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种冬小麦了

今天坐出租车，电台预报说今天晚上有小到中雨，天气变凉。师傅嘀咕了一句：这可怎么办，冬小麦还没种呢。包谷收了，还放在场院上没晾干呢。原来他是个有地的农民，在大兴县。后来，我们探讨了一些法律问题：对杀人犯是不是应该就地正法？我反对，并援引了一些法制国家废除死刑的例子。他完全不能理解。后来，他想出了一个辙：审讯时间长也可以，但是得允许受害人每隔一几天到监狱里，割回一块肉来解恨。我觉得这操作起来难度比较大，需要制定详细的细则：比如，犯多大的罪割多少、割哪个部位、流血怎么办……后来，师傅提到他家有一对老年房客（他同时也租房子），被村里一个东北人谋财害命，用斧头砍死了，只得了三百块钱。后来，又探讨了房东的责任问题。
我到了目的地，下车前，我提醒他说，赶紧早点把冬小麦种了吧。
北京的街道上，车辆很少，速度很快。
看到了一个电视剧，里面有台湾特务，这个台湾特务和我公安干警是亲姐妹，后来，大段的戏是姐妹俩在审讯室里表演"家庭伦理剧"，台湾被忘在了一边：他们为什么频频派特务到大陆来、大陆为什么成功地使他们的人民如此地恨台湾特务？这一切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姐妹俩在审讯室里热泪横流、情感充沛，频频提到一些场外的早被认为已经死亡了的人……和以前的反特片比起来，这出电视剧尽管涉及到了台湾这一重大题材，但是却一点也没有思想意识，仍然退回到了"家庭"；而以前的反特片，是不容许有太多私人纠葛的，即便有，也要把这种私人恩怨往大义上引。
回来的路上，谈到了"归属"某个群体的问题。这正是我最近正在写的东西的一个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