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取得一个位置

我取得一个位置。这个位置对我可贵之极，它朝向南边，向南极远处，是平原，以及平原上的炊烟。那里有一处刚刚建成的公园，叫做“杜仲公园”；更远处，是我20多年前试图逃离北京大屠杀的方向。那时候，是绝望的，但是，那时的世界是开放的，可以躲藏，也可以混迹于城郊农田之间。那时，没有高速公路，或者通向哈尔滨、沈阳、津塘的公路。那时，是自由的，尽管是危险的。今天，我可以在晴朗的下午张望它。有时用我姐送给我的望远镜，可以看得很远。
北边让我烦躁。它由京通快速以及两边的高楼和谋生的人群组成。每天早上，在我的睡梦中，人们早早地在地铁口的天桥外边排了长长的队伍，等待挤上最早的一班地铁，去往国贸、以及四环以内，等待一天的工资以便为最近刚买的房子交上每月的月供。再北边，是我的就职所在。那里是日新月异、新陈代谢、与时俱进、焕然一新的，然而它的食堂早餐永远是鞋垫一样的肉饼，或者襁褓一样的肉笼——从我的大学时代就开始了。20多年前，我用几只肉笼在操场上招待从北边的学院路来的我的高中同学。他今天仍念念不忘。这几只肉笼花去我和同宿舍赌博输剩下的几块钱饭票。我们在操场的看台上吃着肉笼，看着拼命减肥的几只女同学，想着日后我们还会不会在同一个城市，共赴同一个饭局——事实上，我们现在经常会在大吃大喝的饭局当中回忆那段艰难困苦的日子，而操场的女生们依然在减肥不辍。
[[image:60e8a4905623ae3d6e0bd1d95eb4d8df_240.jpg::right:0]] 就在前不久，在一个秋天的下午，我领着我的母亲在我的校园里拍照——她在秋天的校园里显得悠闲自在，在草坪上拾着落叶，并且右手持着一只大落叶做着POSE。学生们下课了。而我对这座校园的情感瞬间即逝。
不是我不热爱它，而是，它现在已经变得太快，它，以及里面的人，都似乎向着他们自己也不知道的方向迫不及待地奔跑着。每次上完课，我就逃离也似的，越过京通快速，越过珠江绿洲，越过通惠河，当呼吸到乡村的空气时，我的心里顿时踏实下来。
有时，我会在旁边的一处烤鸡翅的小摊停下来，叫上几只鸡翅，要上几瓶啤酒。这让我安稳。
偶尔，我会急躁，因为具体的生活；但是总之是平安的。因为，通惠河的水尽管很小，但是毕竟在流淌。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我也就啥也不说了。熬了一会儿夜，然后睡觉。
就是这样。

我做电影，是想过纯粹的生活

问：你为什么要做电影？
答：我做电影，是对电影本身感兴趣——它观察和描述世界的方式，是低微的、局部的、个人主义的、无政府主义的。它讲故事，但这故事无法用其他语言转述；它造成诗意，但仅限于影像内部，无法翻译；它攫取现实，但不对现实负责（用是否符合现实来评判一部电影是幼稚的）。它有时会混杂进很多看起来有趣、但是危害性很大的异质元素，例如政治、商业，这不是电影所擅长的领域（尽管很多人籍此获得名利，但电影却遭到遗弃）。如果想赚钱，就别拍电影，不如去山西开煤矿；如果想介入政治，就别拍电影，不如去写政论，甚至组建反对党。但是电影和这两者真是死党，导致无法拍摄纯粹的电影。我做电影，是想过纯粹的生活——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尤其是现在。因此我几乎不想做电影了。

新世界的一天

每个人都需要一个机会来打破旧世界的沉闷和无奈。美国选择了奥巴马。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希望的选择。同时也是勇敢的选择。而中国别无选择，仍旧是旧世界。但，机会是潜在的，也是自己可以创造的。有些人煎熬着，有些人选择了快刀斩乱麻。
机会是均等的，也是不容易出现的。但是，人是自由的。至少在私人生活领域。
我羡慕美国人。用一句滥俗的话说：这一夜，我是美国人。
但实际上我是中国人，一个老旧的、滞重的、不能承受改变以及不习惯新世界、对新的东西没有欲望的中国人，一个人生已经快走到了头的中国中年男人。
我只有为美国人高兴的资格。无论怎么说，他们的选择是果敢的，是我辈所渴望不可及的。就像今天晚上一个人给我的信中所说：
关键是，我希望生活有改变。
我只有像个老人一样，坐在长满青苔的老地方，发出一个无力的祝福：但愿这个改变是美好的。
衷心地。

美国主要报纸头版提前刊登奥巴马获胜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