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完没了的大片夹缝中的一些小影展

近来很爽的一点是：看了几个很感意外的影展：希腊影展、意大利影展、巴西影展。它们都是相关国家的驻华使馆举办的。这让我对位于北京最繁华、也最物质的王府井东方新天地的“新世纪影城”有了一丝好感。尽管影城里仍然是大片林立、轰隆轰隆的，但总归可以坐在比较像样的影院里看一些“小片”了。
我喜欢用“小片”或“小电影”这样的词语来称呼那些令人亲近、甚至心旷神怡的、安静的、卑微一些的、或许还有一点点粗糙的电影。它们不会用那种特别、特别、特别粗俗的“轰隆轰隆轰隆”的动作效果声、或装腔作势、实则空洞无物的俊男美女来把你搞得心烦意乱。有时，在影院里看那些自己想看的“小电影”时，片前广告一阵胡几吧搞，我心里直骂娘：你他妈的瞎几吧咋呼什么？搞来搞去无非就是那些特没创意的、精神病一样的动作、效果而已，多几招也算你能耐我操！一阵乌烟瘴气之后，然后一溜烟跑了。然后半个月之内如果你还去影院里看电影，还要再三地忍受它们瞎几吧咋呼的折磨。因为这个原因，我痛恨影院的音响。
在巴西影展看桑托斯的《艰辛岁月》时，声音单调、温暖、小。令人舒服的“艰辛日子”，以及一只狗的时而厌倦、时而搞笑的动作、表情；突然，隔壁厅那熟悉的咋咋呼呼的“大片”声响像个傻比一样穿墙而过，在我们巴西干旱的土地上激不起一丝回响。我突然有种怜悯，特同情那厅的不幸的人们，不知道他们是不是正在被诸如什么破骑士、破蜘蛛侠、破狗屁玩意儿轰炸着、震晕着、像左右开弓扇他们的耳光一样，让人一刻不得清闲。他们看起来/或听起来很享受这“凌厉”的耳光。
但你他妈的能不能老老实实地在你们的厅咋呼，把个几吧音响弄得那么嚣张、野蛮，是不是太没礼貌了？我们那只巴西的狗在被开枪打死之前的那几声哀鸣，拜托能不能让我听仔细了？
到处是那些大片，煞笔一样的造型、动作、轰隆轰隆的声响、无孔不入的那副“麦当劳”鸭嘴兽的几吧样……我实在受够你们了！
好莱坞大片，去死吧！！！！Go to hell, Hollywood!!!

链接1：评《南方周末》“大片8年入侵祭”
这是多年前的一篇文字，今天重看，痛快！细细想来，自从写这篇文字之后，直到今天，去影院看大片的次数是4次，它们分别是：《恶灵骑士》、《达芬奇密码》、《霍元甲》、还有一次陪我女儿，这是她第一次看电影，可是找了半天，居然没有适合她看的片子，只好随便选了一场，那场应该是大片，忘了名字，总之是轰隆轰隆的那种。我记得我女儿整场都捂着耳朵看。这是她第一次电影，我很遗憾没有更适合她的电影作为她人生观影体验的第一次。《无极》我看了，并且不后悔；张艺谋的三部大片一次也没有去影院看过。《英雄》、《十面埋伏》在家里看DVD时，我一边看一边承认我是个“傻逼”，因为那两个片子就是想让观众产生“我是傻逼”的由衷的自虐心理。此外，在家里从来没有看过所谓“大片”的DVD。
我为自己这四次（算上《无极》是五次；但我认为它根本就不是大片的路数）破坏誓言而感到羞耻，更羞耻的是，我并没有感到由于“破忌”而应该有的那种“快乐”，相反，我真的是很烦很烦！就像被人拉去吃了一顿并不合我胃口的海鲜宴。——我是由衷地喜欢大排挡！
这几年来，我在各种场合表达了对大片的厌恶，很多人把我当作“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也有人居心叵测地认为我是在“装高姿态”，他们大概以为我只是说说而已，然后回到家里趁人不注意，把大片DVD往机器里一塞，看得不亦乐乎；或者认为我犯了所谓“知识分子”的为他人代言的通病（实际上在我的博士论文里，我的基本立场就是反对知识分子以自己的趣味“代言”、“置换”普通市民的兴趣，一次次掀起反对“低俗电影”的运动，直到建国后把好莱坞彻底赶出中国；然后，今天又是他们起而鼓吹好莱坞对“中国电影产业”、对“讲故事”的正面作用）。等等诛心之论。
而事实上，我只是在维护我的“视觉权力”而已。

链接2：大片病
这是我今年年初接受北京台采访时针对大片、特别是国产大片所谈的话。实际上我对“大片”并不特别了解，很多是出于“道听途说”，仿佛我看过一样。那次为了南方人物周刊写稿子，只好请别人“帮我看了一次”《黄金甲》。以下是一些片断：
宣传自己国际大明星的班底，什么样的动作，什么样的特技，画面有多么美，音乐是谁做的。这些东西恰恰是观众所需要的东西。这些信息告诉观众之后，观众觉得这些是值得一看的。是比较值钱，最终还是落在钱上。
大片之所以叫大片，就要突出一个贵字。投资大，票价高。可观众花几十甚至几百块钱只看到一堆电脑特技，抱怨也是不可避免。圈子里的评论毫不客气，圈子外的普通观众呢，干脆用网络恶搞来撒气。
中国大片和国外大片的区别主要是故事的区别，国外的大片是围绕着小的人物，小的情感，而不是特别大的国家的人类的，总归是要落在情感上，故事是围绕个人来运作的。
大片反映了中国社会非常典型的心态，就是所谓急功近利，就是迅速成功，大片里也表现了这样的：为了成功，不择手段，没有任何道义感，信仰的东西。好的电影应该宣传你自己就是最可贵的，你每天的生活是最好的生活。

《南方都市报》就“黑砖窑”事件发表社论

以国家名义捍卫文明底线

南方都市报 2007-06-16

山西黑砖窑奴役、虐待工人事件，点燃了举国上下普遍的义愤。昨日，国家主席胡锦涛、总理温家宝及其它国家高层领导相继就此事作出重要批示。截至昨日上午，山西、河南两省通过专项行动，共解救出了468名黑窑工，目前行动仍在继续。这一数字，从侧面验证了这场灾难的规模。这一场人道的危机，以愤怒的民意推动，正演化成高层意志主导下的政治行动，要以国家名义，捍卫文明底线。

这些天，我们亲见愤怒在全社会、各阶层燃烧。这人道的愤怒当中，也有敏感的抑郁，也有现实的忧心，还有难言的忌讳，但都无须掩饰。如果这愤怒，仍要克制，仍要掩饰，仍要辩证地指导，要么是社会的底线已经完全失去，要么是社会根本就没有底线。

这些燃烧的愤怒，是社会底线失守的普遍疼痛，是进步幻觉中蓦然惊醒的惶骇———我们以为自己在向文明飞奔的路上，却发现竟是赤膊上阵，羞愧难当。社会尚未剥夺殆尽的羞耻感，是它仍然活着的生命自证。我们不能阻止它感到羞耻和愤怒。

今日的局面，定要有人负责。这不容含糊，也无从商搉。许多人议论，许多人分析，写下各种各样的理据，要为事件找到出路。可是，这不是一道复杂的社会分析题，只是一道简单的文明判断题。那些普遍的愤怒，已经标定底线，也给出答案。

社会创制法律，每一个乱法者都要伏法；公民委托政府，每一个玩忽职守者都必须解职。这是社会恢复秩序、维系信心的基本前提。在这场人道灾难中，无良的黑窑主、暴虐的包工头、邪恶的拐骗者、凶残的打手，一个也不能宽恕。还有那些官员，散漫的、失职的、贪腐的、丧失责任心的官员，没有理由强奸民意，霸权占位，必须接受道义的谴责与政治的追惩，以及民众和法律的问责。

可我们的社会显然缺乏信心。甚至，这份无望的压抑，本身就构成今日愤怒的大部分。虽然这无声蔓延的愤怒，并未站定在公共舞台上朗声发言。可如果这澎湃的愤怒，仍要领受虚词和周旋，仍要观看敷衍和推脱，我们的政治恐怕会变成闹剧。

我们努力呈现这压抑而扭曲的愤怒，只因感念社会前进全赖真实。尽管这真实，常常令人不悦。今天的事实，是只有政治高层确认的愤怒，纔可以成为驱魔降妖的真实的愤怒。那么多失子家庭的父母悲呼，他们目睹暴行，直击残酷，他们的忍耐近乎悲壮。那么多民众同心呼应，他们痛斥践踏人权的恶人，更厌恨辜负民意的官员，他们的忍耐同样近乎悲壮。这种忍耐，本能地在渴望一种起码的政治尊重。现实需要回答他们，他们的忍耐是因为坚信，坚信这个制度仍在不遗余力地修复，修复他们因愤怒而塌陷的信心。

在国家与公众之间，我们需要重申一些常识。个人之恶，从来就不曾消亡。国家之善，即在于以公共名义，遏制个人之恶。不得不承认，黑砖窑累积的罪恶，最刺人耳目的，并非个人之恶的极度暴虐。而是那些接受公民委托，担当保护之责的官员，如何背信弃义，如何临阵脱逃，如何自私自利，将垄断的公权败坏成公民权利的惨剧。

为骇人的山西黑砖窑写下结语，只能是个人之恶所迭加的公器之恶。为恶毒的人性，我们只留一声悲叹，为反噬其主的公器，却要喊出大声的愤怒。检讨人性，这是每时每刻的个人修为；检讨公器，却是此时此刻全社会必须要做的工作。

那么多小心翼翼的愤怒，喧腾躁动，他们在彼此交谈，彼此相识。这愤怒必须被听到，必须被理解。在今日的公共生活中，它在等待来自政治的确认和回馈。民愤，以及平民愤，逐渐成为今日中国的政治游戏原则。愤怒，就此成为道义的武器，为民众参与，找到一条委婉的路线。也许要说，不幸的是，我们只有愤怒；也许要说，幸运的是，我们仍有愤怒。

奴隶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和谐社会

在中国政府迟至1998年10月5日签署[1]、而至今尚未履行批准公约之法律程序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规定（第八条）：

一、任何人不得使为奴隶；一切形式的奴隶制度和奴隶买卖均应予以禁止。
二、任何人不应被强迫役使。
三、（甲）任何人不应被要求从事强迫或强制劳动；

查该公约各条各款，每一项均似乎直指中国政府的痛处。中国政府把加入该公约视为一种“外交艺术”，但该公约的用词方式却没有丝毫外交套话般的模棱两可，几乎全是“每一”、“所有”、“任何”、“不得”、“不应”等没商量的最高级词汇。也难怪中国政府在签署该公约已历9年之后，仍仅止停留在“外交艺术”领域，并未有见准备批准之诚心。
因此，今次山西黑砖窑事件的被揭露，新闻媒体和国家领导人、地方政府所用词汇之“平淡”甚至比该事件本身更加冰冷：这一在21世纪闻所未闻的严重侵犯人权（包括生命权）的事件，竟然在中国的法律框架内仅仅是“违反了劳动法”！这一法律术语的“宽宏大量”，彻底揭开了这个国家“奴隶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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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66年12月16日第21届联大通过了包括《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及《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意议定书》的《国际人权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下简称《公民权利公约》）于1976年3月23日生效。

该种冬小麦了

今天坐出租车，电台预报说今天晚上有小到中雨，天气变凉。师傅嘀咕了一句：这可怎么办，冬小麦还没种呢。包谷收了，还放在场院上没晾干呢。原来他是个有地的农民，在大兴县。后来，我们探讨了一些法律问题：对杀人犯是不是应该就地正法？我反对，并援引了一些法制国家废除死刑的例子。他完全不能理解。后来，他想出了一个辙：审讯时间长也可以，但是得允许受害人每隔一几天到监狱里，割回一块肉来解恨。我觉得这操作起来难度比较大，需要制定详细的细则：比如，犯多大的罪割多少、割哪个部位、流血怎么办……后来，师傅提到他家有一对老年房客（他同时也租房子），被村里一个东北人谋财害命，用斧头砍死了，只得了三百块钱。后来，又探讨了房东的责任问题。
我到了目的地，下车前，我提醒他说，赶紧早点把冬小麦种了吧。
北京的街道上，车辆很少，速度很快。
看到了一个电视剧，里面有台湾特务，这个台湾特务和我公安干警是亲姐妹，后来，大段的戏是姐妹俩在审讯室里表演"家庭伦理剧"，台湾被忘在了一边：他们为什么频频派特务到大陆来、大陆为什么成功地使他们的人民如此地恨台湾特务？这一切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姐妹俩在审讯室里热泪横流、情感充沛，频频提到一些场外的早被认为已经死亡了的人……和以前的反特片比起来，这出电视剧尽管涉及到了台湾这一重大题材，但是却一点也没有思想意识，仍然退回到了"家庭"；而以前的反特片，是不容许有太多私人纠葛的，即便有，也要把这种私人恩怨往大义上引。
回来的路上，谈到了"归属"某个群体的问题。这正是我最近正在写的东西的一个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