葵花朵朵

1、
对葵花，我还能说什么呢？
它是我童年布置在炎热夏天最普通的风景。我在它的大头下面撒尿、孤独地幻想、玩打仗的游戏、写一篇没被布置的作文……后来秋天到了，它不再能遮盖我。光秃秃枝干的森林甚至也不能遮盖鸟群。人们看到秘密消失了，成熟的颗粒向我们允诺一种未来。我在这种允诺中逐渐长大成人。在丰收的过程中，我小心翼翼，生怕粗鲁的动作会振落明春将有的一片喜悦。我的弟弟们在里面穿梭，萎缩的灿烂堕入土中，小青虫瞬间爬上去，又很快离开--一个人老珠黄的妇人也不过如此待遇。我掉过头去，发现一辆辆牛车赶了过来。不久之后，这里就会一无所有。我写的作文总是得到老师的夸奖，然而其中的忧郁让整个课堂无动于衷。
冬天里，葵花成为我的梦。我在纸上画它，用各种颜色。我必然要画一个太阳在它的上面，然而我无法让它朝向那里。这个最高指示我永远没有贯彻到底。后来在《东方红》里我看到了舞台上的朵朵葵花，游击队员们在下面战斗，他们被许诺的幸福生活在葵花尖上闪耀。
那曾经是最美的花朵。连小学生都知道，最普通的往往是最美的。葵花永远与劳动在一起。它高高的茎干在晴空摇曳，而女学生的裙子也随风乱摆。那时侯就是这么美。没有机会想一想世界的由来，和它将向何处去。
转眼间来到八十年代。一种外圆内方的花朵铺天盖地地迅速登场，学生们摘下了衣服上过时的花饰边。葵花的时代就这样不期然结束。这时出现了一位传奇人物，以傻子的倔强剔除了人们的花朵想象，将一锅锅炒得香香的子实送到都市人嘴边。此时，花朵是花朵，果实是果实。你从不弄混。
九十年代，葵花流落到话语和时尚的边缘。大学图书馆的墙壁上，好学的男女青年在云中飞翔，他们身边一种隐约的图案昭示着：葵花已经退居背景，尽管生长得依然热烈。在偶尔路过的乡村，你可能一边吐着某种硬皮一边赞叹："葵花！"你惊讶于一个事实：这么多年来，它们居然一直在向着太阳生长，不为时局所动。
越来越近的日子里，葵花重新被学生们歌唱，这次他们选择了吉他。但没有了大片耀眼的光芒，我不知道如何才能刺痛歌手的眼睛。不被刺痛，就不会有歌声。好在有另外一些植物，它们作用于咽喉、神经、皮肤，它们一样尖锐，让你嘶吼。葵花生在寂寞的山谷里，风吹不到它们，它们也不提供刺激。就这样过着，这些无耻的日子。
需要开着车去很远的地方看葵花，也不一定能遂心如意。车胎爆掉的时候，你才有闲暇抽一根烟。这时，就在你的车胎旁边，有刚刚被你压碎的一头葵花……
对葵花，我真的还能说些什么呢？

2、
我不知道以色列也有葵花。我不知道它应该朝向太阳，还是朝向圣殿。葵花明亮的色彩让我陶醉。我突然明白为什么凡高会选择这种高亮度的植物。它的柔软和多颗粒从未被人们意识到。人们记忆中的葵花是永远的。然而实际上它的痛苦的颗粒正在被都市的人们咀嚼着。没有神话。没有激动。
葵花进入柔弱心灵的角落是不久之前的事情。你长久地将镜头对着它，等待最好的光线。天黑了，你还没回家。你知道，明天的葵花不是今天的葵花。这个摄影师就在我的隔壁。他没有成功地拍过一支葵花。他承认，这和他妻子无关。他妻子是个画家。他就是从她那里知道了凡高。一个人能不能只画葵花，而不顾百花争艳？这个古老的问题突然让他想抽烟。明天，他将陪同妻子去拜访一位精神病人，这个在医院里做画的小学教师。他妻子的小学教师。在那所乡村小学里，就是这位老师用粉笔在黑板上给他妻子画了一幅葵花。"那时，阳光从破旧的窗户射进来，白色的笔触闪着金光。我当时突然色盲了。"她说。他苦笑了一下。他想起了童年在葵花地里的一切。他想，在我们有生之年再也不会有那么大一片葵花地了。有的只是一朵朵单独的向日葵。
葵花总是"朵朵"的。一支插在案头的葵花会显得孤独，一个敏感的人会情不自禁地画它，然后在画的边上写上名字："向日葵"。就是这样。他想。然后出发了。开着车。他不知道能否经过一小片葵花地。他就是在这次出行时，压碎了那朵葵花……

3、
毕加索坐在一丛葵花前，忧郁地看着我。那时他还年轻，他以为巴黎会有梦。新世纪来临的时候，毕加索正在地下室里挨饿，他身后的天空布满了美丽的焰火。他的面前只有一只伪装的苹果。此时他可能想：等到葵花开放的时候，他就会卖出一幅画了。
他没想到，新世纪来临的时候，等来的是他的父亲--这位父亲同时充当了画家儿子的经纪人。好了。经济问题就这样被父子二人担当起来。这个美好的时代里，毕加索只好画葵花了。他画了吗？我问自己。也许我觉得，毕加索应该画葵花。
而长期以来，画葵花的人只能是另外一个。一位田野里的疯子。他几乎和乌鸦同时看到了耀眼的葵花。那时他还不是神话。
在黑泽明的《梦》里，一个叫做"阿尔的吊桥"的段落给我们展示了进入凡高画中的可能性。河边的洗衣妇、金色的麦田、蜷曲的云朵……然后，一个关于艺术的梦突破了边界，一直做到黎明。
黎明未到之前，那个人将永远挨饿。那个人不知道，葵花首先是一种植物。
一朵葵花只能是一种植物。而葵花朵朵便是意识形态、便是政治、便是美学、便是人们赋予它很多意象的具体和抽象的结合体，一个朦胧的念头、一个笔触、一个形式、一个借口、一个可以反抗的客体（此时它是主体）。

4、
让我说出跟它有关的一切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它的形状在我正确地描述之前不停地变幻。有时，宇宙也无非就是这个样子。在最初的时候，我用来自爱因斯坦物理学的曲线来描述它，这时的空间还在孕育之中，还没有现在这么广袤，容易弯曲。你从一朵葵花到另一朵葵花之间无须遵守任何定律。但是现在，另一种物理学告诉我们，你实际上什么也测不准。它究竟是一朵葵花还是葵花朵朵？
这个问题太难，超出了我们的智商8000千米。你需要是一只鸟才能很好地唱出答案。而一只鸟，实际上无须任何答案。飞翔是唯一的注脚。
有一天，我在所有的客体里看到了它，这时我老眼昏花，无法辨认现象和本质，无法在怀疑和信仰之间找到平衡。在仰望的瞬间，一束阳光抵达一种神奇的叶片，像温床一样睡眠了它，而在其上，是我从未发现的天堂植物--这些从人类以来就以植物的身份堕落世间的灵魂：这朵朵葵花！葵花朵朵！

什么也不做

象一块通红的木炭，我在北方的冬天里发烧。
一列火车轧过我的身体，可我一点也不疼；一堵墙怎么也抵达不了我；门忽然消失了，一会儿，它又出现了……
就这样，一整天和一整夜过去了。
发烧给了我什么也不做的理由，我拿这块时间只用来燃烧，直到burnt-out。在我很小的时候，发烧曾经是一个很好的引起注意和逃避家务劳动的办法。发烧的时候我躺下，盖着厚厚的被子，旁边有妈妈熬好的热气腾腾的姜汤，可是我不爱喝，我喜欢清粥，外加煮鸡蛋，鸡蛋只吃蛋黄，加一点酱油，捣碎，成糊状。大一些的时候，我在大学宿舍里孤独地发烧，绝望地盼望远方的来信能刚好寄到我的床头。冷清的上午9点，我强打精神爬起来，向校医务室慢慢踱去。"你吃什么药能好？"好心的阿姨问我。"板蓝根。"我毫不犹豫地回答。我就是冲着它去的。我喜欢板蓝根的清香和类似咖啡的色泽。后来我有了自己的家，爱人是个药剂师。她冷静的判断和科学的对策让我几次发烧未果。"你才刚刚36°8，根本不算发烧。起来吧，帮我收拾房间。"我不禁为自己的无能而羞愧。一段时间，我几乎忘了我是可以发烧的了。我在人群里奔走，在各种会议上慷慨陈词，在赚钱和出名之间痛苦抉择，在一个不喜欢的人面前微笑，在遇到难关时迎风而上……突然之间，我重重地发烧了，躺在床上，惊奇地发现周围的人忙忙碌碌，象一群工蜂。他们带起的轻风让我的头发微微拂动，蒸发掉我面颊上滚烫的汗珠。我虚弱地想，我的发烧大概是永远不会好的了。这个想法让
我激动不已，我是那么喜欢发烧！可是世界上根本就没有永恒的东西存在，你不能总是躺在床上发烧不止。一天早晨，大汗淋漓之后，你忽然感觉轻快起来，有种想做事的强烈渴望，比如，拿起拳头砸一下自己的胸口，虽然还不很有力，但毕竟"嘭"了一声，心脏重新开始了令人"心"烦的工作--没办法，这是它自己的事情，谁叫它是心脏呢？你轻飘飘地起了床，洗脸、刷牙、吃东西。你又看到了电话，不禁怀念起它清脆的铃声。恰在这时，它响了，你的发烧期宣告结束。你象一个刚刚上足了发条的老式时钟一样，饶有兴致地在地上走来走去的。最后，你推开房门，重新加入了热热闹闹的人群，把刚才的一切忘得一干二净，只模糊记得，发烧时，你拼命地走，然后忽然来了一个急转弯，感觉身体里有样轻飘飘的东西象个老谋深算的特工一样摆脱了肉体的跟踪，拐进了小胡同，从此不见了。你看到自己那笨重的肉体象个没有了司机的卡车一样一直开到了护城河里，发出"嘭"的一声--此后你就专心致志地发烧了。……终于，你的"司机"玩够了，又回到了你的身边，"Hello! 我想你！"它对逐渐冷却的肉体说，然后便钻了进去，象个冒失惯了的孩子一样。你和你的肉体便再一次启动了。你不知道，下一次发烧会在什么时候。
--象一块通红的木炭一样的发烧，是多么让人留恋！

我爱手语

至今为止，还没有人用手语和我交谈。我没有资格。首先，我听觉灵敏，可以从嘈杂的人声中分辨出对我的诽谤，从迟疑的语言中听出弦外之音。其次，我口齿清晰，可以滔滔不绝地说一大堆废话，直到听者心烦转过头去为止。最后，即使有人企图用手语和我交谈，我也羞于伸出自己的手来应答--我的手是那么粗壮而笨拙！那是一双为挖煤而诞生的手，毛茸茸、黑黢黢，骨节"咔咔"直响。就因为这个，我放弃了以吉他为生的梦想，躲在黑暗的地下室里，用这双见不得人的手在电脑键盘上虐待狂般地敲个不停--我不是在和别人网上聊天，我是在独语。很早以前我就不愿意用天生健全的发声器官说话、用太过敏感的耳朵去听别人了。我越来越懒惰，现在，我平均每天大概只说五句话，其中至少还有一句是废话；除了音乐，我不再向任何声音敞开我的听觉了。现在，我试着用手语的语法纠正自己文章的错误；每天打开电视，我只看手语节目；如果想说什么，我会尽量把它们比划出来……两个星期以前，我搬进了地下室，决心从今以后再孤独也不开口说话、再无聊也不听别人说话了--用两片嘴唇象簧片一样振动所发出的音响，难道真的能代表什么吗？一个星期以前，我买来了一面大镜子，房间里从此有了一个安静的倾听者。可是我总觉得还缺少了什么，
今天我才明白，一面大镜子充其量只是个差强人意的倾听者，却不能指望它和你交谈：因为它总是在重复你自己的话。
说真的，我多么希望有人能用手语和我交谈啊！--昏暗的房间里，静悄悄的，只有微微的喘息声。一股温暖在我们的四只手之间流动。它们时而慌乱地翻飞在空气中，时而轻轻地掠过嘴唇，时而拍一拍主人的脸，时而安静地停在胸前……它们有时也会沉默，沉默时仿佛蓄势待发；它们有时也会生气，生气时依然唠叨不停；它们是一种秘密语言，在拥挤的人群中，只有它们的主人知道那些手势的含义；它们是一种微波，穿透很远的距离，在出站口的内外表达主人们久违的喜悦……它们并不单独行动，还要有眼神和嘴唇的同谋，这样，有时你根本不用去看它们，只要注视主人的眼睛就够了；它们除了传给视觉，还能传给心灵，我一直在想象它们的主人们经常玩的一种游戏：把双手藏在背后，说一句话，然后"你猜，我说的是什么？"当然你也要用手语来回答……它们有时也会疲倦--我一直在想象一双慵懒的手，一种慵懒的手语、微张的眼睛、平静的呼吸，表明主人这时懒得说话；它们在睡梦中也不休息，在被子上、在枕头旁，它们悸动着，为梦中的情景做着解说……
我多么希望戒除一切日常语言，只把说话的权力留给双手！它们是那么单纯，单纯得不会撒谎；它们是那么脆弱，脆弱得太易受伤。我不敢想象有一双手如果被谎言欺骗，发誓一辈子不说话，那么谁又有能力让它们再次开口呢？一双手，就这样变成了哑巴！多少次，你试图打开它尘封的唇，可是最后一刹那，你却临阵脱逃了，因为你知道，你不配和它们交谈！为了防止这种悲剧的发生，我不停地写啊、写啊，以便打发由于寡言少语而带来的寂寞。我不是不想说话，我只是不想用常人的语言说话。它们被千百万人用过了，已经很不干净了，而我却是一个有洁癖的人。所以，你看到我走进了卫生间，用薄荷味的香皂细心地洗着双手，再轻轻地把它们擦干，回到屋子里，坐在你面前，犹豫地把双手拿了上来--现在，你看到一双干干净净的手，就这样交叉着，静静地停在桌子上，象一颗毫无防备的心脏，准备和你交谈……

忘了一切无药可救──张曼玉巩俐之比较研究

“……剎那间谈话止住，目光聚集在这位年轻女子身上。她昂首前行，微微笑着，赏心悦目。她那熟悉的面孔，熟悉的步伐，让我们忘了一切，无药可救。 ”法国《电影手册》这样形容这位前“港姐”亚军、现世界级华人影星张曼玉的出场。无独有偶，西方媒体对另一位华人女影星巩俐的出场报道也使用了类似的笔法。这两位影星都曾在国际电影节上频繁获奖；都曾担任过国际电影奖的评委甚至主席。西方人愿意用她们的出场指称东方和中国美好女性的出场。但我们却从未将她们弄混过。在我们看来，张曼玉与其说是一位影星，莫如说是一位潇洒活跃的都市女孩，她身上有着太多来自香港这个国际大都市的成分。在它的大街上，建筑、面孔、气氛等等一切都飞速变换，而张正好以她的匆匆来去将其体现出来。和张的变动不居相比，巩俐则显得滞重得多，她的导演们经常使她处于画面的稳定中心，并拒绝镜头的跟随。因此，在人们眼里，巩俐一直是个深宅大院的美女，冷傲、自闭、高不可攀而又略显神经质。
这种表面的差异也凸显著各自的文化。在凭其获得柏林影展影后的《阮玲玉》中，“麦姬张”回答导演关于“你希望半个世纪后还有人记得你吗”的问题时[1]，耸耸肩说：“我觉得半个世纪后有没有人记得我并不重要，但是如果有人真的记得我，却是跟阮玲玉不同的。”在“麦姬”眼里，她的存在是完全个人的，不从属和类似于任何人，哪怕她是一代影星阮玲玉。这其中包含着强烈的个性主义色彩。这样，她也就带有了“主动性”，而它是从属于香港这个国际都市的。她从伦敦某书店收银员、香港某百货公司营业员兼服装模特儿到“港姐”亚军以至世界影后的演艺生涯其实就是这种主动性的最好写照。和巩俐相比，她是通过自己职业奋斗产生的女影星。她一直是生活着的，这就可以理解这位影星和她由之产生的电影体制的密切关系。迄今她出演了７３部影片，大部分都是在香港这种需要瞬间迷人魅力的疯狂、高速生产线上制作的，有时甚至达到同期拍五部影片的快节奏。这些影片中既有纯粹的商业片（武侠、枪战等），也有文艺片甚至前卫片。她的片约并不局限于香港，有时也来自国外。这也是作为国际影星的特点之一。
巩俐则不同。她有勇气消弭自己，把自己变成被动的客体──从属于导演、制片人乃至她自己的社会形象。她的魅力始终在于失去自我的瞬间：微张的嘴唇、浅浅的呼吸、迷醉的双眼……而这时，她往往已被男人强行抱了起来，放倒在诸如“高粱地、染坊”这样的奇观地带。她身后强大的男性文化要求她永远是一个视觉中心，周围充斥着诸如“酒鬼、乱伦者、性变态者”等极富生命力的田野男人，那些平日不近女色的中国男子汉用一种迷狂把这个形象抽空了，而离开了目光，她将空无一物。这样，她最美的时候，便是最“空”的时候。
多年以后，她也许要感谢秋菊，正是这个处于女性最丑陋时期的农村怀孕女子使她意外地获得了可贵的主动性。她也因此成就了自己国际影星的地位。张曼玉也有过类似的举措：在息影两年之后，她于１９９７年主演了《甜蜜蜜》，而这个角色和她踏入演艺圈之前的真实身份如此接近：一个平凡的“麦当劳”服务小姐。迄今为止，我认为这是张曼玉最使人亲切的角色形象，正如秋菊之于巩俐。
张曼玉出生于香港，巩俐出生于山东。她们分别代表的文化一个是都市，一个是乡村。一个喜欢牛仔裤和Ｔ恤，一个喜欢旗袍和晚礼服。但这并不意味着她们不能彼此沟通，而沟通不一定要一起演戏。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她们共同出现的美国影片《中国匣》很大程度上可以被看成是她们共同的“潘多拉之匣”：从里面出来的形象仿佛经过盗版似的，都显得有点走样。

——本文发表于《南方都市报》 2000-0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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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搞错了。说这话的应该是刘嘉玲，不是张曼玉。：）

《燕尾蝶》：对一个现代都市的生物学研究

解读一座城市，可以有各种方法。事实上，由于城市生活的纷乱芜杂，人们也不得不把自己的视角局限在一个小小的入口。它可以是一条街道、一座象征性建筑物、一位历史或当代名人、一种动物或植物、一群人、一个念头、一场革命……当城市越来越大、被叫做“都市”、以至于变成一种压迫、让人无法把握时，人们甚至只能从这座城市某个充满腐败气味的卫生间里一只企图逾窗而逃却最终被关窗的动作斫掉翅膀的蝴蝶身上寻找突破。——这就是日本导演岩井俊二在其影片《燕尾蝶》中所采取的策略。鉴于这位导演把一只蝴蝶从幼蛹到成虫（即从爬行到飞升）的过程和日本都市社会结构和价值变迁作了比较严肃的对位，我们可以把这种视角叫做生物学的视角。
这是一个不错的视角。很刁钻，象一种昆虫的复眼。比如蝴蝶的。
蝴蝶，是一种异常奇妙的生命。在其短暂的一生中，它有多至四种自我。由于其姿态的美丽和翩跹，人们往往把目光更多地投射到它的完成阶段，也就是它的飞翔态——即通常所称的“蝴蝶”。他们愉快地谈论着这个美丽生命，朵朵红晕袭上脸颊，渐渐地，忘记了它丑陋的前身。而无数生物学观察手记揭示了一个残酷无情的秘密：所有美丽的生命都出自垃圾堆。和这个卑贱的出身相比，它们幼年的丑陋简直算是一种美丽了。另外一种有关的秘密是：所有的飞升都始于漫长的蠕动，有时它们甚至误入歧途，永远不能得到机会去接触天空。正是这种美丽物种那纤弱的翅膀，成了影片主人公们各种命运的载体——上升，或者下落；展开，或者闭合。
能够飞升的不只是蝴蝶。印有各国伟人图案的钞票在关键时刻也能够助成此道。它们薄如蝶翼，在交流过程中也容易断裂。在一个成熟的都市里，这种东西大量的是从一种其结构和程序如同咒语一般的“街头取款机”中孵化出来的。这有点类似于蝴蝶，人们看到的只是它们长翼善舞的一面，而其丑陋、肮脏的出身和孵化阶段则被置于“暗箱”（这不是一种比喻，这是事实）之中。这种类似使得缺乏判断力或者一时走火入魔的人们（基本上是善良的，因而也是值得同情的）常常把它们和真正的蝴蝶——那种美丽——混为一谈。要真正了解一种美丽，需要把目光提前到它痛苦的蜕变期之前。这是一个真正生物学家的态度。这是一个蝴蝶发烧友的态度。类似于各种其他的发烧友，蝴蝶发烧友也同样需要一种识别真伪的洞察力：有一副美丽翅膀、并且能够飞翔的，不一定是蝴蝶。事实上，蝴蝶花里胡哨的翅膀通常是一种迷惑手段，在它后面，有一阵风，才是真正的托付者。
蝴蝶是一个密码。是人们最爱用的一个密码。它已经几乎不是密码了。
蝴蝶是一种变化过程和可能性。最奇异的变化发生在它的丑陋和美丽之间。
如同在大自然中一样，在一个高度发达的都市里，最具迷惑力、甚至能够充当唯一的价值判断者的，是有着美丽表面，其实并不真正具有价值的东西。它们分别是蝴蝶和金钱。在大自然里，美丽被天然地用作吸引异性上当的陷阱。另外，在某些场合，蝴蝶般的美丽被视为真正的危险。可是与此相反，在人类的都市里，被人们多次警告过的危险的金钱，却一直平安地通行着，人们对它们所造成的无数悲剧熟视无睹，反而把蝴蝶般的美丽表象赋予了它，把幸福附着其上。
让我们以一个生物学家的身份进入“圆都”考察一番吧。
这是绝对不适于一个美丽生命孵化的地方。疯狂的都市淘金者、肉体出卖者、吸毒者、枪手、说着蹩脚日语、英语、汉语的各色人等……一个在垃圾堆一样的卫生间里初次惊叹于蝴蝶之美丽的女孩子被命运驱使来到这个地方，她被告知，这是一个幸福可以换算为金钱的地方。这个以“幼虫”的身份到来的女孩子笨拙地寻找着飞翔之道。她由衷地羡慕着“固力果”——因为她的胸前有一匹刺青的蝴蝶。这意味着她有理由接受胸前尚一片空白的“凤蝶”的羡慕。事实上，“固力果”是影片中唯一似乎飞升过的生命，她唱着“my way ”——一首美国老歌，同时也是影片中人物的赚钱之道（the way to make money）——逐渐找到了her way ：成为一个签约歌星。她本人最后也成为另外一个人物的way ——深爱着她的火飞鸿卖了她。一首优美的歌曲磁带上竟然录制着制造伪币的方法，这是对以流行歌曲为代表的都市文化的极大讽刺。Any way, 每个人都找到了自己的飞升之道，只有那个幻想有一天能够蛹化成一只美丽蝴蝶的小女孩，还处于幼虫阶段。她最后耐不住了，竟然穿过人间地狱般的鸦片街，去向一个“摇滚医生”求救了。在那里，我们发现了一个窗口，一个影片中极为关键的隐喻：获得飞升的代价是——折断翅膀，重新爬行：在垃圾堆里、在金钱铺就的现代都市、在物欲横流的街道上。这个小姑娘带着她的“蝴蝶梦”来到“圆都”，最终以胸前的一匹刺青蝴蝶草草了事，回到了郊区“青空”。而此时，曾经是他们出发地的“青空”、寄托着他们诸多梦想的“青空”已是物是人非、空余青草了。唯一的变化是，那个从前以幼虫身份来到此地的“凤蝶”得以骄傲地展示她刚刚获得的蝴蝶。它应该被更多的人看到，以便证明她的蛹化。然而这两个蝴蝶图腾的崇拜者却只能用刚刚学来的“my way”曲调和正在编织的花环向那个有权成为目光的人祭奠了。作为都市的对立面，那个温馨的郊区——“青空”，似乎从这些人的记忆中消失了。是那些同样寻找“my way”的上海帮将伪币制造的喜剧推向了极致，使一个曾经有着旺盛生命力、遵循着自然蜕变过程的男性生命（火飞鸿）成为这场喜剧中最大的牺牲品。我们在影片中两次看到他在大街上奔跑（其实这是同一个镜头），第一次只有他的视线——突然，镜头慢了下来，不知道是什么吸引了他的目光。是那个美丽生命的飞升？还是它的坠落？第二次，我们看到了他看到的东西——是“固力果”的live club开业的大招牌在缓缓升起。这时，他已经再也不能飞翔了。他的翅膀下面被他捆绑上了沉重的金钱。那是一种阻碍飞升的铅坠。他不得不跌落、折断翅膀。虚幻的金钱竟然如此富于重量感，这是他始料未及的。而其他人呢？在胸前刺上蝴蝶这种巫术真的能带来现实的飞升吗？
另一个问题：一个蝴蝶能够返回她的幼虫阶段吗？这是一个生物学的新课题。影片并没有揭示其中的可能性。我们是从胸前有一匹刺青蝴蝶的“凤蝶”眼睛里发现了这种疑惑的。岩井俊二用了一个象征性的结尾动作暗示道：一个录有能够复制无数巨钞的磁带也可以仅仅被当作鸣谢礼物赠送给弄丢了他妹妹的那个粗心大意的男人。他接下来会用这盘磁带干什么呢？听一听其中好听的“my way”吗？
也许。
凤蝶转身去了超市，或其他可以做个都市普通购买者的地方。
我们也闭上了眼睛，试图明白这乱七八糟的《燕尾蝶》到底是什么意思？可是岩井俊二迫不及待地告诉了我们。他用同一段旁白做成了一道篱笆，把影片围在了中间，说：“这就是圆都，一个虚构故事的发生地。一个生物学家的后院。”于是我们听到了蛐蛐的叫声。或者一只蝴蝶的振翅声。
片中，我们没有见到想象中蝴蝶的飞升。恰恰相反，是金钱如片片蝴蝶一样的飞升。有一瞬间，我们产生一种错觉，以为那可能就是“蝴蝶”吧！然而蝴蝶的美丽是附着在这样肮脏、腐败、阴暗的垃圾堆上的吗？
我不相信。[1]然而这是一个事实。一个严肃的生物学家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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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更不相信的是，这篇为了对付课堂作业而胡诌的玩意儿，竟然先后被三本书收录，更离谱的是一本叫《1979-2005最有价值影评》的牛书；可是这篇20多年来“最有价值的影评”之一的作者老hooxi本人一分钱稿费都没拿到，唉！要知道有这后果，我当年应该好好写写才是。——hooxi，2007-04-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