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超殖民地一日游

天津，在1860年成为通商口岸。在此之前，英法联军曾经攻占了天津。此后，天津开始进入“殖民现代性”的历史。中国的教科书认为，这一进程是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的过程；而美国学者何伟亚在《英国的课业：19世纪中国的帝国主义教程》一书中则以“去疆界化”和“再疆界化”这两个术语论证出了，事实上和欧洲列强的其他殖民地一样，中国同样经过了严格的“帝国主义课业”，甚至比起单一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印度来说，这一“课业”更加严厉，无异于完全的“殖民地”化；在这一严厉的帝国主义课业之中，天津扮演了非常重要的位置：对中国人造成巨大屈辱感的焚烧圆明园事件，就是从天津至北京的“换约”途中开始的。而在关于天津的卫生状况的《卫生的现代性：中国通商口岸卫生与疾病的含义》（[美]罗芙芸著）中，则用“超殖民地”来形容近代中国，特别是天津这一“中国所有通商口岸中拥有外国租界最多的一个”城市。所谓“超殖民地”，按照作者的阐述，并非一个理论模型，只是用来描述“多种殖民主义分割一个城市空间时所产生的潜在内涵”。作为北京的缓冲城市，天津口岸聚集了日、法、英、德、比、俄、奥匈、意八个国家的租界，成为“展示帝国主义繁荣的橱窗”，而这一“超殖民地”的景观，在天津五大道[1]的多国建筑风格中呈现得最为充分。这里汇聚着英、法、意、德、西班牙等国各式风貌建筑230多幢，名人名宅50余座。有意味的是，除了外国人建立的天主教堂、金融机构以及私宅之外，这里保存下来的却是大量的中国商人、买办、医生、官僚、外交家及教育家的公馆、私宅，这些有权有钱有势的中国人，不完全是天津本地人，其主人涵盖了中国很多其他省份和城市。这些外省的成功人士纷纷到天津置业，似乎也可被看成是一种中国的“内部殖民”[2]，而其中最多的，便是通常被称为“买办”[3]的中国商人。这印证了何伟亚的论断，“在通商口岸，中国商人常常经营得非常成功，甚至于……他们才是真正的商人，而外国商人只不过是他们的‘代理商’而已”。
中国的富贵阶层喜欢住在租界，最主要的原因是这里的公共设施、卫生环境、法律制度以及生活习惯等等比较“文明”、“现代”、“洋化”，而中国人的社区则显得拥挤、肮脏、凌乱、危险。关于租界的“文明”生活气息，甚至仍然可以从这些保存完好的西式建筑中见出一斑。我们可以想像这样一个场景：某一个月明风稀之夜，刚刚去了小白楼的平安电影院欣赏了《歌舞升平》之后的某位买办之小姐，被她的追求者——一个出身良好、性情优雅的国民党高官之子用小轿车送了回来，在爬满青藤、树木葱葱的睦南道小小地散了一会儿步之后，小姐发现，他们到了家门口。这是一幢西班牙风格的二层小洋楼，树影婆娑间，院子里仍可见灯光明灭，父亲的房间里传出留声机的歌声，那是一首西洋歌剧的插曲；仆人们已经睡熟，巡警在不远处巡逻。清风习习，月影徘徊。小姐的面庞感觉一阵燥热。刚才的电影里那些大胆的场景让她浮想联翩。这时，那位优雅的公子突然凑上前来，轻轻吻了一下她的面庞，然后非常自然地说了一声：“晚安。”便后退到小轿车前，微笑地看着她。小姐带着一丝怅惘，按响了门铃。这时，留声机的声音戛然而止，接着，传出了一声枪响……
租界的生活大抵如此。当然，结尾那一幕是不会发生的，因为，租界里的治安状况一直非常良好。租界的整洁、安全、文明生活，给中国人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印象，以至仍然影响到今天的中国房地产业。而对于西方人自己来说，则可能是另外一番印象。罗素曾经写道：
租界的街道平坦，灯光明亮，房屋都是西式建筑，店铺里陈列着欧美的商品。而在租界旁边往往就是中国人住的地方，那里街道狭窄，店铺布置得喜气洋洋，空气中弥漫着中国特有的气味。穿过一道大门，眼前又冒出一道；在兴致勃勃地领略了老镇的凌乱美之后，欧洲的清洁和赴宴般的端庄毫无美感，给人一种奇怪而又爱恨交加的复杂感受。在租界里感觉安全、宽敞、卫生；而中国人居住的地方别有风情，拥挤不堪，疾病丛生。我虽然爱中国，但这些在同一城市中的景物过渡常常让我意识到自己是欧洲人。对我来说，中国的方式并不意味着幸福。但在对贫困和疾病的原因作了必要的推断之后，我倾向于认为：中国人的生活给中国人的幸福要比英国人的生活带给英国人的幸福多得多[4]。
罗素所谓“中国人的幸福”，在天津大抵可以体现为浓烈的市井生活：听相声、看电影、吃狗不理包子、喝大碗茶、放风筝、逛“皇会”、买杨柳青年画、看泥人张的绝活儿、去城南练义和拳……这一切，就在租界旁边每天发生着。外国人进驻天津之后，和其他口岸不同，市政机构（天津都统衙门）由中国人组成，并自觉地进行“帝国主义课程”的训练：城市建设、卫生系统等文明课业作为一种体现中国人“文明化”的过程在上个世纪初的天津展开，使天津成我展现我“大清王朝”能够与世界文明接轨的一方窗口。从这个意义上说，天津可以说是两种文明的角力场。西洋化的事物在天津要比在北京更加容易见到。以电影为例，据《中国天津电影史话》记载，天津不仅拥有中国第一家正式的电影院权仙电戏院（1907年，比公认的上海虹口大戏院要早一年[5]），而且，电影院的数量和规模也是非常突出的，可称“华北电影重镇”。罗明佑甚至把他的华北电影有限公司的总部设在了天津，北京仅是分理处。电影院的服务也特别好，权仙电戏院“园中上下，修饰华美，炉烘温暖，电光灿烂，非别园可比”。为方便夜场观众回家，该园“特向电车公司定下电车数辆，每夜散戏，候于园左，以送抵城之客，所费六铜子而已”。
这是“义和团”运动被剿灭后的一个重要后果：1900年，交给世界一个中西文化继续在街头展开“冷战”的独特城市。
以下是我们在五一期间，去天津短暂的一日游中所见到的五大道建筑，其中一些保存完好；而另一些，则面目可疑；有趣的是，很多建筑里仍旧住着当地居民，而院墙上则贴着政府的保护标志，有“一般保护”和“重点保护”，而“一般保护”的，有些很有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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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坐落在天津市和平区成都道以南，马场道以北，西康路以东与南京路交口以西长方形地区内的成都道、重庆道、常德道、大理道、睦南道、马场道地区，共有22条马路，总长度为17公里，总面积1.28平方公里。拥有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建成的英、法、意、德、西班牙不同国家建筑风格的花园式房屋2000多所，占地面积60多万平方米，总面积100多万平方米。其中风貌建筑和名人名居有300余处，被公认为天津市独具特色的万国建筑博览会，又被称为五大道地区。参见：百度百科-天津五大道。
[2]前不久，我在《闯关东》这部电视剧中同样看到一些主人公们以到天津置业为潮流。
[3]买办亦称“康白度”（葡comprador）。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中，替外国资本家在本国市场上服务的中间人和经理人。原指欧洲人在印度雇用的当地管家。在我国，指外国资本家在旧中国设立的商行、公司、银行等所雇用的中国经理。“买办”一词，明代专指对宫廷供应用品的商人；清初专指为居住广东商馆（见“十三行①”）的外商服务的中国*公行的采买人或管事人。鸦片战争后，废止公行制度，外商乃选当地中国商人代理买卖，沿称买办。其性质既是外商的雇员，也是独立商人。嗣后，外商为了减少买办的中间佣金，逐渐采取与中国人直接交易的方法，买办遂转化为单纯的外商雇员，称“华经理”或“中国经理”。（《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年版。） 有关中国近代“买办阶层”的论述，参见：
1、鸦片战争前的买办和近代买办阶级的产生
[4]罗素：《中国问题》，学林出版社，1996，57页。
[5]关于中国最早的电影院是哪一家，至此有三种说法：1、上海：1908年12月22日葡萄牙人雷玛斯创办的虹口活动影戏园；2、天津：1907年1月8日美国平安商人开设的权仙电戏园；3、哈尔滨：1900年由俄籍犹太人在道里中央大街创办的皆克斯坦影院（又名大陆影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