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兆华改造《白鹿原》

（本文发表于《南方人物周刊》2006年第14期）

灰黑色的幕布上，书写着古朴的老腔歌词：“他大舅他二舅都是他舅，高桌子低板凳都是木头，太阳圆月亮弯都在天上，男人下了田，女人做了饭，男人下了种，女人生了产。娃娃一片片，都在原上转。——陈忠实”。舞台前区，裸露着三套乡土味的桌椅，左右两侧的舞台延伸到了观众席中。演出钟声响起，黑幕迅速拉开，一群陕西农民以狂野的嘶吼唱起了刚才那段唱词。唱着唱着，一位个子较矮的农民从人群中忽然冲到前台，用石块狠狠砸着一条木凳，仿佛向观众席发泄他千年的愤懑和不平；一场大雪从天而降，人群渐渐散去。被人们想像了无数次的“白鹿原”，在2006年5月31日晚整个呈现在北京首都剧场宽阔深邃的舞台：黄土高坡、一棵孤零零的树、窑洞口、车轱辘……
早在2002年，林兆华就和时任人艺副院长的濮存昕商量把《白鹿原》搬上舞台。2003年3月25日，陈忠实和北京人艺在北京正式签约，以“票房分红”的方式，将《白鹿原》的话剧改编权授予北京人艺。接下来是寻找编剧，最终确定由总政话剧团团长孟冰操刀。2005年8月26日，北京人艺正式建组。2006年5月31日晚7：30，长达两个半小时的话剧《白鹿原》在首都剧场隆重上演。
在孟冰的剧本中，朱先生作为集正直、博学、雅致于一身的关中大儒，以一种先知先觉的视角，成为贯穿始终的叙事者。的确，他对白鹿图像的判定、对白灵之死的预测，以及生前对自己死后的安葬与时代变幻的吻合等，赋予这个故事一种奇绝的魔幻色彩和清醒的价值判断。但当林兆华去陕西采风遇到“老腔”这种泥土般的演唱形式时，他决定放弃过于理性的叙事人结构，而将这个跨越半个世纪的故事交给陕西农民，交给他们粗砺的嗓音以及手中浑朴的乐器。“老腔”的劲道，的确让舞台呈现出一种天人合一的生生不息之感，他们在每个关键的转场时兀然跳出，或悲壮激越，或哀哭吟鸣，升华了“白鹿原”故事的苍凉和古远。根植于陕西华阴的我国最古老的民间说唱，在现代舞台上复活，成为林兆华这出话剧最大胆又最被叫好的“看点”。
演出进行到某个闲适的段落，一个牧羊人赶着一小群真正的绵羊从舞台左侧缓缓出现，仿佛那里真的有青草一般。观众席中发出了轻微的骚动。不久，一辆牛车被一头真正的牛拉着，从舞台后景穿行而过。观众再次惊奇不已。负责舞美设计的，是和林兆华合作多年的易立明。他为这场话剧设计了一个延伸到舞台深处的主要视觉形象：“白鹿原”。从陕西农家搬来的旧门窗和旧桌椅，点缀着舞台左右；一棵枝叶稀少的树，成为舞台的视觉中心。天幕在整个演出中换了4次，有蓝天白云、苍茫惨淡、乌云密布，更有红霞满天。天高地远的“白鹿原”，始终占据舞台的大部分空间。这种景大于人的大胆设计，突出了这个故事苍茫的空间感。
性爱的腐败味道和宿命的死亡气息充满舞台。小娥和鹿子霖的“乱伦”、小娥和白孝文的“奸情”、孝文媳妇的“淫疯病”，一个一个鲜活的女子在“白鹿原”上被性爱的痛苦折磨。最终，小娥死在了舞台右侧突然冲出的一柄匕首上，她的魂魄附体在了鹿三的身上。由宋丹丹扮演的小娥以弱者的无力，反抗着，最终被“白鹿原”吞没。宋丹丹的投入和灵活，令这个角色生动；郭达扮演的鹿子霖在舞台上自如地走动，时而淫亵、时而有长者之风，显示这位陕西本土人对“白鹿原”性格的熟稔；濮存昕扮演的白嘉轩，一开始让观众捏一把汗，直到最后他的“腰杆儿”弯了，才有某种发自骨子里的气节慢慢感染观众。
选择用陕西话来演绎这个剧情复杂、人物众多的故事，无疑是这场话剧最让人提心吊胆的地方。方言在这里除了是“话剧之话”，某种程度上还是一种“声音”的实验。它试图和老腔一起，赋予这部话剧以民间和泥土的赤裸感。
作为陕西作家陈忠实仅有的长篇小说，《白鹿原》1992年甫一问世，即引起评论界广泛欢呼，尽管人们对这部小说的“性描写”等方面不乏争议，却并不妨碍它以雄浑、厚重的“民族秘史”身份成为当代中国文学最令人尊敬的长篇巨制。14年过去了，《白鹿原》的经典地位似乎已经不可动摇，对它的任何形式的改编都会引起国家文化部门和评论界、新闻媒体以及大众的广泛关注和争论。此前，它已经被改编成秦腔、连环画、泥塑等，而电视连续剧、电影、舞剧版的《白鹿原》也正在酝酿或实施中。
林兆华和《白鹿原》的相遇，是一次饶有意味的文化事件。最终的结果，是一部直观的、“裸呈”的舞台戏剧。在它初试啼声的这段时间里，进行全面的评价是不现实的。它的所谓“缺点”和“优点”尽管显而易见，但这并不妨碍人们期待它更加成熟。它不会是一部过早定型的舞台作品，它将会获得多次生命，而每一次，或许都将接近那只传说中的灵动的“白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