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06-20

“死便是我的责任!”——谈郭沫若历史剧《虎符》中的“死亡情结”

大凡历史题材的戏剧,差不多都存在一个当代性的问题。郭沫若写于一九四二年抗战后期的《虎符》正是典型的代表。这部取材于“信陵君窃符救赵”的话剧借魏王和信陵君等人针对暴秦的不同态度,大胆影射了当时各主战派和蒋介石绥靖路线的激烈斗争。这种内容上的当代性已被广泛认可。但同时,郭氏此剧风格及表现上的现代性却相对地未获足够重视,或者常常被误读成经典现实主义或浪漫主义,使人不得要领。其实,郭氏作为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旗手,在西风东渐的大环境下,某种程度上已经和国际现代主义运动有所接壤(特别是日本的象征主义及新感觉主义诸流派)。纵观其各种剧作,我们不难发现,“死”这一现代主义母题已经深深植于他的灵魂深处,并时有表现,而在《虎符》一剧中,表现尤甚,其中几乎所有主要人物对“死亡”都有一种近乎病态的迷恋——或者确切地说,把“死”当成了一种责任,以便完成那来自冥冥之中不可知力量的命令。此外,在各种版本的演出中,编导又仿佛互相约定般用富有神秘感的舞台形式——其中大都来自宗教祭祀或者民间原始形态的舞蹈、音乐、服化道美等等因素——来强化这种“死亡”的超越意义。事实上,剧中各种人物的“死”已经不仅仅是为了一个具体的“窃符”或者它背后的“救赵”,那是一种忽然飞升的东西,凌驾于某种狭隘的政治、军事、甚至道德意义之上,从而进入形而上层次。
这并非没有根据。从历史的共时态角度讲,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极富现代感的时代,战争、瘟疫、集团斗争、意识形态冲突等等所造成的不安和动荡使普通人的生命往往陷入无常的境遇,这不能不使那个世界经常以荒谬的面目出现在人们面前,而它最大的筹码便是“死亡”。“死亡”造成了人的生命经历的突然中断,它有着超越各种人为限制的无限性,而最有文化意义的便是无处不见的“死亡”所造成的“被抛入感”,这样,人的“存在”便不再是个体体验了,它几乎成了解读那个时代的最大关键所在。“死亡”的这种临场性不能不让当时一些有智识的头脑认真地考虑这件事——面对“生或者死”这一哈姆雷特式的两难处境,任何人都要毫不含糊地当场作出抉择。这种思考是卓有成果的,它们广泛见于“诸子百家”的各种著述之中。尽管各家各派对待这个问题看法不一,有的退隐,有的积极,有的模棱两可,但是最后,他们都对“死”这一终极考验表现出了大无畏的精神。文化命题常常也表现为道德命题和政治命题,有关当时的正史或者野史无一例外地都富含义士仁人的气节颂歌,例如寄托于前代的“不食周粟”以及当代的“荆柯刺秦”等等。
本来,“信陵君窃符救赵”的故事并不是最具“死亡感”的题材,毋宁说它尚有一些轻喜剧的味道,例如那个“大铁椎”朱亥,以及那位故作深沉的侯赢。但是对中国文化精神特别是先秦文化精神有独到理解的郭沫若敏感地发现了这个题材中隐含的现代主义因子,按照他一贯的作风将其改头换面,这便成就了郭氏这位“浪漫主义”大家最具原创品格的不朽之作——《虎符》。正因这一对“死”的集中思考使该剧成为郭氏所有剧作中最具前期现代色彩的经典之作。
与作者精心挑选的贯穿性道具“虎符”单纯的情节动力学意义不同,“死亡”这一本来极其形而上的命题被各种当事人的言语、行为凝结成活生生的实体性气氛,它所具有的压倒性力量促使每一个人物变成了它的“道具”——每一个人物都象一个行星一样围绕着这个永不沉落的太阳旋转,最终被它强大的引力场吞噬了去。但作为一个深谙历史精髓并具有前现代精神的大家,郭氏并没有简单化地处理这一“坍缩”事件,而是曲尽其妙,各有千秋。
(一)如姬的死:首先引人注意的是如姬深深的哀怨,表面上看,那是典型的“宫闱之怨”,即作为一个宫中玩物的痛苦。但经在魏太妃处秘吐心曲,我们得知了:她的哀怨其实是一种“浪漫的谎言”,她“死亡欲望”的真正“介体”⑴是那个曾经为其报父仇的信陵君,那个她永远不能企及的真正“太阳”(剧中就是这么比喻的)。相反,对于表面上威胁最大的人物——魏王,她反倒表现出了极大的蔑视,她是不在乎这个色厉内荏的一国之君的。她真正在乎的,是信陵君,和他的冷漠与疏远。她越是执着于这一点,就越把“为信陵君死”当成宗教事务一般提升到议事日程上来。——请不要误会她,这一欲望是不附加任何外在条件的(比如,要是得到信陵君的青睐,她也许不会死),这一欲望仅仅是:“为他而死”。所以当最后窃符成功,她满可以追随信陵君而去的时候,却放弃了。她的“借口”是:为了防止世人误会她和信陵君的正义举动,以为他们仅仅是为了“儿女情长”才费劲周折乃至断送几条人命要去“救赵”。她自己也没有意识到内心的“死亡欲望”之如此强烈和隐蔽。等到她真的可以“为他死”的时候,她是那么平静、满足、兴奋,甚至忘了找一个更加圆满的理由,而只顾面对魏太妃送她的匕首痴迷得近乎错乱!——“啊,你灵妙的匕首!你是我的解放者!”
(二)魏太妃的死:相比之下,魏太妃的“死”则显得从容得多。对这个国家的“优秀母亲”来说,按照自己的意志来设计自己的死,从而违抗社会或天命的律令,这还是平生第一次。她非常重视这件事,甚至还为自己来之不易的“死亡”精心设计了“操琴伴奏”这一并非必不可少的环节。当然,作为在传统环境中生长过来的女性,她所受的“清白教育”同时为她主动的死提供了一个再好不过的“堂皇借口”——她把这种“清白”比作月亮:“今晚上的月亮多好啊!……一个人能够象这月亮一样该多好啊!”在全剧所有人物中,大概只有魏太妃的“死亡欲望”压抑得最深了。她把这一潜伏在内心深处的“死亡欲望”误解为“道德律令”并按照通俗仪式所要求的“大义凛然”来实践它。其实,以魏太妃人格之尊、地位之重,她完全不必行此“大义”之举,并且如果她愿意,她甚至还可动用她所有的“筹码”来阻止其他人做无谓的牺牲。但她竟然如此“自私”,只顾考虑怎样将自己的死充分“仪式化”。这是郭氏意欲完成如姬之死所要求的,这也是全剧中最无力的死,其功能性意义远远大于其本身。
(三)侯赢的死:不能说侯赢的死不具有形而上意义,其实在全剧中,也许只有他的死是最为纯粹的,他为了一个离他如此之远的事情而死——这事情做得并非没有道理,事实上他自己深知其“正义”所在——他给信陵君出了一个“馊主意”:动用信陵君的感情投资,指使如姬偷出虎符、椎死大将军晋鄙。这一切都是为了国家乃至天下大义,他应该没有任何负疚感,即便如他所说,椎死将军晋鄙是让他最为难的环节,但按照他一贯的逻辑,这也不必他用生命来弥补这一不足(何况他和晋鄙认不认识还未可知)。其实,他内心的“死亡律令”已经下达良久,他也许只欠一个外在的信号了(结尾借唐雎之口说出了秘密:他早已活腻了,“这把老骨头早就想趁早休息了”)——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晋鄙的死讯”充当这一信号。一个人在临死时还能选择如此富于纪念意义的事件真是再幸运不过的了!即便在“死亡”已是如此平常的春秋战国时代,“死亡”也不象某些意识形态味浓厚的人们所想象的那么轻而易举,它还是需要一些或实际或虚幻的“借口”及“信号”。
(四)朱女的死:朱女的死在剧中被作为最无价值的死而放置在滑稽场面中,但她也并非没有那种对死的事先敏感。再天真的脑袋也知道“诛灭九族”这件事是逃不脱的,更何况在她把所知道的一切都交代出来以后,她的生命便已经不存在了,但奇怪的是,死到临头,她还在滔滔不绝地交代着,并富有戏剧性地来得及“感谢大王的宏恩”——那“宏恩”无非就是赐她一死,仿佛皇帝赏赐的“死”对她这个下等人来说真是莫大的恩惠似的!
(五)赵国人的死:作为背景,赵国人的死是“死亡欲望”的一个史无前例的集体表现。一群人,被困在一个封闭的都城里,在等待救援的绝望之中,难免会产生死亡的“乌托邦主义”——有那么多人(包括高贵的平原君夫人)已经陷入迷狂,秦国只是加剧了这种迷狂。作为目前尚无危险的魏国来说,对赵国的集体赴死是幸灾乐祸、羡慕抑或嫉妒,很难分得清,至少在魏王的话里话外是表现了对如此明显的“暴秦之灾”之麻木不仁——或者确切地说,迫不及待。某种意义上,他不是一个昏庸之王,他如此清楚周围人的所作所为所想,以及自己的真正处境。他对“窃符”这件事的处理从严格的意义上讲也是无可厚非的。奇怪的是,每个人都对他恨之入骨——实际上,他是无辜的,因为他只不过拒绝了赵国的求援而已;但同时,他也是未获得救的,因为他居然无法表达、更不用说实践自己的“死亡欲望”了。迫不得已,他只能将国家捆绑到他的“死亡战车”上,做最后的挣扎。——后来的历史证明,他的愿望达到了,魏国和其他五国一样不复存在了。
——这真是一幅“死亡”的长卷!
与有力的、极富实体性的“死亡”相比,信陵君这一作者精心设计的“死亡中介”是如此平淡乏力!他充其量只是一个“死亡”的面具而已,可他仿佛处处显得重要得多。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如果想一想在如此众多带有“死亡情结”的人们中间,信陵君是多么孤单无援(象那个同样等待救援的赵国一样),那么一切就会迎刃而解了。他的责任从而也变得空前地重大——他既要防止死亡,又要促成死亡,而他自己又没有权力和借口去死!——这是多么荒唐的事情!悲哀的是,这荒唐的事情居然发生在了他的身上,在全剧中,他是唯一一个即将赴死、却中途退出死亡的人物,仅仅因为他并不见得情愿地背负着的“贤者”之名。
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1988年由何炳珠、关瀛导演的版本中,为了强化这种无处不见的“死亡氛围”,大量使用了不祥的音乐,诸如信陵君率三千食客往赴邯郸时百姓的击鼓送行、信陵君与侯赢的深夜密谋时的更漏声声、信陵君与如姬告别时暴露内心隐秘的音乐、魏太妃死前深夜弄琴时的鼓声等等。当然,这一切也许仅仅编导者无意所为,但看了充斥舞台的“死亡图景”,谁个又能对剧中如此明显的“死亡欲望”视而不见呢?
也许那时的人真的对“死”这一荒谬母题有着类似于现代人的感悟,否则,何以那么多的人和事都离不开“死”呢?郭沫若,作为一位深谙此“道”的大作家,他创造了如此众多的“死”,也许和他所处的时代有着密切关系,但这已是另外的话题了,最后,让我们还是用他剧中的话来做个结束吧!
——“此刻由你所创造出来的死,便是有意义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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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此文为老夫当年读研时的戏剧作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