年年初，美国人阿班在旧金山订了一艘老船西伯利亚战神号的往返船票，本打算在中国只待6个月，最后却待了15年，并且成为《纽约时报》驻华首席记者，深深陷入复杂多变、危险刺激的远东迷局当中，不能自拔。

　　在广州，他体会到了中国历史的加速度，“政变一场接一场，快得让人透不过气来”，他确信已找到“最大的新闻故事”。判断局势是困难的，这需要敏锐的新闻洞察力，更需要广泛深厚的人脉和运气。15年里，他报道了北伐战争、东北易帜、蒋冯阎大战、中东路战争、济南惨案、“九?一八事变”、西安事变等等，直到上海成为“孤岛”的最后一刻。同时，他也从默默无闻的普通记者，逐步成为中、美、日等国诸多名人政要的座上宾。

　　在中国的15年，“乃是由连串的冒险、广泛的旅行及与创造亚洲历史的各色人等打交道组成的”，对于阿班来说，当时的中国事务是特殊的、暧昧不明的，永远无法把握它深藏不露的运行规律；另一方面，它也是好莱坞情节剧式的，动荡不安，诡谲多变，人人都想看它的一场好戏，机会来临时，甚至还想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然后，在大戏落幕之时，“华丽转身 ”，回到自由安全的老家撰写“我在中国的XX年”之类的回忆录。

　　阿班的回忆某种程度上也符合这种特点：作为新闻记者，他需要给他的读者提供有关远东局势的准确判断及其依据( 消息源)；作为《纽约时报》记者，他需要“不偏不倚，无私无畏，不分党派、地域或任何特殊利益”(这是这家国际大报的方针)；但他似乎更享受中国事务的好莱坞性(做新闻记者之前，在好莱坞做了一年故事和字幕写手)，也就是“有大事要发生”的那种剧情紧张感。

　　他掌握着远东新闻的权力，这权力的来源，自然有赖《纽约时报》的金字招牌，也和他与中国政府高层及日、美、英、苏等国在华最高层的深厚的私交有关。凭借这两点，他挖到了很多有关远东的全球独家新闻，深深影响了各方的局势判断。他甚至介入中国的政治，展开了一场营救胡适的斗争，并最终获胜。

　　在1929年8月3日的《纽约时报》社论中，他说，“作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中国最杰出的思想家，在胡适冒险对国人道出实情时，他的声音，应该去倾听，而不是去压制。”他把这篇社论在远东各大报刊广为散发。4天后，胡适被无条件释放。

　　他与日本各种人物的交道危险重重。日本便衣对他的监视、迫害以及试图和他做新闻交易倒在其次，更让他难以招架的，是新闻中立的操守和作为美国人预感到要和日本人有一场硬战的那种内心冲突。在大多数时候，他对他的日本朋友们(作为他的消息来源)很忠诚地信守了保密的诺言；但最后，他还是因为深深卷入日美利益冲突而被日本军队逼离了中国。

　　次年，珍珠港事件爆发，日本和美国正式成为交战国，而阿班再也没有回到中国。他的中国冒险故事，没有续集了。

　　在后记中，阿班一边描述着回国后安逸的日子，一边仍在惦记着“西藏的日出”、“戈壁沙漠里蜿蜒前行的驼队”，乃至对手报纸上语焉不详的“广东省政府主席的事，背后是否另有玄机”等等。他的手指，“一离开远东紊乱而有力的脉搏，便觉得无所适从了”。

　　《民国采访战》［美］哈肯特·阿班著 广西师大社08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