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女江青的审判

“生命是一种叙事。”
朱丽娅·克里斯蒂瓦在《汉娜·阿伦特》的第一章使用了这样的标题，并认为，“叙事是一个本初的维度，人在其中以生命——而非生物的状态生存，这是一种向他人讲述的政治或行动的生命。”依此观点，生命在文本的意义上具有了横向联系的可能。而一个女人的生命，由于其和男人、特别是和一个声誉卓著（或臭名昭著）的男人的联系而产生了丰富的被叙述的能量。江青便是这样的一个女人。在1980年12月3日上午的公审法庭上，她语出惊人地说：“我是主席的一条狗。”那是一场奇怪的审判，在中国现代史上，以空前绝后的现场直播方式，成为了“透明的”叙事现场，剧情波澜起伏、角色生动多样，不亚于另一场著名的对一个女人的审判。我说的是圣女贞德的审判。这么类比的原因，是因为两场审判中都潜隐着一个被众人否定、被女主人公无限信赖的“神”，同时，都有一群哄笑的看客，都表现出了被审判者坚定的“信仰”——这“信仰”，同样被当场的人们视为某种虚幻的、带有精神病特征的“臆想”而遭到公开嘲笑。当这嘲笑声发出之时，当全国人民根据当时的报刊媒体所渲染的、沉浸在“粉碎‘四人帮’”的狂喜之时，当被审判者已经明显被宣判为注定“死亡”的历史人物之时，一种意想不到的叙事的逆转已经发生：站在审判席上的孤独的江青那坚定而迷茫的眼神开始呈现出某种在场其他人均不具备的圣洁而坦荡的光辉，这种光辉来源于对自身无法抗拒的厄运的轻蔑和藐视，是悲剧性的光辉；她因此获得了在此情境下决难获得的“主体性”；而其他人，则开始被胜利的阴霾所笼罩，发出令人警觉的惶恐不安和得意洋洋的“客体性”的服从和渺小味道。而叙事并未就此完结。1991年5月14日,在北京保外就医的江青在其住地自杀身亡。这是从她生命最初就屡次尝试而未果的“行动”。最终，这种前后一贯的“行动”，以及决定其“行动”的“信仰”，以及“信仰”的毁灭（伴随着生命的毁灭），最终成就了已被写入历史的这个“女阴谋家”的人生叙事的完美，甚至稀有——这是可以在古典悲剧中才能看到的叙事完美。由此，生命，于江青而言，的确成为一种叙事，不仅因她在每个年龄阶段，都富有惊心动魄的生命行动，更因她绝望的对抗“命运”的精神主宰着这种生命行动。她超出了作为一个“伟大的男人”的附庸（她自称的“狗”）所应当承担的一切，使镜向内的影子溢出界限，成为自身；更在那个特殊的历史决断时刻，以异常清晰的“生命政治”，映照出一群男人的渺小。而迄今为止，我仍未能看到任何一种传记式的书写，能够比得上江青本人真实的生命过程。这是事件和背景、主角和配角轮番更新的一场大戏，色彩斑斓、对比强烈、逆转频繁、大起大落，最终，一种非正常的死亡“动作”，为这场生命叙事添上浓重的一笔。她的死亡“动作”，通过追加效应，使那场审判成为坚贞信仰的宣示，使她自己成为这个平庸时代最有信仰的圣女。而她的“罪行”，是否会有朝一日得到重新的量定、乃至如她本人生前坚定相信的“洗雪”，已经变得不重要。重要的是，她是她自己的生命叙事的主人。

附记：
这篇文字的书写，起源于昨晚看到的一部个人感觉不太好的纪录片《样板戏》（旅居荷兰的华裔女导演Yan Ting Yuen执导），里面有一个江青在审判席上富有意味的镜头。该片编导明显对江青及其主导的样板戏有着十分正面的情感。我不太恰当地、也并非心甘情愿地使用了“圣女”的称谓，目的恰恰是表达对这种称谓的滥用的反感。事实上，如果平和地说，我认为江青即便犯下了滔天罪行（这本身便是不太可能的事情：一个甚至都不被她的“神”——毛泽东十分看好的女人，竟然能够主宰那么多生命的权力吗？很明显，她在那场其实精心策划的审判中充当了毛泽东、甚至胜利者-审判者的替罪羊），她在那样的逆境中坚守自己的信仰而没有象“四人帮”中的其他人那样毫无原则地放弃自己的信仰或配合审判者的旨意，本身便值得尊敬。一个基本的事实是：江青在那场审判中，并没有人为她辩护，是她自己在为自己辩护；而旁听席上的人们，更象是一群见风使舵的幸灾乐祸者。
对照阅读另一篇以“圣女”命名的文字可能会产生某种奇怪的印象：摩罗：圣女林昭复活记。
什么时候，人们不再以“英雄”、“圣女”这样的崇高称谓来命名男人、女人呢？难道他们没有自己的作为“人的条件”的正常的名字吗？林昭，或者江青——后者长期以来被称为“野心家”、“女皇”、“小丑”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