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著于美的、强壮的事物——关于《里芬施塔尔回忆录》

（本文发表于《南方人物周刊》2007年第21期，有删节。）

里芬施塔尔在书的最后说：“我现在只知道一件事：我必须写这本书。”
写下这句话时，里芬施塔尔已经85岁了。五年前她决定开始这项工作；这是她人生中最后一个具有强大挑战性的工作。这种挑战在她的后记里得到了部分说明：“（我在战后所经历的）这些审讯中的大部分谈话内容都被记录了下来，而且我都在上面签了字。那么我今天为何要做出与此完全相反的陈述呢？”
她并非第一个挑战世俗法庭审判的冒险的自传作者。从人类有了“自传”这种文体以来，它就部分、甚至全部承担着为自己辩护（通常是为法庭上的罪名）的职能，即便是宣称自传是“关于人的研究”、其自传《忏悔录》是“世界上绝无仅有、也许永远不会再有的一幅完全依照本来面目和全部事实描绘出来的人像”的卢梭，也难以回避对其在自传中粉饰自己、攻击敌人的指责。对于具有如此复杂和富有争议的人生的里芬施塔尔来说，她意识到了这种责无旁贷的使命，但或许没有意识到降临到她身上的这种使命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因为她不仅要写出一本传统意义上的自传，更需要创造出一种关于“自传”的新“美学”，否则，它充其量只是另一本出现在市面上的、关于传奇人物的“秘辛”而已。
不幸的是，它正是这样一本“秘辛”。它是如此地迎合那些乐于如此想像它（以及它的传主）的大众读者的口味：不断出现的大人物、激烈交锋的敌友、高潮迭起的人生体验、艺术家非凡的创造力、误解、冤屈、激动、挫折、以勇敢的姿态出现的自我陶醉、巧妙而频繁的视角转移、高超的人生剪辑技巧……这是一部精心构造的叙事性作品，一部有关一个非凡女人的传奇史诗。
当然，她有充足的理由写这样的书；但也有充足的理由不这样写它——这种境遇象极了她书中所描绘的为纳粹党拍片时的抉择：她在书中百般声明她不愿意拍摄那些电影，但字里行间仍然透露出她对那种“意志的胜利”的自豪感。苏珊•桑塔格正确地指出了里芬施塔尔作品中一贯存在的“迷人的法西斯主义”倾向；与此相似的倾向同样表现在这位传主充满高潮体验的人生叙事当中，在这样的人生面前，芸芸众生那种灰色、暗淡的生涯就象她以七十多岁高龄在海底所忽略的大量平凡的海洋物种——只有那些色彩斑斓、令人惊叹的海洋生命才有资格出现在她的镜头之中。这种“审美倾向”可以用她自己的话来准确地概括：“我只能说，我本能地着迷于任何美丽的事物。是的：美丽，和谐……那些纯粹写实的、生活断面的东西，那些一般的、平庸的东西，我都是不感兴趣的……而美丽的、强壮的、健康的，充满生气的东西，都会使我着迷。”
在其他一些场合，我们能发现她在尽量隐忍关于她首先是一个女人的“善意”对待——在一部有关她生平的纪录片（《莱妮-里芬施塔尔壮观而又可怕的一生》）里，她被表现得象欲望强烈、但又失势的一头雌狮，这使她愤怒；但最终她仍然平息了；她去了非洲拍摄土著居民、潜入海底拍摄海洋生物、不断地出庭为自己辩护、平静地对待世人的诟病……在耗费五年矛盾重重的写作之后，她让同样的隐忍也在这本书里出现。在大部分篇幅里，她乐于写出那些美好、弱小的童年时光、乐于把大量笔墨花在“电影”艺术上、在面对纷争和敌意之后，她乐于写出有关“和解”的瞬间。在这一切之外，勇敢的自传作者同时也并不特别回避一些有争议的、关键性的瞬间，那些瞬间无疑是这部自传最富有挑战性、也是最富有高潮体验的部分：她写出了如何开始与希特勒的“命运般的会见”：“我似乎觉得我面前的地球表面如同半个圆球在慢慢地伸展开来，它中间突然断裂开，一股巨大的水流从里面喷射出来，喷射的强度足以使水流直冲上天，并使地球受震动。”同样的句子也出现在其他地方：“我激动的说不出话来。”、“我睡在床上久久不能入睡，内心实在是太激动了。”“这天晚上，我感到希特勒在追求我。”等等。但或许出于策略，这条被世人充满期待的线索经常处于“草蛇灰线”般的断续之中。作为一位备受争议的“第三帝国”电影宠儿、传说中希特勒的“秘密情人”、战后各种反纳粹法庭的常客，里芬施塔尔小姐的自传作品更象一篇长篇辩护词，在她八十多岁高龄的年纪，一部为自己“澄清误会，消除成见”自传作品正当其时。
对于类似苏珊•桑塔格这样的知识分子来说，这本自传和里芬施塔尔在其他场合的自我辩护、以及她仍感到“自豪”的两部电影《意志的胜利》、《奥林匹亚》一样，仍然透出一股“迷人的法西斯主义”气味。首先是它的结构。由于采取了传统自传作品的“保守”方式，使得这部按照年代顺序写出的自传更象传主所拍摄的其他“纪录片”，在表面的真实之下，完成了一部关于人生极端体验的惊心动魄的叙事。在这样的叙事中，人生当中那些过于“普通、平常”的瞬间被轻轻抹去，那些关于一个女性通常所具有的特点的描写，在书中并不多见（除了在希特勒面前“委屈的流泪”等等）；相反，她乐于把自己表现为一个勇敢、顽强的“无性别”的电影工作者（她津津乐道于使自己迷醉的、充满力量感的“高山电影”、恢弘的奥林匹亚电影等等）。其次是它的语言。作者尽量以平凡的语言来写作，表现得毫无野心，但字里行间的激情仍然不可遏止。或许只有这样的语言，才配得上这样的人生。第三，她很策略性地把自己塑造成为一个没有任何政治观点的中立的人物形象，并在书中多次谨慎地避免和纳粹党的主张产生联系，但这样一来，这本自传更象是法庭辩护的延伸了。我们能够想像得出，人生已近晚年的里芬施塔尔，仍然不能够面对自己的真实的人生。这使她的自传陷入了时序性的混乱当中——在自传的结尾，一句突如其来的话这样结束了长达百万言的人生叙事：“我现在只知道一件事：我必须写这本书。”，因为，“只有我才能完成这部回忆录。”这个顽强的德国女人最终让我们这些芸芸众生看到了这本厚厚的书，并成功地满足了我们的好奇心；在合上书的时候，面对如此精彩的人生，很正确地产生了我们应该产生的那种无伤大雅的“自卑”和“崇敬”。
2003年，101岁高龄的里芬施塔尔离开了这个似乎让她越来越失望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上，价值观正倾向于消除那种必须依赖对某个“核心”的信仰和崇敬方能感到幸福的陈腐思想。而坚守自己崇高地位的大人物及其人生叙事所赖以引发“激情”的能量，正越来越变得陈腐不堪和令人厌烦。
什么时候，弱小平凡的普通人无须活在对大人物的好奇心和难以抑制的自卑、从而心甘情愿地为这些大人物效劳的境遇当中，一种平淡的人生叙事才有可能。而现代社会俗常人生的正当而简单的快乐，其中所富有的意义，应该不亚于那些高高在上的大人物波澜壮阔的人生叙事。可惜，命运多舛的里芬施塔尔再也没有机会为我们写出这样的人生叙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