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对的、唯一的死亡事件

我经历的死亡有限。谈论死亡不是我的长项。下面我简单谈谈。
我经历过我爷爷的死亡。那时我还很小，人们为我的爷爷忙乱着，棺材、灵幡、纸钱都正在准备，然后，出殡那天，人们大声地哭着，我却不知道怎么办，有人告诉我，你应该哭；我妈妈在哭的间隙回过头骂着孩子们，大意是，你们的爷爷死了，你们却不知道哭，等等。我对我的爷爷很陌生，似乎从来没有说过话。
我经历过我三哥的死亡。那时候，我也不知道哭，而是自作主张地去找他的“仇人”说理——我固执地认为，是前几天和我三哥打架的那个小子害死了他；我去了他家，之前我从来不去别人家里串门，那家人把我让进了屋子里，似乎很吃惊，然后，甚至招待起我来，而我却语无伦次地说到了我三哥的死，并且要他们家负责，他们家的大人说让你们家大人来，我说我就是大人……后来，不知怎么的，我和他家的那个小子打了起来。后来，我二哥来了，还狠狠地打了我。我非常委屈，觉得我们家没有人替我三哥的死说话了。他出殡的时候，我却仍然没哭。
我经历的死亡有限。亲人的死亡没能让我哭泣和悲伤，这注定了我是个冷血动物。
有一次，我参加一个葬礼。那是我第一次参加葬礼。在齐齐哈尔那样的一个重视血亲的城市里，在葬礼上的人尽管可能会有那么一点点亲属关系，但互相都不认识。吃饭的时候，我坐在一群陌生人中间。死者的儿子拿起话筒，“喂喂”了两声，开始讲话。他感谢了大家，最后，代表家属，“向各位领导、各位来宾致以诚挚的谢意！”然后，鞠了三下躬。我很自然地鼓了两下掌。突然发现，整个餐厅只有我一个人在鼓掌，那孤零零的掌声格外不协调。我尴尬极了，差点没笑出声来。好在，没人计较。于是，吃饭、喝酒。
我父亲去世那年，我急急地赶回去。一路上想着他的一生，黯然神伤。回到家，有人赶紧往我腰上扎白布条。我说，等一等。他们以为我会有什么充满感情的举动呢。我说，我得先上个厕所。我在厕所里缓解了一下我的紧张——我的紧张是这样的：本来，我的感情可能是自然的，但是，在这样一个非常多人在场、非常讲究形式主义的场合，我无法做到该哭的时候哭，该怎样时怎样。我的心里忐忑不安。我想，我可千万要该哭的时候哭啊。过了一会儿，我和大家去了火葬场——我的父亲已经躺在了那里。令我惊讶的是，他的身体从某个地方被拖出来时，已经冰冻了。有人在旁边主持着，说着一些这个场合该说的话。我非常不适应，似乎，我的手被人生拉硬拽地往他的脸上摸了一下，我下意识地缩回了手——我的父亲的脸已经僵硬、冰冷了。我心里一片空白，我意识到，这个时候，我该哭了。可是，我如此冷血，我居然无动于衷！……整个葬礼上，包括火化前的告别仪式上，我都没有哭。我不会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哭。我不会。这个场合太过喧闹。整个葬礼，我的心里一片空白。回到家里的时候，我在卫生间里无声地流下了眼泪。我心想，我的父亲终于结束了他苦难的一生。他连天安门都没见过。
我经历的死亡有限。它们大都是一个个具体的死亡。
对于一个个具体的死亡来说，它们的意义在于活着的人，更具体地说，在于和那个具体的亡者有关系的、活着的人。他/她不再能和那个死亡的人说话、不再能看到他/她的言谈举止、悲喜哀愁，不再能和他/她吵架、欢爱、受到他/她的照顾和责骂、陪他/她喝酒、吃饭、或者，其他的事情。
死亡，制造了怀念。也只有死亡，才能制造怀念。死亡之后，这个人的生命将继续留在人们的记忆中——前提是，人们必须知道这个死亡的人是谁，至少，知道他/她的名字。这就是人们仍然在谈论他们的先人的原因。那个很久之前已经死去的人，他/她的生命仍在活着的人身上延续着。
如果死亡是一大群人的死亡，那么，“死亡”便成了一种抽象的事物，它脱离了具体的个人，成为人口统计学中那个被抹去的数字。战争、灾难，制造了这样的死亡。这样的死亡，制造了悲剧。它无法制造怀念。
死亡对于一个具体的人意味着什么？我是说，对于那个死亡的事主意味着什么？
另一方面，死亡对于28881个具体的个人意味着什么？当我看到四川卫视的女主播宁远[blog]在念着这些冰冷的数字，突然哽咽起来时，我知道，她是一个具体的个人。那些数字不再是冰冷的数字，而是这么多天接踵而来袭击着这位美丽的四川台女主持人的一个一个的具体的死亡事件。因为她的悲伤，每一个数字背后的死亡，都成为具体的死亡事件。绝对的、唯一的死亡事件。
愿亡者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