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11-29

华南虎:作为精英阶层宣泄政治压抑的符码


文章没时间写了。提纲如下:
1、十八年来,所有政治激情都已耗尽;但精英阶层仍在不断地产生,他们需要不断表明自己"公共知识分子"的优越感和身份感,因而,一些看似意义重大的公共话题轮番登场,供他们表演殆尽之后,下一个话题随即来临;这样,海面上不时波涛汹涌,但是海平面仍旧一如既往,既未增高,也未降低;事件如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在中国社会,总是有耸人听闻的事件不断产生,不断喂养着这些精力过剩的书本知识分子,以及他们的轮番表演。
2、选择什么样的事件至关重要:既不能过于触动我党敏感的神经,以免彻底让他们失声;同时又能很好地表现精英们的"正义感"和"话语能力"。这个安全的限度需要准确的拿捏。因此,你不能选择64,也不能选择FLG--它们作为事件已经太过陈旧,而且其核心逻辑过于强硬和直接,缺乏多义性操作的可能性。这不好玩;同时,也太危险。
3、华南虎是再好不过的一个符码:它表面上不关涉政治,甚至远离政治太远,但是却能让他们充分展现"解读"技巧,以便向公众表明:我们不是在小题大做,不是在欺负一个农民,不是仅仅关注野生动物保护(甚至,我们根本就不在乎是否真的存在华南虎--那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从中发现了政治!
4、相比前段时间的"五一黄金周",华南虎事件完全象是天赐良机!它不断地产生新的"子事件",但又在整体上保持在完美的"期待视野"之内(我们知道,我们的对手是根本不可能发现华南虎来击败我们的;更何况,即便发现了华南虎的踪迹,那也没用,因为我们早就已经为此事件定性:我们不是在质疑华南虎存在与否本身--那太小儿科了,根据我们的智商和话语能力,我们有更高的目标)。我们至少可能消费半年之久--如果没有更有趣、更安全、更适于"解读"的新的事件发生的话,我们完全可以将它玩到年终,然后,明年好好看奥运会……
5、下一个桥段会是什么呢?


2007-11-28

禅宗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打开这本小册子,你可以闻到一股奇异的"禅香"。不过它大部分是来自南怀瑾先生兴致勃勃地谈论"做生意"的时刻:他如何"做庙港的事"(指太湖大学堂)、如何为修金温铁路而"用资本主义的办法"筹措资金等等。而他的对话者(或者叫倾听者)彼得·圣吉却正相反,一再地忍不住向南师追问修行的问题。这是一种有趣的错位:来自麻省理工学院、世界闻名的管理学大师似乎不太愿意谈论他的老本行,而国学大师南怀瑾先生也似乎忘了这本来是禅学课。
两位对话者身份的突兀对比,正是长久以来禅学现代化的一个奇迹。自从铃木大拙等人掀起了遍布欧美国家的"禅宗热"(Zen Boom),这种来自东方的宗教思想深刻地影响了资本主义世界的人们。如今,这种原本来自东方的"修行"之风,似乎正在回到它的故乡,越来越多的国人开始热衷于此,包南怀瑾、克里希那穆提等人的作品赫然列于畅销书榜。一个基本事实是,这期间,中国的商品经济也正在迅猛发展,它带给人们的焦虑和烦恼正需要宗教去缓解和释放。而在一些困惑于经营之道的高级经理人的讲座上,禅宗以及其他宗教思想正列为一种学习"自我管理"的选项;更有趣的是,这本讲禅学的小册子中,一些高级经理人的名字频频露面,甚至这个对话录本身,也是"本公司"整理出版的。禅宗似乎正在给那些困惑中的经理人提供"第五项修炼",以便更好地投入生意和经营当中。
禅宗讲究机缘,现代化和禅宗的机缘无疑是一个重大的命题:它如何与现代世界互相协调,如何面对现代世界的各种处境,这既是禅宗本身的问题,也是现代世界的问题。而其中最核心的,是包括禅宗在内这些来自东方的、欠缺资本主义思想资源的古老修行之道,如何为现代资本主义世界的健康发展提供崭新的思想动力。这是一个马克斯·韦伯式的问题。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不能绕开日本。作为东方世界最早、也是最充分地发展资本主义的国家,日本同时也是禅宗现代化最成功的国家。早在17世纪,就有人提出了"劳动即佛行"的佛教经济伦理思想(铃木正三);1893年芝加哥世界宗教大会之后,禅宗开始风行欧美世界,其中铃木大拙的禅宗思想有效地关注了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人的自由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禅宗思想(和精神分析一道)为资本主义世界中"经济人"的健康再生产提供了一部分心灵澄明之道。而余英时的著作《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也探讨了中唐以来新禅宗、新道教中孕育的中国商人精神。至于南怀瑾,人们此前更熟知的,多半是诸如《论语别裁》、《孟子旁通》、《老子他说》这类直接讨论国学的专著,这本小册子则让国人见识了另一个更加鲜活生动的南怀瑾。围绕着他的,特别以工商界人士居多,似乎这一群体在心灵层面上最迫切需要禅宗指导。
彼得·圣吉和南怀瑾的相遇,无疑是一次可以引发各种联想的"因缘际会"。两位看似隔行的对话者,不经意间碰撞出了一些奇特的"禅意"。禅宗自古就不排斥日常生活,"担水砍柴,无非妙道"。而南先生在这位认真的学生面前,同样毫不顾忌,经常"口吐莲花"。看来他并不反对资本主义,恰恰相反,他鼓励一种恰当的企业精神;他同时承认,"物质科学的发展,精密科技的发展,是工商业的进步,给人类带来了生活上许多便利,但是,并没有给人类带来幸福。"


2007-11-18

今天路过一个军营


军营大门左右各写着:"纪律高于一切、卫兵不容侵犯"。
看着这两句话的时候,出租车正停在路上(因为这个无能的政府永远也治理不好的北京的交通拥堵)。我第一感觉是恐怖:他们是在向谁示威?他们是在吓唬谁?举目望去,满大街都是这个国家的合法公民,没有一个外国侵略军;那么,他们是在对你我说吗?如果我没有看到这个牌子,我脑海里绝对不会去想到这个世界上还会有一群"特殊材料制造的人"--军人。无论古代社会,还是现代社会,军人的义务--或者说,军人应该威慑的,不是它本国的公民,而是那些潜在的国家敌人:它们是一些实体,如同这个军队所附属的实体一样,这些被本国军队所威慑的实体同样拥有自己的军队。这样,军队所威慑的,实际上应该是另外一些军队,而决非手无寸铁的普通公民--哪怕他们是敌对国或战争国的普通公民。这也就是长期公认的有关战争的国际法中所谓"不得伤及平民"的战争道德。
但是,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国家:在这里,军队是一党专政的工具(见始终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他们认定"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绝对领导,已经是中国社会毋庸置疑的事实"--以事实来代替公理和逻辑论述,这种做法甚至还不如早期共产党人的长篇大论(如毛泽东论述"党指挥枪"的《战争和战略问题》)来得讲道理。我没有耐心去看该党的论述;但我今天看到了这个"毋庸置疑的事实"的存在,我感到恐惧;这大概正是这两句对联想要达到的效果。
这两个句子相辅相成:如果说"卫兵不容侵犯"是一句类似好莱坞警匪片中诸如"你有权保持沉默"那样的警告的话,那么,"纪律高于一切"正是使这一警告产生极度威慑作用的那个主体的刻板形象(陈凯歌曾经在《大阅兵》中罕见地探讨了军队中的人性问题;库布里克则在《全金属外壳》中从反面刻画了所有军队主张的"纪律"的非人的一面,那个电影让我想起中国军队的日常功课,那是一些当兵的孩子们屡屡讲起的经验,就象我所在的大学里高年级的对新生"训话"一样,已经成了中国军人的"必修课")。
这样的一个主张"纪律高于一切"的军队,自然可以干出任何不顾基本的人性、道义、国际公理约束的事情(如臭名昭著的六四)。而一旦"党指挥枪"的事实存在下去,中国社会就永远不会达成"君子动口不动手"的古老对话道德,就永远存在着某种令人恐惧的威慑,使人缄声,使人苟活。而另外一个可悲的事实是:近期频繁发生于亚洲各国的军队干权、军人政变(见《南方周末》:亚洲军政府迷局),在中国普通网民的评论中被"技术性"地探讨着:穆沙拉夫的"铁腕"总是会引起大部分中国网民的赞赏;而被军人政权软禁的昂山素季,则被看作蛊惑社会、使之产生动乱的罪魁祸首。人们总是容易理解甚至赞赏独裁者(他们往往是军人干政的产物)所造成的社会"稳定"和经济高速发展,却对一个民主政体的所谓"政坛乱象"很不耐烦甚至厌恶(正如我们很多人对台湾府院的"乱象"论述那样;奇怪的是,我们永远会满足于《新闻联播》式的对外部世界"乱象"的论述,因为这"佐证"了我们自己社会的优越感--那是一种什么样的优越感呢?无非就是埋头赚钱、使自己物化而已;而这正是共产党想要它的人民感激它、从而使它的人民成为"物质力量"去对付任何试图反抗被"物化"的"捣乱分子"和"国家公敌"的精神来源)。
我宁可要一个民主政体下的"乱象",因为它不让我感到恐惧;而依靠布满全国的军营统治的政体,它所造成的稳定则象某种被处心积虑掩盖的溃烂一样令人为之担忧,个人的恐惧倒在其次。


2007-11-15

我的童年村庄的地图(1)

在一天早晨,所有人都熟睡着。我悄悄起来,走到外屋。
我感到周围有一种奇异的静,象是有大事要发生,例如,有一个人突然推门进来。外面下着淅淅沥沥的冷雨,透过雨丝,我看到前院的哑巴夫妇一前一后地走着,脚步声一块一慢,交错凌乱。村庄的路满是泥水;在这样的天气,没有人会外出,或者串门;这也就是说,没有人会大清早突然推门进来,打破这漫长的静寂--这静寂从半夜就把我吵醒,使我睡不着;但天是黑的,我什么也看不到;天棚上的《人民日报》累积起我整个童年的岁月,一层一层,没有止境;我在它下面生长,懂事,和我的哥哥、姐姐、弟弟们一起;我不用看就知道上面的每一行大标题的准确位置和字数--在入夜之前、睡不着觉的时刻,我们几个孩子用这些大标题年复一年地打发时光:一个人念着,另外的人满天棚地找,直到大标题的字被一一找到,我们再转而"进攻"更小的标题;就这样,我们的目标字体越来越小,天棚上未被我们"攻占"的面积所剩无几;对于我们这些在睡觉前闲极无聊、精力旺盛的孩子们来说,这有限的天棚面积实在是太小;没过多长时间,我们就渐渐对它失去了兴趣。然而,还没等它上面的大小标题全部认完,新的一年又到了,于是,有些尚未被认出来的标题就被永远地埋没了;直到很多年之后,在某个怀旧的红色餐厅的包间墙壁上,我或许会突然遭遇一张当年的《人民日报》,它上面的某一行大标题叫人眼前一亮,似曾相识;而我会立刻陷入那段孤单的童年时光。在《人民日报》或红或黑的大小标题的"丛林"里,我们渐渐迷失了自己。如今,当我在写着这段话的时候,已经快黎明时分,举目四望,无论天棚,还是墙壁,都是白白的一片,再没有任何标题等着我去探索和辨认了。
就这样,我们的觉越睡越早;在整个童年里,好像天黑得特别快:刚吃完晚饭,听到几声狗叫之后,人们就准备睡觉了;每当这时,整个屋子里、院落里、村庄里渐渐安静下来,我就感到一种莫名的伤感;我睡不着觉,但又没有别的事情可做,只好把一些来无影去无踪的事情在脑子里一遍一遍地想着。
我想像我自己一个人在漆黑的村庄里游走;所有人都睡了;狗和牲畜也都睡了;我走到村庄的边上,前面是漆黑一片;我想像不出再往前走会是什么;对我来说,那是令人恐惧的未知,而不是显而易见的另一个村庄。对我来说,童年的世界的边界是很直观的,那就是村庄最东边的杨树林、最南边的"南沟"、最北边的野地(好像长大以后才知道,最北边再往北,是另一个村庄,我曾经去那里看过电影);而最西边,则是无限宽广的世界,是我童年的世界的唯一的出口;我盼望的人都是从西边来--起初,是我家的亲戚们(我的老姨、我的老舅),每年过年之后,他们的家人都会带着很多好吃的东西来到我家;然后,是我在县城读书的哥哥、姐姐,他们每次回家,都会使家里显得热闹、欢乐(有时,也会吵吵闹闹,但总之是很好的);最后,我在这种盼望中长大了,村庄西边的世界向我展开了它最初的诱惑--那是镇上的长途汽车的发动机的味道、是熙熙攘攘的街道上走动的人群的味道、是穿着"时髦"的小镇女生的味道,当然,还有镇中心宽敞明亮的供销社(我的老姨就在那里上班,那家供销社总有一股酱油和糖果的味道,而事实上里面除了卖吃的、穿的,还卖书、卖各种各样的东西,都是我以前没有见过的)。那时,我每天都由东向西,穿过整个村庄,再穿过一条下坡的路,然后进入镇里,再经过那家供销社门前的略微上坡的路,去到镇中学上课;然后,傍晚的时候,再从镇中学经过略微下坡的路和供销社,再悠闲地经过一段上坡路,从西边进入我的村庄,经过一些厉害的狗和路上的疯子,经过一些人家门前晒黄豆、晒玉米的场院,经过一些尚未长成的谁家的少女,经过水井,经过废弃的农机站,经过"一面青"的村支书家门前,经过我的亲戚家门前,经过哑巴夫妇家门前,经过一处大水泡,看着归圈的牛羊慢悠悠地饮水,看着扑棱着翅膀的鸭子们从水里出来,弄得一路黑湿,看着我家的炊烟升起,我的父亲在院子里忙碌,我的母亲被屋里的烟呛得脾气不好,我的哥哥、姐姐、弟弟们纷纷回家,我的跟着我一路奋勇搏斗的大黄狗比谁都快地跑进院子里,然后趴在它的窝棚前喘气,我走进屋里,放下书包;这时,我的母亲支使我烧火,我慢慢幽幽地拿出一本书,边烧火边看,以至烧到了裤脚;锅里的饭菜发出诱人的热气,我的父亲抱了一抱柴禾从外面走进来;谁把收音机打开,满屋子都是台湾校园歌曲的声音;我的姐姐或者哥哥在院子里就着傍晚的余光看杂志;我的弟弟在吹口琴;不一会儿,饭菜熟了,桌子早放在扫得干干净净的院子当中,我的父亲从园子里摘下一大把青葱,或者青辣椒,谁又从酱缸里叨出一碗酱,一家人围坐在院子里开始吃饭……这是我上高中之前、每天从镇中学和家之间往返的日子里常见的一幕;那时候,好像所有人都在家里,家里挤得不可开交,整天吵吵闹闹,磕磕碰碰的;那时候,家里的报刊杂志特别多,从《大众电影》、《电影故事》、《小说选刊》、《当代》、《收获》、《十月》、《辽宁青年》、《歌曲》,到《语文报》、《中学生报》等等;那时候,村子里开始出现了时髦的男女青年;一些我原先以为年纪很小的人纷纷结婚了;因为工伤只剩一条胳膊的周文瑞消失了几年之后,又出现在村子里,开始给大家讲一些道听途说的奇闻;村子里的路上开始出现用小麦换面包、以及卖"人造肉"的小贩们;村子里的面坊归了个人经营;大老宋家开了小卖店;周文瑞家买了一台电视机,人们象看电影一样挤在他家里看电视;村子里已经好几年没演电影了,我最后一次在村子里看电影大概是从县城中学回来,和我的小学同学一起看的,电影好像是《逃往雅典娜》,因为记得其中有特别暴露的舞蹈……
随着我的人生从东边转向西边,我渐渐忘掉了村庄另外一边带给我的不安甚至痛苦。如果说西边给了我更多的热闹和诱惑,那么东边则给了我足够多的孤寂和可怜。它让我想逃离人群--我已经忘了为什么想逃离人群,我只记得有一段时间(大概在小学后期到初中之间),我发疯一样地幻想在南山或东南的山里离群索居,住进简陋的木屋甚至洞穴里,不和任何人来往;我几次离家出走,越走越远,渐渐看不清村庄里的灯火了,然而,另外一边却渺无人烟,我有些害怕,但也有些兴奋,因为,人们终于可以看不到我了--那时,我是多么地怕人群!
可是,当我发现东边也不断地有人走来的时候,我慌不择路地躲避着,最后,却发现自己仍然回到了家里--往往在此时,家里昏黄的灯光下,人们刚刚吃完晚饭,仿佛没有人注意到我刚刚离家出走了。我的悲哀真是难以名状……

[待续……]

我的童年村庄的地图(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