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女江青的审判

“生命是一种叙事。”
朱丽娅·克里斯蒂瓦在《汉娜·阿伦特》的第一章使用了这样的标题，并认为，“叙事是一个本初的维度，人在其中以生命——而非生物的状态生存，这是一种向他人讲述的政治或行动的生命。”依此观点，生命在文本的意义上具有了横向联系的可能。而一个女人的生命，由于其和男人、特别是和一个声誉卓著（或臭名昭著）的男人的联系而产生了丰富的被叙述的能量。江青便是这样的一个女人。在1980年12月3日上午的公审法庭上，她语出惊人地说：“我是主席的一条狗。”那是一场奇怪的审判，在中国现代史上，以空前绝后的现场直播方式，成为了“透明的”叙事现场，剧情波澜起伏、角色生动多样，不亚于另一场著名的对一个女人的审判。我说的是圣女贞德的审判。这么类比的原因，是因为两场审判中都潜隐着一个被众人否定、被女主人公无限信赖的“神”，同时，都有一群哄笑的看客，都表现出了被审判者坚定的“信仰”——这“信仰”，同样被当场的人们视为某种虚幻的、带有精神病特征的“臆想”而遭到公开嘲笑。当这嘲笑声发出之时，当全国人民根据当时的报刊媒体所渲染的、沉浸在“粉碎‘四人帮’”的狂喜之时，当被审判者已经明显被宣判为注定“死亡”的历史人物之时，一种意想不到的叙事的逆转已经发生：站在审判席上的孤独的江青那坚定而迷茫的眼神开始呈现出某种在场其他人均不具备的圣洁而坦荡的光辉，这种光辉来源于对自身无法抗拒的厄运的轻蔑和藐视，是悲剧性的光辉；她因此获得了在此情境下决难获得的“主体性”；而其他人，则开始被胜利的阴霾所笼罩，发出令人警觉的惶恐不安和得意洋洋的“客体性”的服从和渺小味道。而叙事并未就此完结。1991年5月14日,在北京保外就医的江青在其住地自杀身亡。这是从她生命最初就屡次尝试而未果的“行动”。最终，这种前后一贯的“行动”，以及决定其“行动”的“信仰”，以及“信仰”的毁灭（伴随着生命的毁灭），最终成就了已被写入历史的这个“女阴谋家”的人生叙事的完美，甚至稀有——这是可以在古典悲剧中才能看到的叙事完美。由此，生命，于江青而言，的确成为一种叙事，不仅因她在每个年龄阶段，都富有惊心动魄的生命行动，更因她绝望的对抗“命运”的精神主宰着这种生命行动。她超出了作为一个“伟大的男人”的附庸（她自称的“狗”）所应当承担的一切，使镜向内的影子溢出界限，成为自身；更在那个特殊的历史决断时刻，以异常清晰的“生命政治”，映照出一群男人的渺小。而迄今为止，我仍未能看到任何一种传记式的书写，能够比得上江青本人真实的生命过程。这是事件和背景、主角和配角轮番更新的一场大戏，色彩斑斓、对比强烈、逆转频繁、大起大落，最终，一种非正常的死亡“动作”，为这场生命叙事添上浓重的一笔。她的死亡“动作”，通过追加效应，使那场审判成为坚贞信仰的宣示，使她自己成为这个平庸时代最有信仰的圣女。而她的“罪行”，是否会有朝一日得到重新的量定、乃至如她本人生前坚定相信的“洗雪”，已经变得不重要。重要的是，她是她自己的生命叙事的主人。

附记：
这篇文字的书写，起源于昨晚看到的一部个人感觉不太好的纪录片《样板戏》（旅居荷兰的华裔女导演Yan Ting Yuen执导），里面有一个江青在审判席上富有意味的镜头。该片编导明显对江青及其主导的样板戏有着十分正面的情感。我不太恰当地、也并非心甘情愿地使用了“圣女”的称谓，目的恰恰是表达对这种称谓的滥用的反感。事实上，如果平和地说，我认为江青即便犯下了滔天罪行（这本身便是不太可能的事情：一个甚至都不被她的“神”——毛泽东十分看好的女人，竟然能够主宰那么多生命的权力吗？很明显，她在那场其实精心策划的审判中充当了毛泽东、甚至胜利者-审判者的替罪羊），她在那样的逆境中坚守自己的信仰而没有象“四人帮”中的其他人那样毫无原则地放弃自己的信仰或配合审判者的旨意，本身便值得尊敬。一个基本的事实是：江青在那场审判中，并没有人为她辩护，是她自己在为自己辩护；而旁听席上的人们，更象是一群见风使舵的幸灾乐祸者。
对照阅读另一篇以“圣女”命名的文字可能会产生某种奇怪的印象：摩罗：圣女林昭复活记。
什么时候，人们不再以“英雄”、“圣女”这样的崇高称谓来命名男人、女人呢？难道他们没有自己的作为“人的条件”的正常的名字吗？林昭，或者江青——后者长期以来被称为“野心家”、“女皇”、“小丑”等等。

五环桥上的凶杀故事

要不了多久，我们面前就会出现一场谋杀。因为场景已经布置停当：错综复杂的桥梁工地在楼群之间穿梭，高速公路上车水马龙的噪音足以掩盖被谋杀者凄厉的呼喊。大运河浑浊的河水正好适合沉溺那个不幸者的尸体，化学废弃物将把它慢慢腐蚀，一年以后，或者几个月以后，人们会在几公里外青翠的农田水利工程里发现几颗牙齿，或者甚至还有被水蛭缠绕的温暖的结婚戒指。谋杀者很久之后再次光临这个作案地点，会失望地发现，人们的日常生活几乎毫无改变：每天黄昏的时候，老人、孩子和家庭主妇会依旧沿着那条彩虹一样上升的辅路进行晚饭后的散步，以便消化从西街菜市场很便宜买来的各种郊区农产品：鸡鸭鱼肉，爽口的蔬菜，葡萄和各种南方的水果，以及从电视和晚报上得来的晚间新闻（一年前的那个黄昏，那场谋杀案的新闻就是这样被消化的）。
谋杀者和我们都知道，靠一场普通的刑事案件是无法撼动坚如磐石的日常生活的。被害者的家属会搬到另外一个街区，继续他们平淡的日子——毕竟痛苦是短暂的，而生活之河长流。乐观的知识分子会猜想，如果真的这样，那么犯罪活动或许会不生自灭，如同工地上徒劳生长的野花野草。
但今天不同。今天，下了一场暴雨。五环桥的工地上立刻支起了红红绿绿的帐篷——来自全国各地的民工朋友开始交流起各自的黄色笑话。这些黄色笑话克服了方言的障碍，引发了一阵阵会心的回应。来自东北的黄小军笑了一阵之后，觉得肚子饿了，就离开帐篷，朝居民区的小卖部走去。十几天来，他都是在那个小卖部里买烟买酒的。开饭的时间还没到，他有点等不及，打算先买点占嘴的东西嚼一嚼。他走下尚未竣工的五环桥，迎面碰上一位“小姐”。这位“小姐”是他的同乡，此刻正从桥下走上来。他们打了一个招呼，就过去了。走了很远，觉得有点不对劲儿，就回头看了一下。那位小姐先是走到辅路和桥面的交叉处，停下来，看了看前面嘈杂的人群：此时，暴雨已经停了，路面被冲刷得有些干净，象居民家里尚未装修的客厅。这位小姐显然不想走到人群里。再说，她的装束和举止看起来也和人群不相容：穿得有些放荡的裙子，还有一粒扣子掉了下来；头发散乱着，面容不整，早晨化的妆只剩下一点口红，被刚才的暴雨弄得模糊难认。另外，人群的欢闹似乎也不是她想要的。于是，她就拐了一个弯，顺着刚刚铺好六角形斜面的桥墩往下走。不一会儿，她的摇摆的身影就从黄小军视野里消失了。黄小军很快来到小卖铺，朝老板要了一袋花生豆，边走边吃起来。突然，他觉得嘴里有一股难闻的味道，就停止了咀嚼，将这种怪味吐在了手心里。原来是一粒发霉了的花生豆，还带着一点土腥味。黄小军感到很扫兴。这败坏了他的胃口。他便把剩下的花生豆放进口袋里，继续朝桥上走。刚走到第一个桥墩，他就打消了继续往上走的念头。现在离开饭还有些时光，再说，他突然想起那位同乡，好生奇怪：她到哪里去了？半天没见出来？虽然现在刚近黄昏，可是桥下本是个荒凉的所在，万一出点什么危险……想到这里，他就快步朝那位“小姐”消失的桥下走去。
黄小军事后不能回忆起他是否注意到了桥下有一个黑影闪了一下。这个黑影是他另外一个同乡，是距离此地很远的工地的搅沙工。虽然距离很远，但他们造的却是同一座桥，黄小军是在五环桥与京通快速的交叉点，而他的同乡是在北五环的某处。他刚和那位“小姐”吵完架，本来他们是一起来的，可是，吵完架之后，他的女友不见了。他就在桥下等着。
黄小军没有注意到他，而是一直朝桥下走去。他认定她是去往那个方向了。此刻，他的心里还有另外一种念头，想跟这位同乡说说话，问问她最近怎么样。东北人出来做事不容易，无论是做民工，还是做小姐，互相有个照应总没错的。再说，现在他正好有这个心境。他想跟她说说这座桥，说说刚才下的那场大暴雨，说说最近几天来遇到的烦恼。然后，开饭的时间也就应该到了。而那位同乡，也许就回到了酒店，去做她的生意了。事情总是这么简单美好，黄小军应该满足。
黄小军经过桥洞的时候，再一次听到了上面的人讲的一个笑话。这个笑话很不好笑。所以他就没笑，继续往前走。他被一块大石头绊了一下，险些摔了一跤。他低下身，拣起那块石头，把它扔到远处的大运河里。好半天，他听到“嘭”的一声。河水很深。黄小军不知道，这条河将很快冲刷掉一场悲剧的痕迹，继续向东流去。两岸的人们继续把垃圾和污水倾倒在里面，傍晚的时候，老人和孩子继续在它的两岸散步。
黄小军继续走着。所有迹象表明，今天将是个平和的一天。除了刚才的那粒发霉的花生豆。
大约在一个星期之后，黄小军才在一个肮脏的厕所被丢弃的《北京晚报》的一角看到这则凶杀故事。当时他差点用掉了这张报纸。

电视机和少女

他有时看电视，有时看少女。
他看电视的时候，少女懒洋洋在床上，听见屋外鞭炮响，他知道这是北京。他继续看电视。
他有时看不下去电视，但又坚持不换台。他肚子咕咕响，和少女咕咕响的肚子此起彼伏。他们互相听见，咕咕地笑。他们互相听见对方咕咕地笑，然后都不笑了。但总归有一个人是最后收住了笑。那个人立刻有一种失败感。他们立刻都有一种失败感。他们只好继续看电视。——不，是他继续看电视，有时继续看少女。而少女什么也不看。少女继续懒洋洋在床上，有时动一动身子，有时一动不动。
他有时看电视时想：究竟是一股什么力量，使他们在一起。电视画面上，泰国政变军人正在和两位性感女郎合影，暗绿的坦克车在午夜构成某种奇异的色情。一场平静的政变，在这个无所事事的午夜发生。电视机一直开着。这孤寂的电视机声使房间变成偏远的小旅馆一般，而他自己成了那位被迫在国外滞留的倒霉的总理。——不，他或许就是那位总理本人，而床上的少女是某个支持他的王国的被废除的公主。窗外的雨声和着电视机低沉的音响，把他们之间的距离渲染得如同一丛荒草。夜已经很深，而人们都不睡，在静静等着和解，或者流亡。
他有时想：这算什么呢？一台电视机，两张床，寂静的午夜，饥饿和困倦，男人和少女。性和警惕。他如果是小说家，会立刻关掉电视机，找出一支笔，在少女惊讶的目光下奋笔疾书，仿佛远方一位总编辑兼出版人把他派到这里来，专程为一部三流侦探小说续貂似的，还在他的枕头底下藏了一把勃郎宁手枪。而这一切，少女一无所知。他是在一家通宵营业的啤酒屋外找到的她，其时，她正被一个醉鬼纠缠，他走上前去，挽起少女的冰冷的胳膊，神情坦然地走进了啤酒屋。接下来的故事，就是电视机里的政变。
不，在此之前，好像还碰到了一个人。一个男人。
这就是这个故事的开始，和结束。
此外，再没有什么了。
一台电视机，和一位少女的故事。

我的家族树

我妈离开北京的那天早上，在地铁里为我口述了我的家族史（还有她的家族史）。这是一些名字；但我分明感到了这些名字背后的热度。我妈的记忆力如此清晰，好像这些名字从来就没有离开过她的脑海。她不仅说出了它们，而且简单地勾勒了名字的主人的身份、性格、遭遇。

这是我的家族树：

我爷爷的爷爷——王有璋，举人（？），为某大官的儿子当私塾先生。原籍顺天府宝坻县大王家庄，从他这一辈开始，举家迁徙至辽宁省台安县新台乡丁家窝堡屯；祖坟尚在，但解放后被政府迁移过一次，目前具体位置不确定；
我的太爷————王星，有一弟，名字未知；
我的爷爷————王守奎（生于1893年），小时候磕巴，因此被他的爷爷放弃了让他读书；随我父亲迁至黑龙江，在我五岁时去世，坟茔在我的家乡村庄南面；有四个儿子，分别叫王德良、王德元、王德臣，还有我父亲王德林（老大）；
我的父亲————王德林（生于1929年，属蛇，2004年去世）。

这是我母亲的家族树（她们家往前代的记忆较长，现以能够述及的最早一代为始）：

赵大本——永平府府宁县（今河北省清龙县）赵家庄人，祖坟在此；
赵花——迁徙至辽宁省台安县新台乡德生村（张作霖亦是该县人，居桓洞镇鄂家村张家窝堡屯），据说当过大官；
赵有先——下一辈；
赵恒——下一辈；
赵永庆——我姥爷的爷爷；
赵宽——我姥爷的父亲；
赵景明——我姥爷；有兄弟四人，赵景文、赵景明、赵景龙、赵景歧。
赵淑华——我的母亲（生于1932年）；根据我母亲的叙述，她的小名叫“金娥”，成年后为自己取名“素华”，“华”字乃取自“中华民国”。解放后填写户口簿时，户籍登记人员误写成“淑华”，遂以讹传讹至今。我的母亲和我的父亲是自由恋爱结婚。母亲家境较好（成分是上中农），家庭气氛非常压抑和不自由，属于典型的封建大家庭；父亲则是给地主家扛活的苦命孩子。据我妈说，小时候为人扛活曾经累吐血（我妈现在说起来还挺心疼的）。

这是我妈在我家住时，为我们做的一对“斗鸡”，这是小时候家里经常做的一种玩具，挂在窗户上，把线的末端系上布条，放到窗外，风一吹，两只大公鸡就开始“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