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林七贤：中国异议分子的最早历史

公元263年的春天，发生了中国最早的学生请愿活动。起因是当局判处著名的异议分子、古琴演奏家嵇康死刑。和今天中国当局对于异议分子的看法一致，当局认为，以嵇康为首的一小撮在“皇道开明，四海风靡”的和谐社会里，有组织、有预谋、居心叵测地用“异口之议”“乱群惑众”，使来之不易的稳定大局面临破坏的危险。稳定压倒一切，“今不诛康，无以清洁王道”。他被判刑，按照今天的观点来说，是“言论罪”。
嵇康都“议论”了些什么呢？不是“颠覆政府”之类的政治问题，不是为老百姓“维权”之类的法律问题，也不是泄露国家机密、里通外国的间谍问题，更不是什么“匈独”之类的分裂主义问题（人家本来就是“独立国家”，所谓“五胡十六国”是也）。他基本上都是在议论“形而上”的问题（“玄学”）。
他说，人应该学会“养生”，如果“导养得理”，人活上个千八百岁不成问题；怎么才能“导养得理”呢？他说，“守之以一，养之以和。和理日济，同乎大顺”，总的来说，人的欲望不应该太强烈，而应该“知酒色为甘鸩，弃之如遗；识名位为香饵，逝而不顾”。贪恋富贵和权位，是会折寿的。
他说，自然界的音声本来有悦耳的，有难听的，这是很正常的（“五色有好丑，五声有善恶，此物之自然也”）。各种各样的声音，无论好听、难听，放在一起，“杂而咏之，聚而听之”，才能成为和谐的音乐。一个好的音乐家，不应该事先给各种声音定性，说它是“哀”的（不好听的），或者“乐”的（好听的）。所谓“声无哀乐”。如果一味挑好听的声音来做音乐，恐怕不是真正的“和谐”，会很令人腻歪。应该允许“杂音”的存在。
他说，传统的道德、名教都是很可疑的。应该“越名教而任自然”。譬如，母亲去世了，是不是就不可以喝酒吃肉了呢？只要你内心真正地悲痛，并不一定要通过禁酒食这种外在的仪轨来表现你的“悲痛”，而应从内心真正地体会这种失去母亲的痛苦，方能达到真正的“孝”。真正的道德感，不需要“六经”、“仁义”这种“芜秽”、“腐臭”的玩意儿来体现。
他说，真理不在于人多势众。常识也并不总是无可争议的。“以多自证，以同自慰”，往往是一种虚幻的错觉，心理安慰而已。你看不到，并不等于不存在；他和大多数人不同，并不等于他错了。整个社会如果众口一词，那么，还有什么真理、正义可言？因此，他主张“辩名析理”，拒绝专断，以求得“实有实无”的真知。
……
他还说了很多话；但是，和竹林七贤的其他人不同，他的言论很多，牵涉面很广，但很少在行动上真正地实践他的“玄学”。他不是个严格意义上的“行动主义者”（activist）。
他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但是在生活中，他却是个不折不扣的名教实践者：他毫不掩饰对于母亲、兄长的感恩之心，也没有做过类似“七贤”中的其他人（如阮籍）那种蔑视名教的“任诞”之举；他看重朋友情谊，甚至他的具体死因，也是为了朋友（吕安）伸张正义所至；他对于子女的教育，完全是他所反对的那种“礼”（鲁迅甚至很刻薄地说：“嵇康是那样高傲的人，而他教子就要他这样庸碌。”）。他的“礼教”如此成功，以至在他死后，他的儿子对朝廷的忠诚连皇帝都为之褒奖。总之，和其他那些怪人相比，他算是个很平和的人了，王戎有云：“与嵇康居二十年，未尝见其喜愠之色。”
他主张“声无哀乐”，但他临死前所演奏的《广陵散》，却被人评价为“杀伐之声”，远非“和谐”。（当然，也有人评价其为“平和清正之音”，大概是只听了前面的部分，而越到后面，则“疾”“躁”之音似死神来临前的催促。）
他主张“养生”，也曾“常修养性服食之事”；但是他自己却在40岁的时候被判死刑。而其他人，似乎都很好地调适了外部世界和内心世界的平衡，纷纷去做了本来他们不屑一顾的各种官儿，并寿终正寝。究其原因，大概当时的世外高人孙登一语中的：“君才则高矣,保身之道不足。”
他主张“辩名析理”，并不畏烦琐，甚至关于“宅有无吉凶”这样的问题也认真探讨。但是，他却想不明白一件事情：人的“夭寿”到底可求否？
……总的来说，嵇康的言论止于言论，而他也热爱言论之游戏；但是，他的言论游戏却并未给他带来真知以及长寿，反而带来了死亡，以及这死亡来临前的迷惘。
后世很多人说，是嵇康的言论本身使他获罪，因为他的很多议论和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相反对（例如“越名教而任自然”，就是对当局所崇尚的“孝道”、“名教”的针锋相对的辩驳）。但这种说法并不全面，因为在竹林七贤当中，比嵇康更厉害的言论和行事比比皆是（例如阮籍）。比起他的前辈孔融来，他反对名教的尺度甚至不是最厉害的。孔融甚至从根本上否定了父母亲情的合理性：“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物寄瓶中，出则离矣。”父亲对于儿子，有什么亲情可言？论其生子的本意，不过是发情的结果；母亲对于儿子，又做了什么呢？就像东西存放在瓦罐里，东西出来了，与瓦罐也就没什么关系了。
还有人说，是“嵇叔夜俊伤其道”，他太尖锐、太眼里不揉沙子了，所以他死了。
又有人说，他的死是因为他和即将被推翻的前朝的亲缘关系：他是司马氏集团的政敌曹魏宗室的女婿。
诸如此类的说法，把他的死亡均归咎于他自己。这类说法实际上是不怀好意的：谁让你该死呢？出身底子本就不好，又说了那么多离经叛道的话，还不给本朝服务，你不死，难道能指望活上千年吗？
我却认为，嵇康的死，是一个自由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的非意外死亡。是一个异议分子在独裁政权下的必然命运。因为，所有的独裁政权，其主要的特点就是：首先，对于“异议”本身的压制，而不是这种异议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伤害了政权。事实上，没有任何直接的历史证据表明，嵇康的言论在当时真的“乱群惑众”了，真的造成了社会的不安；也没有直接的历史证据表明，嵇康的言论鼓动了太学生们的静坐。太学生们的静坐只是为了留住一位古琴高手（他们担心“广陵散”真的“于今绝矣”，会影响到我朝的文艺事业），而不是留住一位异议分子。其次，所有的独裁政权，均害怕他的人民当中“有组织”、“有预谋”地做某件事情，哪怕这件事情是一种体育锻炼、或是一种类似宗教的活动。而竹林七贤，这已经是一个组织的雏形，必须扼杀在摇篮里——哪怕它只是学者们的学术“清谈”，而非东汉造成党锢之祸的政治“清议”（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对“有组织”的政党性活动的镇压，但绝不是最后一次）。第三，所有的独裁政权，在惩罚异议人士的时候，总是遮遮掩掩，极力寻找其他借口和契机。嵇康的死亡，是莫名其妙地卷入了一桩兄弟争女的丑闻当中；他的前辈孔融也是。一方面，言者无罪是中国历史上所有朝代（包括当今）的表面文章，没有哪个朝代敢于公开对言论治罪，相反，他们鼓励“文死谏”；另一方面，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却是实际的策略。而嵇康就是这样一个牺牲品。
果然，嵇康被治罪之后，“以儆效尤”的效果立刻出来了：“竹林七贤”的团伙解散，大家纷纷去做官，少说话、少臧否人物成为最高美德。司马氏集团成功地主宰了政权，晋朝开始了——但也仅仅维持了5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