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长时间第一次能够访问我的BLOGSPOT

没什么。只是很怀念这里而已。就像逃出了监狱，来到了蓝天白云的自由世界。先发一个试试。

发这个帖子有跟时间赛跑的感觉。看来越墙软件也不是万能的。

偶尔……

我会希望自己是个健忘的人。这么多年，我的脑袋象个超大硬盘一样，装进了太多无用的记忆。这些记忆大都是一些极细的细节：色彩、光线、气味、面容、动作、姿势、话语、时间、地点、气氛、物件……这些玩意儿会在睡梦中、甚至在清醒时出其不意地扰乱我的内心生活。更要命的是，这些玩意儿都和我有关，或者说，它们和我的在场融合为一种复杂的场景，特别黏着混沌，象一场混乱的电影段落。唯一让我安慰（或者让我痛苦）的是，我记不清它的前戏和后果，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它们以生猛的素材的形式重现在我的当下生活中，迫使我去为它们付出大量“剪辑”或“思虑”的精力，使它们生产出“意义”，“情节”，或新的“事实”。它们折磨着我，使我的表面看似安定的生活顿时动荡不安起来。或者说，它们的重现，会产生出重构我当下生活的不祥能力。
这种重构的一个后果就是：多少年过去了，我仿佛还在原地踏步，尽管我可能事实上穿越了多少时空、我的年龄增加了多少岁、我的身体和精气神时刻提醒我已经慢慢变老了，但我知道，我仍是许多年前的那个我的连续体，没有令我羡慕的“断裂”，没有猝然的新生，没有让过去的熟人一眼看去说你“变了”的那种快感。倒是有些从过去的记忆中重新出现的“老人们”有时会说我“变了”——他们一般指的是我“胖了”、有“肚子了”、或者“眼角有皱纹了”、或者“能说了”、或者“有钱了、有地位了”等等（他们一般都眼神儿欠佳）。可是过一会儿，他们就会发现，原来我还是原来的那个我：高中时的我、大学时的我、故乡时的我、五年前的我、三年前的我、去年的我、上个月的我、昨天的我、穷困潦倒的我、默默无闻的我、仍然不是教授的我、不能给他们办事儿的我、不会开车的我、脾气不好的我、好吃懒做的我、不爱运动的我、有才华的我、怀才不遇的我、默默无闻的我（好像我已经说过了，再说一遍也无妨）……
从前，有人（我自己也是）用“性格”这样的范畴来阐释我的上述特点。但是，我自认为这和“性格”无太大关系。“性格”就好像某种水龙头，有的开的大一点，有的开的小一点，但总之它更适合用来解释你的外在和内在之间的某种关系：如果你是“外向性格”，那么你的水龙头就会比较顺畅，口子开的比较大，水槽子里一旦有一点水，就会立刻流出来，别人也就会觉得你这个人比较好相处，有啥说啥；如果你是“内向性格”，那么你的水龙头就不会轻易打开，即使里面的水已经满溢了，你还是不想、或很少开那个水龙头，即使勉强打开了，那水流也是极细极细的，让人着急。这时，别人就会认为你的水槽子的出口有问题，“太内向了”（意思是：水龙头锈住了）。可是我的问题不是这样。我的问题是：我的水槽子是个无底洞——它把所有的水都装进去了，各种各样的水、各个年代的水、新的水、旧的水、甘甜的水、苦涩的水、黏稠的水、稀薄的水、脏水、臭水、泔水、下水、口水、泪水、汗水、奶水、香水、液态水、气态水、固态水、蒸馏水、纯净水、矿泉水、白开水、消毒水、双氧水、眼药水、钢笔水、盐水、汽水、肥水、春水、秋水、露水、洪水、海水、祸水、覆水、以及难收的覆水……
这样，我就彻底成了一个大水库。有人说女人是水做的，我看很少有女人能存住什么水（奶水除外），泪水就更存不住了。她们倾向于用类似流泪的方式，把记忆很快地排出去。所谓“女大十八变”，指的就是女性的自我更新、生成一个新的自我的能力往往比男人强。而我则恰恰缺乏这样的能力。我很少和周围的环境进行能量交换。我给自己取了个网名“呼吸”，纯粹是一种封建迷信般的祈福心态，就象农村重男轻女的父母给孩子起名叫“招弟”一样。（事实上我常常让人感到“窒息”倒是真的。）
我不知道别人怎么看待这样的不变的我。他们是否觉得我没有生机、没有活力、没有趣味、没有让人耳目一新的陌生感、刻板、凝滞、静止、稳定……总之，我极容易让人有沉闷之感。特别是对于朝夕相处、时常见面的人来说，我的“几十年如一日”绝对是一种不堪忍受、或者即使想去忍受也要付出极大耐心的某种使人避之唯恐不及的压抑的、惰性的存在。身为大学教师，倒是有一个好处：就是我不会永远给同一个班级的孩子讲课，当他们稍微察觉我的“沉闷”时，我的课已经接近尾声；然后，下一代孩子又上来了。他们有一个很好的英文名字，叫做freshman。但是现在不同了，现在，我发现，或仿佛觉得永远在给同一个班的孩子上课——因为他们差别真的不大，而且差别越来越不大，以至于我经常产生幻觉：08级的孩子是07级的孩子的转世，09级的孩子是08级的孩子的转世……乃至刚一入校的孩子就已经是senior（老生）了。他们一代比一代老成（或者说，对这个世界已经越来越没有兴趣了，你需要很新鲜很刺激的手段才能让他们不在课堂上睡觉）。这样可不太妙！他们迟早会把我的“沉闷”的“美名”传给师弟师妹的，而他们又不能不听我的课。这倒还不算太严重。更严重的是和我有私人关系的人的感受。我曾经在《 对一只黄鸟的判断》一文中描述过这种使人“感到象被大水浸泡一样不能呼吸”的存在状态。我一生所遭受的最常见的指控就是：“你太让我压抑了！”我非常理解她们（经常是“她们”，而不是“他们”），甚至同情她们。但我没有办法。即使暂时强迫自己“轻松愉快”起来，时间长了，也会露出马脚来。因为，让我的马脚露出来的机会太多了：我的生活习惯、我的行为方式，处处都不由自主地呈现一种“压抑”的姿势。我即使在书房里什么也不做，只是坐在那里，也会有人说：“哪怕你只是在你的书房里坐着不动，我也会感到不自由。”所以，说这句话的人就去“自由行”去了。
这种“沉闷”在我的兴趣、爱好上也体现出来：我喜欢看的电影都是一些“闷片儿”，我拍的电影据说让某些人看到中途都“喘不过气来”，我喜欢看的书也是沉闷、枯燥的理论著作或晦涩难懂的小说。我从来不看那种可以在地铁里快速看完的、那种书名字体很大的书（象《明朝那些事儿》之类的，这样的书你一走进王府井新华书店的一层，到处都是），我喜欢蹲在卫生间里看一本足以让一般人便秘的书（但奇怪的是，往往是这样的书，能很快助我一屎之力；然后，我就象没事的人一样，继续坐在马桶上，直到理解了我正在看的章节，同时也理解了我为什么在卫生间里。）
其他方面，我的“居而不变”还体现在：1、手机。自从有手机以来，我只换过一次。也就是说，我只有过两款手机，最后一款我现在还正在用，并且没有打算换的意思。2、网站。自从有网站以来，我一直幻想有一个天长地久的属于我的地盘。一旦我认定“就是它了”，我就不再变化了。所以，你现在看到的这个网站，很可能5年之后还是这个样子。web1.0的样子。尽管它的内核和功能事实上是web2.0的。3、女人。只要我认定了某个女人是可以和她天长地久的，我就不再想着变化了。那种情感教科书里经常教导我们的：婚姻、爱情要常变常新，彼此保持对对方的新鲜感和吸引力，以免互相厌倦等等箴言，我从来不去听取。如同我的手机或网站，我的婚姻最多只能有2次：marriage1.0到marriage2.0，再往后我就不识数了。
再其他方面，我还有一个恶习。就是从来不想着去做一下“格式化”的大脑手术。相反，我自信我的“硬盘”足够大，所以，“来水不拒”，哪怕滔天洪水，只要我活着，我就尽收“槽底”，让它变成“地下水”。
不过最近，我偶尔会想一想“格式化”的好处。不想则已，一想，突然发现，原来“格式化”是那么充满诱惑！你可以在你的刚刚“格式化”过的“硬盘”里装进各种新鲜程序、以及老程序的升级版，还可以腾出足够大的空间来储存更多、更新的文件，使它看起来、用起来就好像是一台新的“电脑”一样。这样，“用户体验”怎么会不新鲜刺激呢？再说，“格式化”的工作也能使你的“电脑”运转速度更快，使你的这么多年产生的各种“垃圾”一下子全部清除。这几乎就等于“重生”了啊！多么诱人的前景啊！
可是，迄今为止，我只试着“格式化”过我的头发，至于头发下面的那个脑袋型的“硬盘”，我还从来没想过开启这个程序呢！因为，我根本不知道它的命令。也不知道“格式化”的后果，会不会让我的整个“主机”彻底崩溃，变成一堆由各种哀伤的“元件”堆集而成的、没有记忆、没有生命的垃圾。并且，无法还原。
想到此，我觉得还是算了吧！既然我命中注定是个“超大硬盘”，那就只能等着“物理报废“。也许到那一天，所有的“记忆”也会随之一起自动“报废”。并且，无法复原。这是个多么美好的前景！它比自欺欺人的“格式化”更能吸引我。

有时……

我们把生活中一些平常的场景贴上浪漫的标签，那样我们会好受一些。毕竟我们的生活首先是动物的生活。然而，最豁达，最乐观的拉伯雷在《巨人传》里，没有写别的什么，写的都是吃、喝、拉、撒、一些狂欢的场景。看着这部作品，我们并不觉得人是很卑微的动物。承认这些，才能更好地认识人是多么美好的一种动物！有两条修长的腿、有优美的胸部、有丰满的臀部、有健康的身体、有勇气和懦弱、有卑微和伤感、有彻底的绝望和微弱的希望、有羞耻心、有顽皮的恶作剧、有在任何情境下能够抵抗动物性的自动唯美倾向、有上帝——为不完满的人所造就的完满的信仰。上帝死或者没死并不关键。关键是：我们还没死。我们还没有堕落到动物的程度。
我们的爱情还没有被庸俗化，还没有陷入纯粹的肉体狂欢，还没有被彻底完美化。承认缺陷，承认一个完整的生命，承认一个不完美的爱情，承认它带给你的忧伤和失落（失望），承认一切都还没有结束在某个必定终结的瞬间。
承认，或者接受。但这些，并不是妥协。是最低限度的坠落。不能再坠落了。下面是地狱。上面，有天堂的光芒，尽管很微弱，但足够我们活下去。
承认以上这些东西。同时，让自己的生命鲜明而生动。一个优美的躯体，它所做的一切，都是可以公开的。我们穿了太多的衣服，我们什么时候才能象的天体一样在人群中走来走去呢？
看看小鸟，看看森林中小兔子，那么洁白，那么飘逸，可是我们也接受小鸟的屎，小兔子的脏窝。我们也接受内脏和食物，接受排泄和皮肤松弛，接受眼光的浑浊，接受一位老人病卧在床，接受他的大小便，接受孩子的屎和尿，接受阳痿，接受冷淡，接受这一切背后，那么深沉的爱情！
如果爱情能够接受这些东西，就不会怕当着你的情人的面放一个响屁。
情人节掩盖的东西，会在婚床上一一展现。我们明明知道会有这些，可是我们的虚假和单纯让我们视而不见。
谁是最可爱的人？是那个在情人面前毫无遮拦地放屁的人。是那个能够接受情人放屁的人，而不是手捧鲜花，嚼完了口香糖，打着领带，或者，涂脂抹粉，香水淋漓地站在情人面前，做什么也不懂的小女孩状/或小男孩状的那个情人节赴约会者。
承认这种东西，比单纯地陷入浪漫好一些。承认一些生活中美好东西的失去，比单纯地怀旧更好些。
浪漫主义者有时是独断专行的。它只承认骑士般的爱情，只承认玫瑰、坟墓、黑暗之中的密语、诗歌和距离、梦和倾诉、决斗和私奔、痛苦、死亡、殉情、误会、伤感……
我更喜欢超现实主义者。它们知道现实的残酷，却试图超越它。在现实中超越，在都市中隐居，在人群中孤独，在大家都哈哈大笑的时候，看到自己内衣的脏，而怜悯，而觉得卑微。
生命就是这样有意思。远非只是一具肉体。远非诗歌和爱情。远非别离，远非决绝的放弃。生命啊，你是我最后一顿早餐！而我，还没吃饭呢，就开始在这里胡扯了。
你来了，很好。真的。

本贴由hooxi于2003年2月27日15:12:06在〖【触摸电影】〗发表.
本贴是对闹简于2003年2月27日14:05:27在〖【触摸电影】〗发表的“放屁”一文的回复.

（说明：最近偶涉浪漫主义，遂发掘出此旧贴。我有太多的旧贴需要发掘。活在记忆中，比拓展新生活更适合懒惰而消极的我。听着张楚懒洋洋的爱情，在午夜无人的屋子里，周围都安静极了。这样挺好的。张楚说：“我躺在我们的床上，床单很白；我看见我们的城市，城市很脏；我想着我们的爱情，它不朽；那上面的灰尘，一定会很厚。”他一遍一遍地说，“我明天早上打算离开，即使你已经扒光了我的衣裳；你早晨醒来会死在这床上，即使街上的人还很坚强……离开！离开！离开你！”）

我取得一个位置

我取得一个位置。这个位置对我可贵之极，它朝向南边，向南极远处，是平原，以及平原上的炊烟。那里有一处刚刚建成的公园，叫做“杜仲公园”；更远处，是我20多年前试图逃离北京大屠杀的方向。那时候，是绝望的，但是，那时的世界是开放的，可以躲藏，也可以混迹于城郊农田之间。那时，没有高速公路，或者通向哈尔滨、沈阳、津塘的公路。那时，是自由的，尽管是危险的。今天，我可以在晴朗的下午张望它。有时用我姐送给我的望远镜，可以看得很远。
北边让我烦躁。它由京通快速以及两边的高楼和谋生的人群组成。每天早上，在我的睡梦中，人们早早地在地铁口的天桥外边排了长长的队伍，等待挤上最早的一班地铁，去往国贸、以及四环以内，等待一天的工资以便为最近刚买的房子交上每月的月供。再北边，是我的就职所在。那里是日新月异、新陈代谢、与时俱进、焕然一新的，然而它的食堂早餐永远是鞋垫一样的肉饼，或者襁褓一样的肉笼——从我的大学时代就开始了。20多年前，我用几只肉笼在操场上招待从北边的学院路来的我的高中同学。他今天仍念念不忘。这几只肉笼花去我和同宿舍赌博输剩下的几块钱饭票。我们在操场的看台上吃着肉笼，看着拼命减肥的几只女同学，想着日后我们还会不会在同一个城市，共赴同一个饭局——事实上，我们现在经常会在大吃大喝的饭局当中回忆那段艰难困苦的日子，而操场的女生们依然在减肥不辍。
[[image:60e8a4905623ae3d6e0bd1d95eb4d8df_240.jpg::right:0]] 就在前不久，在一个秋天的下午，我领着我的母亲在我的校园里拍照——她在秋天的校园里显得悠闲自在，在草坪上拾着落叶，并且右手持着一只大落叶做着POSE。学生们下课了。而我对这座校园的情感瞬间即逝。
不是我不热爱它，而是，它现在已经变得太快，它，以及里面的人，都似乎向着他们自己也不知道的方向迫不及待地奔跑着。每次上完课，我就逃离也似的，越过京通快速，越过珠江绿洲，越过通惠河，当呼吸到乡村的空气时，我的心里顿时踏实下来。
有时，我会在旁边的一处烤鸡翅的小摊停下来，叫上几只鸡翅，要上几瓶啤酒。这让我安稳。
偶尔，我会急躁，因为具体的生活；但是总之是平安的。因为，通惠河的水尽管很小，但是毕竟在流淌。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我也就啥也不说了。熬了一会儿夜，然后睡觉。
就是这样。

新世界的一天

每个人都需要一个机会来打破旧世界的沉闷和无奈。美国选择了奥巴马。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希望的选择。同时也是勇敢的选择。而中国别无选择，仍旧是旧世界。但，机会是潜在的，也是自己可以创造的。有些人煎熬着，有些人选择了快刀斩乱麻。
机会是均等的，也是不容易出现的。但是，人是自由的。至少在私人生活领域。
我羡慕美国人。用一句滥俗的话说：这一夜，我是美国人。
但实际上我是中国人，一个老旧的、滞重的、不能承受改变以及不习惯新世界、对新的东西没有欲望的中国人，一个人生已经快走到了头的中国中年男人。
我只有为美国人高兴的资格。无论怎么说，他们的选择是果敢的，是我辈所渴望不可及的。就像今天晚上一个人给我的信中所说：
关键是，我希望生活有改变。
我只有像个老人一样，坐在长满青苔的老地方，发出一个无力的祝福：但愿这个改变是美好的。
衷心地。

美国主要报纸头版提前刊登奥巴马获胜消息

怎么着也得庆祝一下

OVER 了

奥运期间我是怎么过的

这期间我大门不出、二门不进的，容易吗？
算一算我在这期间所做的事：

1、去了爨底下、黄草梁、百花山、龙庆峡（另写）。不是我想出去，而是在北京哪也去不了——我平时最想去的大排挡都撤了。
2、不过大前天，我随便来到朝阳北路我当年拍《赵小姐》的白家楼村，发现那个超大的大排挡还在营业！于是喝了7瓶。最感动的是，毗邻该大排挡的那个当年我和某姑娘游泳的露天游泳池居然还在，只是水干了，看门的解释说，去年他们还营业来着，可是今年……我顿时想起我和某姑娘和好（或者说，香港回归）之后，曾经去过那个游泳池。那次，发现有一匹马站在游泳池里，游泳池当然干了，只余几颗干爽的马粪。大前天，甚至还有一轮硕大的黄色月亮挂在我归家的路上。顺便说一句，在归家之前，我意外地发现，原来白家楼村还在，只是往北偏移了一点（在朝阳北路以北），并且，并且啊，当他们都住到了楼上的时候，刨去开发商盖楼的面积，居然剩下了大片的野地，我们壮着胆子（主要是某姑娘）硬是穿过了那片看起来没有尽头的荒地，有一些高大的灌木在身边蔓延，各种植物在月光下生长得津津有味，最后，当胆量被用尽之后，突然发现，前方有车灯，并且不只一个，于是，加快步伐，走出了夜晚的荒地。狭窄的小路上，有一辆出租车停下了。我们像当年红军长征途中偶遇西方面军一样，顿时踏实了，上了这个明显也迷路了的中年师傅的车。原来他的家就在管庄，他以为能穿过林地，直接回到老婆孩子（或许还有孙子）等着他吃晚饭的家。
3、说到吃晚饭，在此之间我没什么可说的。我家楼外面的气氛很好的大排挡被迫撤了；那个我们经常吃鸡翅的小摊的露天部分也被迫了；最近的超市里，那个卖蛋糕的摊位也撤掉了，上面贴了一张摊主的告示：“暂停营业，欢庆奥运”。
4、不仅如此，在这期间，我一张碟子也没进手，无论D5还是D9，因为这期间我根本找不到还能卖影碟的店铺。前天，我们实在憋不住了，就去了某地（打死我也不说），进去一看，里面全是正版，索然无味；小心翼翼试探了老板娘好几次，都说得特别正经；正要离开，我突然有点内急，于是问老板娘哪儿有卫生间……于是我们就进了一个神仙所在， 在那里，我们狂收了0张碟子（我才不想给试图举报的暗探留下把柄呢），满意而归；这几天，全靠这0张碟子打发“金色时光”了（那些鼓吹“金牌”的所有电视频道，就这样被我整到哑巴了，顺便问一句，奥运会金牌第二的是谁啊？）。
5、肯定不是朝鲜。因为我不巧看的第一场比赛就是北朝鲜。关于举重，我要说两句。其实，大力士对于我来说，肯定是评价最低的（包括那位“只恨地球不长把儿”的李天霸）。文明的发展程度是和力气/速度/高度成反比的，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最不费力的马术“盛装舞步”是文明的英联邦的长项（“文明”一词本身就是英联邦的发明），而类似举重这样的匹夫之勇的项目都是那些长期受压抑的独裁国家、集权国家、发展中国家最擅长的项目。我似乎没有听说过欧美列强有哪个国家举重特别厉害的。不过，让我有点意外的是，中国人也能打沙滩排球了；不过，这又能代表什么呢？顶多是“好强”而已。外国人会的，中国人也一定要会。中国人总是能走到世界流行趋势的最前沿的——不过，精神产品例外，包括电影（作为物质产品的“中国式大片”例外），总是卖不到国外去，反倒是鞋子袜子啦这些贴身的东西，它们没有精神因素，因此卖得好。总之一句话，凡是有精神因素的中国产品，一定卖得差。再进一步说，凡是有精神因素的产品，你不要指望在中国能找到投资。中国的书店里卖的最好的书，就是教人们如何过好物质生活、或者如何赚钱以便过好物质生活、或者为了赚钱而如何搞好人际关系、或者为了搞好人际关系而如何附庸风雅之类的书。
6、这期间，倒是看了很多书。最主要的，是植物书。植物不是单纯的物质——只要你想一想，在北京的开发商由于奥运的原因而停工的工地上，那些获得生长机会的植物是多么地兴奋，就知道了。它们没有任何人给投资，甚至，你可以观察一下城市的路面，只要有一块缝隙是没有被水泥封死的，那里肯定会窜出大把的荒草。植物是神秘的密码。一个时代，从其对待植物的方式，就可以判断出这个时代的精神。（《植物的故事》一书说了一句非常好的话，大意是：一个时代，如果对植物不感兴趣，那一定是个干燥的时代。待查）因此，我高度评价位于双桥农场的某高档楼盘，它们把原来生长了半个多世纪（至少从日本人占领华北开始）的参天大树都保留了下来，变成了让人们栖息散步的所在；而这在当代中国是非常稀少的，我家前面有一棵据说生长了两百多年的老槐树；而在它的不远处，有两排生长多年（从我在此地上大学就有印象）的树木，前不久就被轻易地砍伐了，而当地老百姓并未对此提出异议，他们说，“反正这是他们的（村里的），爱砍砍；但是，让我们动迁，给钱少了不成！”这就是典型的中国式维权。昨天，我买了一本书，是我期待已久的，德国的彼德·布洛克的《1525年革命：对德国农民战争的新透视》，其中最基本的观点就是：当年的农民不是为了经济利益，而是为了更高的权利在斗争，并且形成了举世闻名的“十二条款”，这些条款中最核心的是政治和宗教权利，而非经济权利，尽管其中有两条涉及到了对农民的税收问题，但其他看似妥协的条款却强调了农民的斗争的精神因素：我可以牺牲物质利益，但是要给我“权利”。
7、“权利”止于家庭。特别在中国语境当中。无论经过了多少革命，中国人总是重视家庭的。但是，“家庭”这一概念本身也在变化，如今，它不再是由家里最老的“老太爷”主宰的血缘统一体，而是分崩离析成了各自的小家庭，每个家庭都有“一家之主”。如今，“回家”意味着什么？特别是，对于那些想“回家”的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往哪里回？回谁的家？特别是，当父母（或其中的一方）不在了的时候，随之，那个你童年的家有出消亡了的时候，你“回家”的时候，是去向哪里？去你的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家吗？随着“大家庭”的分崩离析，社会上再也没有力量来对抗政府。这正是某党的阴谋（参见《通过婚姻的治理》），而我们欣然接受之，因为，这样可以通过“分家”的程序，把“小家”治理好；但同时，也失去了参与“大家”的资格，从此，你和你的同样已经“分家”单过的兄弟姐妹之间，只有“权利”和“义务”关系。而在传统的大家庭中，秩序是井然的：父亲——母亲——兄长……不说了，这对于某些“家”来说，已经不是“权利”和“义务”的关系，而是：冷漠的“情感”关系。我称之为：百年孤独。
8、好的。我对于文学已没有特别的爱好。但是，我的网站仍然叫做“呼吸的写作”。请注意，我是如何命名“写作”的，它不是一种职业活动，而是基本的生存状态。每个人都有权利写作，更重要的，每个人都有义务写作。只有通过写作，人的存在才能够被彰显，而一生都没有留下任何“传记”文字的人，正如福柯在《古典时代疯狂史》中所说，是被社会看成是没有精神因素的人，是“非理性”的人，甚至是“疯子”。
9、我不想成为“疯子”，因此，我需要有一个地方不停地写。这是最关键的。
10、喝了5瓶啤酒所写。记之。睡觉去了。

从明天起，做一个植物人

从明天起，做一个植物人……
我是说，趁着还有大把的时间，多识草木之名，特别是我生活的周边那些默默无闻的野花野草。这比认识人要令我放松得多——它们一旦叫什么，就永远不会变，顶多有几个根据不同语言区域而起的ID，但只要提到它们的拉丁名字，就立刻明白了它们的身份——拉丁名字就是它们的身份证；而且，它们一旦长成什么样，也基本不会变，顶多会随着花期的不同而显得幼嫩、成熟或衰败。植物没有太多马甲，也没有太多伪装。
但是，当我来到我家前面的杜仲公园的时候，我发现我要重新考虑上述想法了，说严重点，就是重新思考植物的本体论问题：如果一种植物在它不同的年龄段、甚至同一年龄段呈现出来的样貌大不相同，那么，它还是同一种植物吗？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一点，让我们从一种特别类似于植物的动物说起吧。这种植物性的动物就是最近在中国日常生活中比较火爆的“猪”（疯狂的猪肉涨价、感动中国的“猪坚强”等等）。为了说明“猪”的本体论问题，让我们从“四书五经”之一《诗经》开始说起吧。我说的是《诗经》中某位纯真的匿名作者对于“猪”的命名，在他的印象主义式的命名快感中，他为在生物学上本属同种的“猪”起了太多的名字，尽情发挥了他的“命名权”：一岁的猪叫豵，三岁的猪叫豜，野猪叫做豨，一般的小猪叫豚，普通的猪叫豕……在他眼里，它们是彼此不同的全新的物种。在他这种看似不太负责任的随便乱起名的背后，或许击中了真正的哲学问题：如果说一个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那么一株植物也不可能在所有的时间都是它自己——更遑论长着一头猪脑子的“猪”了：它不仅在一岁、三岁或在家、在野时不是它自己，而且在被杀掉之后更不是它自己了（它们分别变成了“后丘”、“五花肉”、“排骨”等等），更而且，在某一次地震之后，它会变成叫做“猪坚强”的某种特英雄的物种。当然，在没有长着猪脑子的聪明的人类看来，它再变也无非是“猪肉”，等待人们的“收割”，顶多是比较贵的猪肉、吃不起的猪肉、私自屠宰的猪肉、病猪肉、进口猪肉、变成火腿的猪肉而已，它瞒不过人类坚强的肉食欲望的伶俐的双眼。作为一种动物在多年的植物生涯中混到如此份儿上，我看还不如自杀算了。
还是说回植物吧。在我此生跟植物的交往当中，我好像没有遇到过比较有诗意的植物——除了向日葵之外。我接触过的植物大都是什么土豆花、豆角秧、大白菜之类，以及用来编筐的柳树条、用来编草鞋的乌拉草、用来苫房子的苫房草、用来熏蚊子的艾蒿、用来喂猪的灰菜、用来铺猪圈的干草、用来养蝈蝈的窝瓜花、用来炒菜借味的香菜、用来沾酱吃的婆婆丁、用来养蚕的柞树（我没见过桑树）、用来炒鸡蛋的黄花菜（学名“忘忧草”、“萱草”）、用来搓绳子的亚麻、用来吸收甲醛的铁线蕨、用来壮阳的枸杞子、用来讨吉利的发财树、用来上吊的歪脖树、用来歌颂领导人永垂不朽的松柏、用来拼凑成“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各种鲜花、用来抽旱烟的旱烟叶子、用来抽大烟的大烟葫芦……且慢，我终于说到我要说的这种植物了。
在我不太懂事的年龄，我家后院的老庞太太似乎在神秘兮兮地豢养着一种神秘兮兮的植物，之所以神秘兮兮，是因为据说村里不让养，被发现要拔掉甚至要罚钱的。但村里人似乎都知道她在偷偷从事这桩神秘兮兮的种植业。我妈有一次为我生病的父亲的缘故，偷偷朝她要了一点点儿那种植物的汁液——是凝结在小酒盅的边缘，像是一小掊干爽的鸟屎。据说我爸吃完了之后，立刻病就好了。长大了之后，才知道，这就是赫赫有名的、曾经引发了两次战争的“鸦片”。说实话，自从知道了老庞太太秘密培植的植物竟然是如此地“罪恶”之后，我就对她没有好感——她到我家串门的时候，跟我妈说话的样子就像在密谋一次“鸦片战争”一样。了解了这个历史知识之后，我的民族正义感油然而生，连正眼都不想看她豢养的这种“罪恶”植物。因此，长期以来，我根本不知道，这种植物还有一个学名，叫“罂粟”（我曾经一度望文生音地把它念成“否立”）；更不知道，“否立”开起来花来，竟然如此妖冶——那才叫真正的“罪恶”呢！自此之后，在我年幼无知、义愤填膺、严重敌视学习不好却喜欢穿衣打扮的女生的少年时代，我把“罪恶”和“花枝招展”基本看成一回事——不是有“恶之花”这个词吗？用来形容“否立”花再恰当不过了。不过，说老实话，我倒是真的从来没见过我所反对的这种“罪恶之花”。也许它也在回避着正气凛然的在下吧。罪恶总是选择最脆弱的心灵来袭击。而我是免疫的。
我就这样一直免疫着。同时痛并快乐着。鸦片战争过去这么多年以后，我来到北京。我早已经忘记了我们村里有关“大烟”、“鸦片”或“否立”的这码往事。我关于烟草的知识也在逐渐丰富起来。它有效地缓解了我的痛，给我提供了些许快乐。但我仍然没有任何欲望碰一碰“大烟”和“大麻”之类的东西。我神经不够坚强，一两根中南海就足够我迷醉了。鸦片战争又过去若干年以后，我在当年英法联军进京的交通要道——通州的八里桥附近定居下来。又过了若干年，我开始写这篇文字。这时我才发现，我是第一次写到这种“妖冶”而“罪恶”的植物。而此时，距离鸦片战争已经整整过去168年了（1840-2008）。这是个好数字。

那天，我第一次看见了罂粟花。在我家南边的杜仲公园里。
它像纸花，妖冶而脆弱，艳丽而娇嫩。它们散发着“罪恶”而诱人的气氛，特别在夏天的树荫下，在北京的郊区，在惨淡的阳光下，在奥运会的北京平静的日子里。
但是，这么写是不真实的。事实上，我根本没有看见罂粟花。我只把它当作了一般的野花。更“博尔赫斯”的是，我根本就没有把它们看做一类，而是以一个初生植物人不怕花花草草的精神，草率地把它看做多达十几类有待考证其名字的各种科各种属各种种的野花，就像《诗经》中那位兴奋而冒失的为“一岁的小猪”和“三岁的小猪”以及“在家的小猪”、“在外面的小猪”分别命名的可爱的匿名作者。第二次去的时候，我带了照相机，把它们一一拍下来，以一种严谨的科学态度，我为每一“种”野花拍了肖像，最后，在炎热的杜仲林下，我发现无法穷尽所有的“品种”，它们有大有小，有各种颜色和形状，甚至如果考虑到风的元素，同一朵花在不同的瞬间，形状也完全不同，更不用说，有落着一只蜜蜂和没有落蜜蜂的区别、被杜仲树挡住阳光和暴露在阳光之下的区别等等。另外，天气也晚了，开始下起了雨点。只好作罢。回到家里，我在网络上奋斗了半夜，对照图片，甚至拉丁名字，终于确认了其中一“种”野花的名称：野罂粟。然后，继续确认其他野花。最终我惭愧然而兴奋地发现：它们全都是野罂粟！粗看起来，它们所开的花大小不一、颜色多样，但根据花瓣的形状、数目、以及植株的特征，我坚定地判断，虽然它们貌似穿上了各种五颜六色、奇形怪状的“马甲”，但是其实是同一个ID：野罂粟！而且，有一个证据更加支持了我的论断：在每一朵花的旁边，都有几颗小烟葫芦！它们就是曾经发动1840年和1860年的那两场著名战争的、被老庞太太秘密饲养着的、治好了我爸的病的、最后在《美国往事》中出现过的、烟雾缭绕的“大烟”、“鸦片”、“罂粟”的表兄弟：野罂粟！
无论怎么说，这个发现够让我兴奋的，虽然我起初试图编写一份杜仲公园的植物图志的雄心暂时受挫，但是，通过给它们颁发了同一个身份证，我毕竟没有武断地让这些风中摇曳多姿的野罂粟家族骨肉分离。无论怎么说，这也算是一件善事吧！
是的，那天，我第一次无意识地看见了罂粟花，甚至，我还记得我曾经说出了“罂粟”这个字眼，但随后就否定了。现在回想起来，我为什么那么轻易地就否定了我后来苦苦追寻才得到的真理呢？大概正是源于我童年时起就有的那种夸张的正义感：我一直认为，“罪恶”不会真正地出现在我们日常生活里，它必须以大规模的战争的形态侵入、或者以花枝招展的妖冶少女的姿态诱惑着我们，致使我们堕落、迷醉、走入耻辱的深渊，最终使我们一辈子偷偷摸摸、没脸见人。
而当我第一次无意识看到它们时，它们是那么纯洁、无辜、像下午的酒吧没有开业那样，静悄悄地展现它们的诗情画意，甚至不介意被误会成植物百科全书的毫不相干的诸多物种，更不介意最终被认定为同一个物种。它们无视命名者的存在，无视语言的存在。它们像史前植物一样地盛开着。或者说，在没有被命名之前，它们心安理得地、没有罪恶感地“沉睡”着。它们和战争无关、和毒品无关、和人的不可抑制的“瘾”和“病”无关。它们是它们自己，坦荡、赤裸、婴儿气地盛开着。
这是多么好的一种状态！

最后让我们回到动物。让我引用一段福柯在《词与物》的开头引用的一段博尔赫斯装模作样引用的某部“中国的百科全书”，以示分类学是多么令人发狂的学问：
动物可以划分为：1、属皇帝所有，2、有芬芳的香味，3、驯顺的，4、乳猪，5、鳗螈，6、传说中的，7、自由走动的狗，8、包括在目前分类中的，9、发疯似地烦躁不安的，10、数不清的，11、浑身有十分精致的骆驼毛刷的毛，12、等等，13、刚刚打破水罐的，14、远看像苍蝇的。


重要更正（2008-07-08）：
经过进一步考证，上述所谓“野罂粟”实为“虞美人”，这两种植物非常相近，极容易混淆。它们同属“罂粟科-罂粟属”，罂粟科家族中共有28属，250多个品种，其中只有鸦片罂粟和包鳞罂粟能产生鸦片。罂粟属下共有“虞美人”、“野罂粟”、“罂粟”三个分种。“罂粟”、“野罂粟”和“虞美人”的区别如下：
1、罂粟：株高60-100cm。茎平滑，被有白粉。叶互生，灰绿色，无柄，抱茎，长椭圆形。花芽常下垂，单生，开时直立，花大而美丽，萼片2枚，绿色，早落；花瓣4枚，白色、粉红色或紫色。果长椭圆形或壶状，约半个拳头大小,黄褐色或淡褐色，平滑，具纵纹。
2、野罂粟：株高30-50厘米。具白色乳汁，全株有硬伏毛。叶基生，有长柄，叶片卵形或窄卵形，连柄长7-20厘米,夏季开花，花瓣4片，橘黄色，倒卵形，长2-2.5厘米，花单。顶生，稍下垂。蒴果卵圆形，长约1.5厘米，顶孔裂。 生境分布 生于山地林缘、草甸、草甸草原和沟谷地带。分布于东北、内蒙古、河北、山西、宁夏、新疆、西藏等地。蒙古、西伯利亚也有。
3、虞美人：株高40～60cm，分枝细弱，被短硬毛。全株被开展的粗毛，有乳汁。叶片呈羽状深裂或全裂，裂片披针形，边缘有不规则的锯齿。花单生，有长梗，未开放时下垂，花萼2片，椭圆形，外被粗毛。花冠4瓣，近圆形，具暗斑。雄蕊多数，离生。子房倒卵形，花柱极短，柱头常具10或16个辐射状分枝。花径约5～6cm，花型、花色丰富，有复色、间色、重瓣和复瓣等品种。
参见：The Linnean Collections: Papaveraceae 条目（种属齐全，有标本。已无法访问。靠他的）
又见：中国数字植物标本馆：罂粟条目（种属不全，有标本）

国家大剧院里的蚊子

前天，一行六人去了国家大剧院听比利时弗莱明什皇家爱乐乐团的音乐会。曲目全是莫扎特：d小调第二十号钢琴协奏曲，g小调第四十交响曲、C大调第四十一交响曲（朱庇特）等等。我们的位置在二楼楼座，水平位置位于乐池的右后侧，垂直位置和音乐厅顶棚的灯光平齐，高度大约有两层楼高，正好可以俯瞰乐队的低音部，我们看到的最近的是打击乐手。当演奏到钢琴协奏曲的时候，我们听到的钢琴声是在整个音乐厅转了好几圈才转到我们耳朵里的。不过，还有比我们的位置更不靠谱的：在整个乐队的后方，有好几排座位坐得满满的，特别象是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的观众布局。我们的国家大剧院大胆地把音乐厅变成了圆形剧场。幸亏没有演奏巴赫的《恰空》，否则，后排观众身后传来的“世界上最大的管风琴”声将何以承受？
演出结束之后，我们在诺大的剧院里游荡。大剧院的里面怎么看怎么象是北京西站，很多行人在那里游荡，时而拍拍照，时而坐在休闲椅上等人。剧院里有很多展厅，其中之一是李岚清的“作品展”：这位前共产党高官退休之后居然出了好几本有关古典音乐的书；还有一个展厅是所谓“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里面有一把年头很久远的古琴，背景是古琴演奏家管平湖的肖像（我有他的专辑，他演奏的《广陵散》可能是历史上该作品的首次录音）……突然，我的脊背好像被什么咬了一下，微微发痒。当时根本没有在意，甚至还很“自豪”：能在6月4日前夜被我们的国家大剧院里的一只有音乐修养的蚊子咬上一口，是多么值得感恩的事情。可是，今天突然发现，被咬的地方居然肿起来了，而且有扩大的迹象。这究竟是一只什么样的蚊子呢？居然如此强悍？难道是大剧院豢养的“镇院之宝”不成？

我在电话里被悄悄地蒙住了眼睛

前天，有个满口广东话的人突然拨打了我的手机，让我猜他是谁。我说你打错了。他说没错，你不就是XXX吗？我只好承认了，但我真的不知道对方是谁。这个人说话非常象任何一位做生意的广东老板，特别是做大豆生意的广东老板。我倒是有几个现在在广东的同学、朋友，但没有人会用这样的方式跟我说话，而且他们都会说普通话。我想了半天，也想不起来，印象中我好像没有这样一位“广东老板”型的朋友，但是，那个人反问得我很尴尬，让我觉得我这个人太“贵人多忘事”了。于是，我搜肠刮肚，终于想起了一个名字，彭希曦，潜伏在深圳某高档小区的著名的语录体作家兼游手好闲人士。他的确在广东，而且，这位老兄在闲极无聊的时候，偶尔会拿我寻开心。比如这次，说不定他就是在极力模仿这种对于他的价值观来说，永远也不会成为的所谓“广东老板”的口音跟我调侃，用以表明最近他的“后现代写作”在风格上有了很大的转变。而且，他也的确有过拙劣的模仿北京话的前科：“挺棒的我觉(jiǎo)着！”。我说，你是彭希曦吧？他说，细啊细啊。我明天到北京，到时候我去找你。我接电话的地方很嘈杂，信号很不好，说着说着电话就断了。我回到桌边继续和别人吃饭。然而，有一些疑惑仍然没有消除：好像在我确认了他是彭希曦之后，他仍然用纯正的广东话跟我说话（他本来是不说广东话的）。但过了一会儿，我就释然了：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和彭希曦联络过了，或许他真的变成了这种口音也未可知。于是，第二天我就去上课了，并且准备在晚上接待这位似乎由于某种巨大的精神创伤而致使其口音发生巨大变化的彭希曦先生。在课间，我再次接到了“彭希曦”的电话。他说他现在在山西，说不准晚上是否能到北京了，然后问我是否认识公安方面的人。我没听懂；于是他仍然用对我来说相当于法语的广东话解释道，他现在被抓了，原因是“打小姐”（请注意，这里的“打小姐”指的是任何一位典型的广东老板都会有的一种消费活动）没有钱了，希望我能尽快给他的卡里打点钱，赎他出来……由于我在走廊里的老师身份，我没有勇气骂人，但现在我特别希望我当时听到这里的时候，痛快地骂上一句：“去你妈的！”到这个时候，我终于明白了，我差点成了《疯狂的石头》里那个在重庆街头被“悄悄蒙住眼睛”的香港职业大盗麦克。而那个真正的彭希曦，或许在那个时刻仍然在深圳那个高档小区里睡大觉。
总结：
一、当有人用莫名其妙的电话“悄悄地蒙住你的眼睛”的时候，千万不要主动承认，对，我是XXX，请问你是？最安全的办法是：任何时候，只要你接了一个电话，问你是XXX吧？你都概不承认。
二、当有人用莫名其妙的电话“悄悄地蒙住你的眼睛”而你已经告诉了对方你是XXX然后问对方你是谁而对方让你猜的时候，千万不要主动地说，你是YYY吧？最安全的办法是，即使那个人真的是YYY，你也不要搭理他，直到他不得不承认，他根本就不是YYY。
三、任何骗术的最后，都是往某张卡里打钱，因此，在你真的弱智到了正在往银行的路上赶去准备给对方打钱之前，你都是安全的；最安全的情况是，即便你已经到了银行打完了钱，最后你仍然有可能很幸运地从回执里发现，你根本就输错了账号，你实际上是在往自己的卡里打钱。
四、最最安全的是，千万不要给任何人往银行卡打钱，直接把钱装起来打个车或者买张火车票（特殊情况下买张飞机票亦可）给他亲自送过去。
五、最最最安全的办法是：不要跟任何人来往。这样，世界上任何一个人都不会在某一天蒙住你的眼睛（哪怕是在电话里）让你猜他是谁——他肯定认错人了，因为你不认识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一个人，除了你自己。

绝对的、唯一的死亡事件

我经历的死亡有限。谈论死亡不是我的长项。下面我简单谈谈。
我经历过我爷爷的死亡。那时我还很小，人们为我的爷爷忙乱着，棺材、灵幡、纸钱都正在准备，然后，出殡那天，人们大声地哭着，我却不知道怎么办，有人告诉我，你应该哭；我妈妈在哭的间隙回过头骂着孩子们，大意是，你们的爷爷死了，你们却不知道哭，等等。我对我的爷爷很陌生，似乎从来没有说过话。
我经历过我三哥的死亡。那时候，我也不知道哭，而是自作主张地去找他的“仇人”说理——我固执地认为，是前几天和我三哥打架的那个小子害死了他；我去了他家，之前我从来不去别人家里串门，那家人把我让进了屋子里，似乎很吃惊，然后，甚至招待起我来，而我却语无伦次地说到了我三哥的死，并且要他们家负责，他们家的大人说让你们家大人来，我说我就是大人……后来，不知怎么的，我和他家的那个小子打了起来。后来，我二哥来了，还狠狠地打了我。我非常委屈，觉得我们家没有人替我三哥的死说话了。他出殡的时候，我却仍然没哭。
我经历的死亡有限。亲人的死亡没能让我哭泣和悲伤，这注定了我是个冷血动物。
有一次，我参加一个葬礼。那是我第一次参加葬礼。在齐齐哈尔那样的一个重视血亲的城市里，在葬礼上的人尽管可能会有那么一点点亲属关系，但互相都不认识。吃饭的时候，我坐在一群陌生人中间。死者的儿子拿起话筒，“喂喂”了两声，开始讲话。他感谢了大家，最后，代表家属，“向各位领导、各位来宾致以诚挚的谢意！”然后，鞠了三下躬。我很自然地鼓了两下掌。突然发现，整个餐厅只有我一个人在鼓掌，那孤零零的掌声格外不协调。我尴尬极了，差点没笑出声来。好在，没人计较。于是，吃饭、喝酒。
我父亲去世那年，我急急地赶回去。一路上想着他的一生，黯然神伤。回到家，有人赶紧往我腰上扎白布条。我说，等一等。他们以为我会有什么充满感情的举动呢。我说，我得先上个厕所。我在厕所里缓解了一下我的紧张——我的紧张是这样的：本来，我的感情可能是自然的，但是，在这样一个非常多人在场、非常讲究形式主义的场合，我无法做到该哭的时候哭，该怎样时怎样。我的心里忐忑不安。我想，我可千万要该哭的时候哭啊。过了一会儿，我和大家去了火葬场——我的父亲已经躺在了那里。令我惊讶的是，他的身体从某个地方被拖出来时，已经冰冻了。有人在旁边主持着，说着一些这个场合该说的话。我非常不适应，似乎，我的手被人生拉硬拽地往他的脸上摸了一下，我下意识地缩回了手——我的父亲的脸已经僵硬、冰冷了。我心里一片空白，我意识到，这个时候，我该哭了。可是，我如此冷血，我居然无动于衷！……整个葬礼上，包括火化前的告别仪式上，我都没有哭。我不会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哭。我不会。这个场合太过喧闹。整个葬礼，我的心里一片空白。回到家里的时候，我在卫生间里无声地流下了眼泪。我心想，我的父亲终于结束了他苦难的一生。他连天安门都没见过。
我经历的死亡有限。它们大都是一个个具体的死亡。
对于一个个具体的死亡来说，它们的意义在于活着的人，更具体地说，在于和那个具体的亡者有关系的、活着的人。他/她不再能和那个死亡的人说话、不再能看到他/她的言谈举止、悲喜哀愁，不再能和他/她吵架、欢爱、受到他/她的照顾和责骂、陪他/她喝酒、吃饭、或者，其他的事情。
死亡，制造了怀念。也只有死亡，才能制造怀念。死亡之后，这个人的生命将继续留在人们的记忆中——前提是，人们必须知道这个死亡的人是谁，至少，知道他/她的名字。这就是人们仍然在谈论他们的先人的原因。那个很久之前已经死去的人，他/她的生命仍在活着的人身上延续着。
如果死亡是一大群人的死亡，那么，“死亡”便成了一种抽象的事物，它脱离了具体的个人，成为人口统计学中那个被抹去的数字。战争、灾难，制造了这样的死亡。这样的死亡，制造了悲剧。它无法制造怀念。
死亡对于一个具体的人意味着什么？我是说，对于那个死亡的事主意味着什么？
另一方面，死亡对于28881个具体的个人意味着什么？当我看到四川卫视的女主播宁远[blog]在念着这些冰冷的数字，突然哽咽起来时，我知道，她是一个具体的个人。那些数字不再是冰冷的数字，而是这么多天接踵而来袭击着这位美丽的四川台女主持人的一个一个的具体的死亡事件。因为她的悲伤，每一个数字背后的死亡，都成为具体的死亡事件。绝对的、唯一的死亡事件。
愿亡者安息。

天津：超殖民地一日游

天津，在1860年成为通商口岸。在此之前，英法联军曾经攻占了天津。此后，天津开始进入“殖民现代性”的历史。中国的教科书认为，这一进程是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的过程；而美国学者何伟亚在《英国的课业：19世纪中国的帝国主义教程》一书中则以“去疆界化”和“再疆界化”这两个术语论证出了，事实上和欧洲列强的其他殖民地一样，中国同样经过了严格的“帝国主义课业”，甚至比起单一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印度来说，这一“课业”更加严厉，无异于完全的“殖民地”化；在这一严厉的帝国主义课业之中，天津扮演了非常重要的位置：对中国人造成巨大屈辱感的焚烧圆明园事件，就是从天津至北京的“换约”途中开始的。而在关于天津的卫生状况的《卫生的现代性：中国通商口岸卫生与疾病的含义》（[美]罗芙芸著）中，则用“超殖民地”来形容近代中国，特别是天津这一“中国所有通商口岸中拥有外国租界最多的一个”城市。所谓“超殖民地”，按照作者的阐述，并非一个理论模型，只是用来描述“多种殖民主义分割一个城市空间时所产生的潜在内涵”。作为北京的缓冲城市，天津口岸聚集了日、法、英、德、比、俄、奥匈、意八个国家的租界，成为“展示帝国主义繁荣的橱窗”，而这一“超殖民地”的景观，在天津五大道[1]的多国建筑风格中呈现得最为充分。这里汇聚着英、法、意、德、西班牙等国各式风貌建筑230多幢，名人名宅50余座。有意味的是，除了外国人建立的天主教堂、金融机构以及私宅之外，这里保存下来的却是大量的中国商人、买办、医生、官僚、外交家及教育家的公馆、私宅，这些有权有钱有势的中国人，不完全是天津本地人，其主人涵盖了中国很多其他省份和城市。这些外省的成功人士纷纷到天津置业，似乎也可被看成是一种中国的“内部殖民”[2]，而其中最多的，便是通常被称为“买办”[3]的中国商人。这印证了何伟亚的论断，“在通商口岸，中国商人常常经营得非常成功，甚至于……他们才是真正的商人，而外国商人只不过是他们的‘代理商’而已”。
中国的富贵阶层喜欢住在租界，最主要的原因是这里的公共设施、卫生环境、法律制度以及生活习惯等等比较“文明”、“现代”、“洋化”，而中国人的社区则显得拥挤、肮脏、凌乱、危险。关于租界的“文明”生活气息，甚至仍然可以从这些保存完好的西式建筑中见出一斑。我们可以想像这样一个场景：某一个月明风稀之夜，刚刚去了小白楼的平安电影院欣赏了《歌舞升平》之后的某位买办之小姐，被她的追求者——一个出身良好、性情优雅的国民党高官之子用小轿车送了回来，在爬满青藤、树木葱葱的睦南道小小地散了一会儿步之后，小姐发现，他们到了家门口。这是一幢西班牙风格的二层小洋楼，树影婆娑间，院子里仍可见灯光明灭，父亲的房间里传出留声机的歌声，那是一首西洋歌剧的插曲；仆人们已经睡熟，巡警在不远处巡逻。清风习习，月影徘徊。小姐的面庞感觉一阵燥热。刚才的电影里那些大胆的场景让她浮想联翩。这时，那位优雅的公子突然凑上前来，轻轻吻了一下她的面庞，然后非常自然地说了一声：“晚安。”便后退到小轿车前，微笑地看着她。小姐带着一丝怅惘，按响了门铃。这时，留声机的声音戛然而止，接着，传出了一声枪响……
租界的生活大抵如此。当然，结尾那一幕是不会发生的，因为，租界里的治安状况一直非常良好。租界的整洁、安全、文明生活，给中国人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印象，以至仍然影响到今天的中国房地产业。而对于西方人自己来说，则可能是另外一番印象。罗素曾经写道：
租界的街道平坦，灯光明亮，房屋都是西式建筑，店铺里陈列着欧美的商品。而在租界旁边往往就是中国人住的地方，那里街道狭窄，店铺布置得喜气洋洋，空气中弥漫着中国特有的气味。穿过一道大门，眼前又冒出一道；在兴致勃勃地领略了老镇的凌乱美之后，欧洲的清洁和赴宴般的端庄毫无美感，给人一种奇怪而又爱恨交加的复杂感受。在租界里感觉安全、宽敞、卫生；而中国人居住的地方别有风情，拥挤不堪，疾病丛生。我虽然爱中国，但这些在同一城市中的景物过渡常常让我意识到自己是欧洲人。对我来说，中国的方式并不意味着幸福。但在对贫困和疾病的原因作了必要的推断之后，我倾向于认为：中国人的生活给中国人的幸福要比英国人的生活带给英国人的幸福多得多[4]。
罗素所谓“中国人的幸福”，在天津大抵可以体现为浓烈的市井生活：听相声、看电影、吃狗不理包子、喝大碗茶、放风筝、逛“皇会”、买杨柳青年画、看泥人张的绝活儿、去城南练义和拳……这一切，就在租界旁边每天发生着。外国人进驻天津之后，和其他口岸不同，市政机构（天津都统衙门）由中国人组成，并自觉地进行“帝国主义课程”的训练：城市建设、卫生系统等文明课业作为一种体现中国人“文明化”的过程在上个世纪初的天津展开，使天津成我展现我“大清王朝”能够与世界文明接轨的一方窗口。从这个意义上说，天津可以说是两种文明的角力场。西洋化的事物在天津要比在北京更加容易见到。以电影为例，据《中国天津电影史话》记载，天津不仅拥有中国第一家正式的电影院权仙电戏院（1907年，比公认的上海虹口大戏院要早一年[5]），而且，电影院的数量和规模也是非常突出的，可称“华北电影重镇”。罗明佑甚至把他的华北电影有限公司的总部设在了天津，北京仅是分理处。电影院的服务也特别好，权仙电戏院“园中上下，修饰华美，炉烘温暖，电光灿烂，非别园可比”。为方便夜场观众回家，该园“特向电车公司定下电车数辆，每夜散戏，候于园左，以送抵城之客，所费六铜子而已”。
这是“义和团”运动被剿灭后的一个重要后果：1900年，交给世界一个中西文化继续在街头展开“冷战”的独特城市。
以下是我们在五一期间，去天津短暂的一日游中所见到的五大道建筑，其中一些保存完好；而另一些，则面目可疑；有趣的是，很多建筑里仍旧住着当地居民，而院墙上则贴着政府的保护标志，有“一般保护”和“重点保护”，而“一般保护”的，有些很有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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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坐落在天津市和平区成都道以南，马场道以北，西康路以东与南京路交口以西长方形地区内的成都道、重庆道、常德道、大理道、睦南道、马场道地区，共有22条马路，总长度为17公里，总面积1.28平方公里。拥有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建成的英、法、意、德、西班牙不同国家建筑风格的花园式房屋2000多所，占地面积60多万平方米，总面积100多万平方米。其中风貌建筑和名人名居有300余处，被公认为天津市独具特色的万国建筑博览会，又被称为五大道地区。参见：百度百科-天津五大道。
[2]前不久，我在《闯关东》这部电视剧中同样看到一些主人公们以到天津置业为潮流。
[3]买办亦称“康白度”（葡comprador）。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中，替外国资本家在本国市场上服务的中间人和经理人。原指欧洲人在印度雇用的当地管家。在我国，指外国资本家在旧中国设立的商行、公司、银行等所雇用的中国经理。“买办”一词，明代专指对宫廷供应用品的商人；清初专指为居住广东商馆（见“十三行①”）的外商服务的中国*公行的采买人或管事人。鸦片战争后，废止公行制度，外商乃选当地中国商人代理买卖，沿称买办。其性质既是外商的雇员，也是独立商人。嗣后，外商为了减少买办的中间佣金，逐渐采取与中国人直接交易的方法，买办遂转化为单纯的外商雇员，称“华经理”或“中国经理”。（《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年版。） 有关中国近代“买办阶层”的论述，参见：
1、鸦片战争前的买办和近代买办阶级的产生
[4]罗素：《中国问题》，学林出版社，1996，57页。
[5]关于中国最早的电影院是哪一家，至此有三种说法：1、上海：1908年12月22日葡萄牙人雷玛斯创办的虹口活动影戏园；2、天津：1907年1月8日美国平安商人开设的权仙电戏园；3、哈尔滨：1900年由俄籍犹太人在道里中央大街创办的皆克斯坦影院（又名大陆影院）。

竹林七贤：中国异议分子的最早历史

公元263年的春天，发生了中国最早的学生请愿活动。起因是当局判处著名的异议分子、古琴演奏家嵇康死刑。和今天中国当局对于异议分子的看法一致，当局认为，以嵇康为首的一小撮在“皇道开明，四海风靡”的和谐社会里，有组织、有预谋、居心叵测地用“异口之议”“乱群惑众”，使来之不易的稳定大局面临破坏的危险。稳定压倒一切，“今不诛康，无以清洁王道”。他被判刑，按照今天的观点来说，是“言论罪”。
嵇康都“议论”了些什么呢？不是“颠覆政府”之类的政治问题，不是为老百姓“维权”之类的法律问题，也不是泄露国家机密、里通外国的间谍问题，更不是什么“匈独”之类的分裂主义问题（人家本来就是“独立国家”，所谓“五胡十六国”是也）。他基本上都是在议论“形而上”的问题（“玄学”）。
他说，人应该学会“养生”，如果“导养得理”，人活上个千八百岁不成问题；怎么才能“导养得理”呢？他说，“守之以一，养之以和。和理日济，同乎大顺”，总的来说，人的欲望不应该太强烈，而应该“知酒色为甘鸩，弃之如遗；识名位为香饵，逝而不顾”。贪恋富贵和权位，是会折寿的。
他说，自然界的音声本来有悦耳的，有难听的，这是很正常的（“五色有好丑，五声有善恶，此物之自然也”）。各种各样的声音，无论好听、难听，放在一起，“杂而咏之，聚而听之”，才能成为和谐的音乐。一个好的音乐家，不应该事先给各种声音定性，说它是“哀”的（不好听的），或者“乐”的（好听的）。所谓“声无哀乐”。如果一味挑好听的声音来做音乐，恐怕不是真正的“和谐”，会很令人腻歪。应该允许“杂音”的存在。
他说，传统的道德、名教都是很可疑的。应该“越名教而任自然”。譬如，母亲去世了，是不是就不可以喝酒吃肉了呢？只要你内心真正地悲痛，并不一定要通过禁酒食这种外在的仪轨来表现你的“悲痛”，而应从内心真正地体会这种失去母亲的痛苦，方能达到真正的“孝”。真正的道德感，不需要“六经”、“仁义”这种“芜秽”、“腐臭”的玩意儿来体现。
他说，真理不在于人多势众。常识也并不总是无可争议的。“以多自证，以同自慰”，往往是一种虚幻的错觉，心理安慰而已。你看不到，并不等于不存在；他和大多数人不同，并不等于他错了。整个社会如果众口一词，那么，还有什么真理、正义可言？因此，他主张“辩名析理”，拒绝专断，以求得“实有实无”的真知。
……
他还说了很多话；但是，和竹林七贤的其他人不同，他的言论很多，牵涉面很广，但很少在行动上真正地实践他的“玄学”。他不是个严格意义上的“行动主义者”（activist）。
他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但是在生活中，他却是个不折不扣的名教实践者：他毫不掩饰对于母亲、兄长的感恩之心，也没有做过类似“七贤”中的其他人（如阮籍）那种蔑视名教的“任诞”之举；他看重朋友情谊，甚至他的具体死因，也是为了朋友（吕安）伸张正义所至；他对于子女的教育，完全是他所反对的那种“礼”（鲁迅甚至很刻薄地说：“嵇康是那样高傲的人，而他教子就要他这样庸碌。”）。他的“礼教”如此成功，以至在他死后，他的儿子对朝廷的忠诚连皇帝都为之褒奖。总之，和其他那些怪人相比，他算是个很平和的人了，王戎有云：“与嵇康居二十年，未尝见其喜愠之色。”
他主张“声无哀乐”，但他临死前所演奏的《广陵散》，却被人评价为“杀伐之声”，远非“和谐”。（当然，也有人评价其为“平和清正之音”，大概是只听了前面的部分，而越到后面，则“疾”“躁”之音似死神来临前的催促。）
他主张“养生”，也曾“常修养性服食之事”；但是他自己却在40岁的时候被判死刑。而其他人，似乎都很好地调适了外部世界和内心世界的平衡，纷纷去做了本来他们不屑一顾的各种官儿，并寿终正寝。究其原因，大概当时的世外高人孙登一语中的：“君才则高矣,保身之道不足。”
他主张“辩名析理”，并不畏烦琐，甚至关于“宅有无吉凶”这样的问题也认真探讨。但是，他却想不明白一件事情：人的“夭寿”到底可求否？
……总的来说，嵇康的言论止于言论，而他也热爱言论之游戏；但是，他的言论游戏却并未给他带来真知以及长寿，反而带来了死亡，以及这死亡来临前的迷惘。
后世很多人说，是嵇康的言论本身使他获罪，因为他的很多议论和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相反对（例如“越名教而任自然”，就是对当局所崇尚的“孝道”、“名教”的针锋相对的辩驳）。但这种说法并不全面，因为在竹林七贤当中，比嵇康更厉害的言论和行事比比皆是（例如阮籍）。比起他的前辈孔融来，他反对名教的尺度甚至不是最厉害的。孔融甚至从根本上否定了父母亲情的合理性：“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物寄瓶中，出则离矣。”父亲对于儿子，有什么亲情可言？论其生子的本意，不过是发情的结果；母亲对于儿子，又做了什么呢？就像东西存放在瓦罐里，东西出来了，与瓦罐也就没什么关系了。
还有人说，是“嵇叔夜俊伤其道”，他太尖锐、太眼里不揉沙子了，所以他死了。
又有人说，他的死是因为他和即将被推翻的前朝的亲缘关系：他是司马氏集团的政敌曹魏宗室的女婿。
诸如此类的说法，把他的死亡均归咎于他自己。这类说法实际上是不怀好意的：谁让你该死呢？出身底子本就不好，又说了那么多离经叛道的话，还不给本朝服务，你不死，难道能指望活上千年吗？
我却认为，嵇康的死，是一个自由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的非意外死亡。是一个异议分子在独裁政权下的必然命运。因为，所有的独裁政权，其主要的特点就是：首先，对于“异议”本身的压制，而不是这种异议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伤害了政权。事实上，没有任何直接的历史证据表明，嵇康的言论在当时真的“乱群惑众”了，真的造成了社会的不安；也没有直接的历史证据表明，嵇康的言论鼓动了太学生们的静坐。太学生们的静坐只是为了留住一位古琴高手（他们担心“广陵散”真的“于今绝矣”，会影响到我朝的文艺事业），而不是留住一位异议分子。其次，所有的独裁政权，均害怕他的人民当中“有组织”、“有预谋”地做某件事情，哪怕这件事情是一种体育锻炼、或是一种类似宗教的活动。而竹林七贤，这已经是一个组织的雏形，必须扼杀在摇篮里——哪怕它只是学者们的学术“清谈”，而非东汉造成党锢之祸的政治“清议”（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对“有组织”的政党性活动的镇压，但绝不是最后一次）。第三，所有的独裁政权，在惩罚异议人士的时候，总是遮遮掩掩，极力寻找其他借口和契机。嵇康的死亡，是莫名其妙地卷入了一桩兄弟争女的丑闻当中；他的前辈孔融也是。一方面，言者无罪是中国历史上所有朝代（包括当今）的表面文章，没有哪个朝代敢于公开对言论治罪，相反，他们鼓励“文死谏”；另一方面，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却是实际的策略。而嵇康就是这样一个牺牲品。
果然，嵇康被治罪之后，“以儆效尤”的效果立刻出来了：“竹林七贤”的团伙解散，大家纷纷去做官，少说话、少臧否人物成为最高美德。司马氏集团成功地主宰了政权，晋朝开始了——但也仅仅维持了50年。

人民、国家、超国家、主权和自由

1、人民：人是单数，民也是单数；不同的是，“人”是一只蚂蚁，而“民”是一群蚂蚁，却假装是一只蚂蚁。“人”的对立面，不是“兽”，而是“人民”。它可以人民的名义将你处死，却从来没有过以人民的名义让你的幸福的可能性。人民是世界上最强大、最无法无天的庞然大物。人民是强权。
2、国家：从历史和理论上说，“国家”的含义是“民族国家”，历史上很少有多个民族自觉结成一个国家，主要是趋势都是单个民族组成单个国家。如果有，那也基本上是强权所致：一个强大的民族强迫另外一个/一些弱小的民族加入他的国家。如果世界上没有这些强权，恐怕每一个民族都会变成一个国家。中国直到1862年才算有了一面可以代表“国家”的旗帜，中间有一条龙的三角黄旗——那只是个临时的替代物而已；而在此之前，中国的地方基本上是自治的。
3、超国家：一些无法结成国家的实体组成了“超国家”，它们或者业已消亡，或者名不副实：大不列颠帝国、独联体、欧盟、联合国……
4、主权：它是世界上最没用处、却又死缠滥打、无法摆脱的东西——作为个人，你的国家所拥有的主权和你有什么关系？你并不能免费使用你国土上的一切，正如你不能免费使用别的国土上的一切；在你贫穷的时候，首先是你的国家抛弃了你；在你的自由被剥夺的时候，你却无法自动剥夺你的国籍；战争发生的时候，“主权”只会让你当炮灰，战争胜利却又没你的份儿；我羡慕电影里的法国人，每一次战争，法国人总是不抵抗就投降了，战火在法国的损失最小，——不，还有另一个国家，捷克，自由主义的福地。
5、自由：就是当战争发生时，能够和你的情人自由地上床，而不考虑他是否汉奸、是否白种人、是否纳粹。性爱无国界。自由也是。
自由和国家的关系：当国家自由了，个人的自由便处境危险了。
自由和人民的关系：人民永远不能自由，只有个人能够自由。
自由和主权的关系：主权消失之日，便是全世界的个人自由之日。至少他不用签证而能去世界上任何地方。

把政治还给政治

我以前写过一篇非政治就是最大的政治的文章。这个题目很容易让人误解，以为我是赞同“非政治”的。实际上，这个题目可以看成是描述性的：在中国，我们正生活在一种试图把一切都“非政治化”的潮流中，这种潮流的推波助澜者，从前我以为只是那些市场经济的政策制定者和既得利益者，现在，一些知识分子也加入了进来。他们希望，与其把一切都“政治化”，不如把一切都“经济化”，这样比较简单，“量化”，容易操作，也避免了“政治斗争”的烦琐和不可控——这对于经过了“文革”的中国人来说，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价值取向。姑举例若干：
1、有人呼吁对当年的“右派”或其后代实行“国家赔偿”，说白了，无非就是把当年的“政治惩罚”转变成今天的“经济补偿”，跟民间的“花钱平事儿”一个道理。乍听起来，这办法似乎有些道理：“右派”们当年受尽了苦头，理应得到点“说法”。但这“说法”如果落实到“钱”上，可不是件好办的事情。你说说，一条人命得值多少“钱”呢？是平均分配，还是按照受迫害的大小，还是考虑一下他们的名声、地位，还是个案起诉、分别处理呢？要知道，在中国，人命可不是一样的价钱！它有城乡差别、地域差别、阶层差别等等。类似的历史沉案，如六四、FLG等，也有人主张所谓“国家赔偿”。问题不是它的可操作性，而是这其中有其不能完全被“经济化”的硬核在，那就是人的生命权是无法被量化计算、折合成“经济损失”的。
2、有人，这个“有人”的范围现在大大扩展了，也包括了一些国际友人、海外游子，主张奥运会就是奥运会，不能把它政治化。但在中国政府的精心运作下，它的确成了当前中国最大的“政治运动场”——它的充满极权思维的口号（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它的火炬经过的路线（台湾、西藏）、它的号召全民特别是北京市民为奥运做贡献的做法（其中有些做法甚至连“经济”和“法律”规则都不遵守），等等。最近，面对一些国家对中国奥运会的批评，中国政府频频发言，“反对任何企图将奥运会政治化的做法”。在我看来，把奥运会政治化的初衷，恰恰是中国政府自己。不同的是，它选择的是另外一个“政治”：通过举办奥运会扬我国威，其他的，均可以作为次要的事务忽略不计。长达十几年的宣传，卓有成效，已经让人们自动地服膺这个思维。例如搜狐的一个报道就是对这个思维的最好体现：“试想，无论圣火传递到世界的哪个角落，那里的人民都会在五星红旗下肃然起敬，这是祖国的荣耀，也是中国人的骄傲。”
3、民间维权的“利益化”倾向。去年的“最牛钉子户”事件，着实让国人兴奋了那么一下，什么“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的意淫之辞纷纷出笼了；问题是，这里不存在这么伟大的意义（我说它“意义有限”），充其量只是一件“利益纠纷”而已。期待它能够为中国民权意识的觉醒起到标杆作用，只是一种白日梦而已。事主个人也没有义务承担这么大的历史使命，那是政治家、言论家的事情；可惜，中国没有职业政治家、言论家，有的是政府官员、专家学者、媒体从业人员，都是养家糊口的工薪阶层而已。
4、黑窑工事件。这是一个典型的把政治事件“经济化”的案例。政府有关部门援引的不是人权法案、宪法，而是下位法（劳动法之类）。这是政治事件，其次才是经济事件。
5、西藏。这是一个各种力量的角力场。西方把它政治化，是因为其中的确存在“政治”——它有一个流亡政府，它涉及少数族群的权利问题；但中国也对西藏问题的“政治化”责无旁贷：你如果不制定什么《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办法》，人家也不会对抗你。根本的原因是你把人家的宗教也政治化了。那就别怪人家把宗教也政治化（所谓“披着宗教外衣的”之类的话语，完全是文革语言，也不符合实际：达赖喇嘛不是“披着宗教外衣”，他本身就是世界上一个重要宗教——藏传佛教目前在世的最高精神领袖，你批评他“为西藏人做了什么”，是的，他没有为西藏做了什么，包括修铁路；但他是西藏人心目中的神这一点你必须承认）；另外，事后，你又说它根本不是“政治事件”，是“一小撮人”鼓动起来的“打砸抢烧”等等“刑事案件”；那么，为什么它发生在西藏？而不是发生在汉族地区？面对“政治问题”，就用“政治化”的处理方法，这对谁都是件妥当的方法；问题是，你要允许人家用“政治化”的处理方法，否则的话，人家能采取的，只能是其他方法。
……
“把政治还给政治”是避免奥运会之类的领域被政治化的唯一出路。如果允许人们在其他场合表达自己的政治意愿——在街头、在广场、在报纸、在电视、在网络、在政党、在竞选……，那么，奥运会场被变成政治运动场的可能性不是大大降低了吗？
而“把政治还给政治”，首先就必须允许“政治斗争”的存在，而且是公开化、法制化的存在；允许其使用公共领域；允许组成不同的政治派别甚至政党；……总之，允许专业的“政治从业人员”的存在，这样，其他人才能专心致志地搞他自己的“业务”——知识分子搞他的学术，运动员搞他的体育，劳资双方搞他们的利益纠纷，宗教界搞他的“鸦片”，把电影当艺术（而不是当政治）的人搞他的电影艺术，把电影当买卖的人搞他的大片。
就象台湾。
我一直认为，有些领域，特别是艺术领域（我把电影当作艺术），是既不能被政治化，也不能被经济化的。但正因为在中国缺少正常的政治表达渠道，因此，这些政治意愿频繁地侵入艺术领域，造成了特别奇怪的现象：在中国，最艺术化的电影，同时也是最政治化的电影。
要知道，世界上有些人是非常非常的，不喜欢政治，更不喜欢谈论政治。如果能有一批人专心致志地、专业化地搞政治，那么就没必要非把一些其他领域的人逼成“持不同政见的”异议人士不可。更没必要把本来很昂贵的电影之类的事业搞成“政治事业”。
所以，我非常不赞同目前有些影评人这种“政治化”地看电影的方式。

艺术类招生现场流传的几个著名人物

1、郭敬明[1]
2001年我第一次参加艺术类招生，听到考生们不约而同地说出“郭敬明”三个字时，我大吃一惊。此前，我已经多年不读市面上的畅销书了，但偶尔也会听说（比如余秋雨、村上春树之类）；可是，“郭敬明”三个字让我感到我自己老的很快，以前我根本就没听说过有一位如此著名的人物，有一瞬间，我怀疑他们谈的是“郭守敬”（就是曾经修建了我家门前那条京杭大运河的那个元朝的工科生兼天文爱好者）。这是一个令人绝望的名字，它如此大面积地占领了新一代学生的头脑，从80后到90后，仿佛一种蛀虫，迅速地掏空了他们可怜的文学储备，以至于曾经在上几代学生中间风靡的那些世界文学名著，在这一代被简化成了“缩写本”甚至北大某学者出的“文学名著导读”。我的同事在问到有关他们的课外阅读时，必须要加上这样一句：“你平时读过什么厚一点的书？”否则，你听到的回答很可能是某文学名著的缩写本，或者《青年文摘》、《读者》、《萌芽》等等很“薄”很“薄”的小册子。另一方面，这一代学生的写作欲望异常强烈，很多学生拿着打印好的（或者手抄好的）厚厚一摞纸张走进来，宣称他们写了一部或更多部长篇小说；打开来一看，无非就是高中生活那点破事儿。

2、海子
当我第一次从一个高中生嘴里听说了“海子”这个名字的时候，我异常激动，心想海子没白死啊！终于有人念叨他了；然后，我便听到了千篇一律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我疑惑不已，一问才知道，原来海子的这首诗已经被选入高中课本（有朝一日，当这一代孩子中的某一位成为房地产大鳄时，很可能把这首诗用在某海滨豪华楼盘的广告文案上）……后来，每当有学生跟我装模作样地宣布要朗诵海子的一首诗时，我便想好了一个问题，等他朗诵完之后问他：为什么要从明天开始，而不是从今天呢？难道“劈柴喂马”这等小事儿也要拖到明天吗？今日事，今日毕……说到诗朗诵，别的特长我没有，诗朗诵这码事可难不倒我，想当年，我一首海子的《日记》曾经让人听得“两颊发麻” [2]，我当然知道，不是我朗诵的有多好，而是在那个时候，很少听到有人朗诵海子的诗；今天，当千百个年幼而可爱的学生们在我面前朗诵海子的诗歌时，我却毫无感觉，“两颊”并未“发麻”——也许是我老了，脸皮厚了；也许是他们太年轻、太可爱了。总之，我还是觉得不应该让他们过早地接触一个绝望的人的诗，以免他们把他当成郭敬明。

3、贾樟柯
在几年前，从一个高中生嘴里说出"贾樟柯"三个字是不可想像的，他们口口相传的名字是“韩寒”和“郭敬明”（顶多加上”海子”）；但最近，我时常听到学生们一脸可爱地跟我说：“我喜欢看电影，最喜欢贾樟柯的电影了……”然后，滔滔不绝地跟我谈起（或曰“背诵”）有关贾樟柯电影的“人文关怀”等等。我毫不犹豫地判定，这肯定是贾樟柯委托一些江湖哥们儿跑到全国各地的艺术类辅导班宣传推广他的影片的结果，同时，他还可能和一些艺术类高校的老师串通好了，说一定要在面试时问一些有关他的问题，他好完成一部最新作品，叫做《高校好人》。不管怎么说，贾樟柯这个宣传方法挺好的，要比张艺谋那种砸大钱的方式更民间、更秘密一些，就象传教一样。等这一代孩子长大了，电影院就是他们的天下了，到那时候，贾樟柯很可能就是国内票房冠军了，和他的上一代导演张艺谋不同，贾樟柯通过这种“和平演变”所培养的观众大概不会要求贾樟柯强行改变自己的风格，因为，正是《三峡好人》让他们考上了艺术类大学。

4、泰戈尔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的距离，不是天各一方”，而是当考生们站在我面前朗诵这首被宣称是泰戈尔的诗时，他却不知道其实它跟泰戈尔屁都不搭界。但凡读过一点泰戈尔的人都能感觉到，那个一脸忧郁的大胡子的主人兼印度国歌作者不会写出如此高中生的句子来[3]。他写过如下句子：

我是如此欣慰啊，天空没有翅膀的痕迹，而我已飞过。

使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

我不能选择那最好的。是那最好的选择我。

鸟儿愿为一朵云。云儿愿为一只鸟。

神对人说：“我医治你所以伤害你，爱你所以惩罚你。”

道路虽然拥挤，却是寂寞的，因为它是不被爱的。

鸟翼上系上了黄金，这鸟便永不能再在天上翱翔了。

集会时的灯光，点了很久，会散时，灯便立刻灭了。

我将死了又死，以明白生是无穷无尽的。

我梦见一颗星，一个光明岛屿，我将在那里出生。在它快速的闲暇深处，
我的生命将成熟它的事业，象阳光下的稻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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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起初我打出来的是“郭静明”，后来觉得好像不对，改为“郭净明”，还是不能确定，于是在百度搜索了一下后者，百度问我：“您要找的是不是: 郭敬明”……
[2] “我和琛子听过王宝民朗诵’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沉郁顿挫,如见海子当年坐于雨水之上的荒城。听完我们两颊发麻。……”——见柴静：《用我一辈子去忘记》。
[3] 写过这段句子的人自己已经做了声明，在这里。

雪中的成都

1、孩子们张开双手，试图接住从天而降的雪花。
2、有两辆私家车在车顶上堆着雪人，在街头招摇而过；其中一辆除了车顶之外，后背厢上也有一个小雪人。
3、招生的孩子们短暂地分心了，他们看着窗外，我问：“看什么呢？”他们说：“看雪。成都已经十多年没下雪了。”
4、雪花落在地上，立刻就化成了水和泥。
5、火锅店都很热闹，外面却是冰冷。
6、走路。走很远的路。去吃一家叫做“陈麻婆豆腐”的店。
7、坐上出租车，七拐八拐，去吃一家传说中的烧烤——肖家河店街的乐山刘记烧烤。喝热啤酒加醪糟。
8、去传说中的“白夜酒吧”，原来这么小的一个店。看到墙上贴着“白夜影音周”的海报。
9、玩一种叫“UDO”的牌。眼花缭乱。
10、拒绝了所有的“游客行为”。阆中没去。三星堆没去。杜甫草堂没去。有人在感冒，而我很好。
11、喝醉酒。据说一路不停地说着“电影、贾樟柯、小武……”，直到宾馆。
12、满街的乐器店，和火锅店。



自左至右：成都九眼桥雪花飘舞、都江堰美丽雪景(1)(2)、成都28日雪景图、西南交大美丽雪景、成都东软学院校内雪景。（以上图片来自：2008成都第一场雪（腾讯大成网）。）

该种冬小麦了

今天坐出租车，电台预报说今天晚上有小到中雨，天气变凉。师傅嘀咕了一句：这可怎么办，冬小麦还没种呢。包谷收了，还放在场院上没晾干呢。原来他是个有地的农民，在大兴县。后来，我们探讨了一些法律问题：对杀人犯是不是应该就地正法？我反对，并援引了一些法制国家废除死刑的例子。他完全不能理解。后来，他想出了一个辙：审讯时间长也可以，但是得允许受害人每隔一几天到监狱里，割回一块肉来解恨。我觉得这操作起来难度比较大，需要制定详细的细则：比如，犯多大的罪割多少、割哪个部位、流血怎么办……后来，师傅提到他家有一对老年房客（他同时也租房子），被村里一个东北人谋财害命，用斧头砍死了，只得了三百块钱。后来，又探讨了房东的责任问题。
我到了目的地，下车前，我提醒他说，赶紧早点把冬小麦种了吧。
北京的街道上，车辆很少，速度很快。
看到了一个电视剧，里面有台湾特务，这个台湾特务和我公安干警是亲姐妹，后来，大段的戏是姐妹俩在审讯室里表演"家庭伦理剧"，台湾被忘在了一边：他们为什么频频派特务到大陆来、大陆为什么成功地使他们的人民如此地恨台湾特务？这一切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姐妹俩在审讯室里热泪横流、情感充沛，频频提到一些场外的早被认为已经死亡了的人……和以前的反特片比起来，这出电视剧尽管涉及到了台湾这一重大题材，但是却一点也没有思想意识，仍然退回到了"家庭"；而以前的反特片，是不容许有太多私人纠葛的，即便有，也要把这种私人恩怨往大义上引。
回来的路上，谈到了"归属"某个群体的问题。这正是我最近正在写的东西的一个内容。

圣女江青的审判

“生命是一种叙事。”
朱丽娅·克里斯蒂瓦在《汉娜·阿伦特》的第一章使用了这样的标题，并认为，“叙事是一个本初的维度，人在其中以生命——而非生物的状态生存，这是一种向他人讲述的政治或行动的生命。”依此观点，生命在文本的意义上具有了横向联系的可能。而一个女人的生命，由于其和男人、特别是和一个声誉卓著（或臭名昭著）的男人的联系而产生了丰富的被叙述的能量。江青便是这样的一个女人。在1980年12月3日上午的公审法庭上，她语出惊人地说：“我是主席的一条狗。”那是一场奇怪的审判，在中国现代史上，以空前绝后的现场直播方式，成为了“透明的”叙事现场，剧情波澜起伏、角色生动多样，不亚于另一场著名的对一个女人的审判。我说的是圣女贞德的审判。这么类比的原因，是因为两场审判中都潜隐着一个被众人否定、被女主人公无限信赖的“神”，同时，都有一群哄笑的看客，都表现出了被审判者坚定的“信仰”——这“信仰”，同样被当场的人们视为某种虚幻的、带有精神病特征的“臆想”而遭到公开嘲笑。当这嘲笑声发出之时，当全国人民根据当时的报刊媒体所渲染的、沉浸在“粉碎‘四人帮’”的狂喜之时，当被审判者已经明显被宣判为注定“死亡”的历史人物之时，一种意想不到的叙事的逆转已经发生：站在审判席上的孤独的江青那坚定而迷茫的眼神开始呈现出某种在场其他人均不具备的圣洁而坦荡的光辉，这种光辉来源于对自身无法抗拒的厄运的轻蔑和藐视，是悲剧性的光辉；她因此获得了在此情境下决难获得的“主体性”；而其他人，则开始被胜利的阴霾所笼罩，发出令人警觉的惶恐不安和得意洋洋的“客体性”的服从和渺小味道。而叙事并未就此完结。1991年5月14日,在北京保外就医的江青在其住地自杀身亡。这是从她生命最初就屡次尝试而未果的“行动”。最终，这种前后一贯的“行动”，以及决定其“行动”的“信仰”，以及“信仰”的毁灭（伴随着生命的毁灭），最终成就了已被写入历史的这个“女阴谋家”的人生叙事的完美，甚至稀有——这是可以在古典悲剧中才能看到的叙事完美。由此，生命，于江青而言，的确成为一种叙事，不仅因她在每个年龄阶段，都富有惊心动魄的生命行动，更因她绝望的对抗“命运”的精神主宰着这种生命行动。她超出了作为一个“伟大的男人”的附庸（她自称的“狗”）所应当承担的一切，使镜向内的影子溢出界限，成为自身；更在那个特殊的历史决断时刻，以异常清晰的“生命政治”，映照出一群男人的渺小。而迄今为止，我仍未能看到任何一种传记式的书写，能够比得上江青本人真实的生命过程。这是事件和背景、主角和配角轮番更新的一场大戏，色彩斑斓、对比强烈、逆转频繁、大起大落，最终，一种非正常的死亡“动作”，为这场生命叙事添上浓重的一笔。她的死亡“动作”，通过追加效应，使那场审判成为坚贞信仰的宣示，使她自己成为这个平庸时代最有信仰的圣女。而她的“罪行”，是否会有朝一日得到重新的量定、乃至如她本人生前坚定相信的“洗雪”，已经变得不重要。重要的是，她是她自己的生命叙事的主人。

附记：
这篇文字的书写，起源于昨晚看到的一部个人感觉不太好的纪录片《样板戏》（旅居荷兰的华裔女导演Yan Ting Yuen执导），里面有一个江青在审判席上富有意味的镜头。该片编导明显对江青及其主导的样板戏有着十分正面的情感。我不太恰当地、也并非心甘情愿地使用了“圣女”的称谓，目的恰恰是表达对这种称谓的滥用的反感。事实上，如果平和地说，我认为江青即便犯下了滔天罪行（这本身便是不太可能的事情：一个甚至都不被她的“神”——毛泽东十分看好的女人，竟然能够主宰那么多生命的权力吗？很明显，她在那场其实精心策划的审判中充当了毛泽东、甚至胜利者-审判者的替罪羊），她在那样的逆境中坚守自己的信仰而没有象“四人帮”中的其他人那样毫无原则地放弃自己的信仰或配合审判者的旨意，本身便值得尊敬。一个基本的事实是：江青在那场审判中，并没有人为她辩护，是她自己在为自己辩护；而旁听席上的人们，更象是一群见风使舵的幸灾乐祸者。
对照阅读另一篇以“圣女”命名的文字可能会产生某种奇怪的印象：摩罗：圣女林昭复活记。
什么时候，人们不再以“英雄”、“圣女”这样的崇高称谓来命名男人、女人呢？难道他们没有自己的作为“人的条件”的正常的名字吗？林昭，或者江青——后者长期以来被称为“野心家”、“女皇”、“小丑”等等。

将来过去时

“许多年之后,面对行刑队,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将会回想起,他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
许多年之后，我将会意识到，这句看似普通的句子在我第一次读到它的时候所产生的能量，注定会在我生命中某个重要的时刻再次显现，并且成为我的主宰。我轻轻地合上书，在我的上铺伸了一个懒腰。同学们上课去了，宿舍很静。老五今天没有把他那花瓶一样的女朋友藏在我的下铺；事实上，是老五自己藏在那里。我的动静干扰了他的懒觉，他醒过来，发出满意的呻吟。他那时也正在读马尔克斯，是一本有关霍乱时期的爱情的书，书名叫《霍乱时期的爱情》。
六四已经过去。天气仍旧很好。玉渊潭的樱花开了。事实上，那里的樱花一直开到今天——我是说，一直开到我正在写这篇文章时的今天。我思考着那个有着非凡魔力的句子。午夜时分，有些狗在村庄里叫着。我抽了一只烟，喝了一杯茶。
有人把马尔克斯这句话总结为“时态”问题，称其为“将来过去时”。这是这样一种时态：假设说话人所处的时刻为“现在”，那么这个“现在”却是被“过去”所叙述的“将来”；而“过去”成为一种比“现在”更加牢固的话语根基，乃至以充足的理性和情感逾越说话人的立场，化身为“现在”可能业已消逝的说话人发出声音的地方。其复杂性已经超出单纯的时态问题，而走向绵延不绝的永恒。
在常规的语法中，时态问题所要设定的是对于对象的观察和叙述的时间安排，“亦即把观察行为的‘现在’置于先前、当时或后来”，以及对于事件的时间轮廓或内在时间结构，“也就是从里面看还是从外面看，是已经完成的统一整体，还是正在进行当中”[1]。时态意识和视角意识，是叙事伦理的两个主要方面。如果说视角代表了叙事者认同所观察事物的“局部性”，那么时态则代表了“短暂性”。时态代表了叙述者严格的时间把握。没有任何叙事可以涵盖整个时间。它总是从某一特定的时间位置开始其叙事的。
时态问题因语言文化环境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复杂程度。在汉语语境中，时态问题是模糊不清甚至是不存在的，大概因为中国人对时间的严格程度不高的缘故吧。同时，对于时态的复杂性和其叙事价值也没有太多的研究和认识，基本停留在一些基本时态或其简单组合上。这种时态问题在电视叙事中也有所体现。例如，近几年中央电视台出品的一些历史纪录片解说词中，频繁出现诸如“这一年”、“此时”等非常模糊笼统的时态用语，有的甚至根本没有时态意识，更不别提相对复杂的时态应用了；相反，在法语语境中，时态可以多达14种，并且在实际应用时，可以有各种变格。无怪乎法国人将叙事学发展到如此精细的程度。无论在哪种文化语境中，时态模式均提供了诸多可能，让作者的时间观以一种非常奇特的方式表述出来。
中国人生活在“现在时”的“历史”由来已久。他/她可以认为自己是宇宙中一种具有时间特权的生灵：所谓“进入历史”这样的可能性，却有可能是在某个喝茶的下午被“正在”胡侃的几位爷轻轻地设定；而“历史”对于中国人来说，绝非遥远的过去，而是当下——这正是中央电视台敢于以“正在发生的历史”为“现在”命名的深层动机。
但“现在”作为一种“历史”阶段，却是从民国初年开始的。它伴随着西方资本主义而来，最早体现为工人上班、下班的时间。这一长达16个小时的工作时间，将中国人的生活彻底分割。同时也分割了中国的“过去”和“现在”——我是说，一种以进步、发展为价值观的“现代”（或者以时态的角度说，是“将来”）逐渐取代了“过去/历史”的永恒地位，开始主宰中国人的生活。一切都在飞速“发展”——或者说，飞速地向着“将来”奔去；而“现在”也正在飞速地“成为”历史。
这是一种奇妙的“将来过去时”的时间体验，世界上有13亿人口荣幸地参与其中，乐此不疲。
若干年之后，当中国停止了疯狂的发展、人们能够悠闲地享受“将来”的“现在”之时，如果我还活着，我将回忆起今天下午，我们一起去“第五生产队”时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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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美]戴卫·赫尔曼．新叙事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92．

一些被很快遗忘的中国事物

1、史上最牛的"钉子户"。那天早上，我的朋友电话把我叫醒，兴奋地鼓动我去拍这个人物；我睡得正香，懒得想那些宏大叙事，于是随口说："这个事情的意义有限。"然后又聊了几句，接着睡去了。果然不出我所料，这件事情热得快，冷得也快。因为第二件轰动新闻来了。
2、自杀的刘德华女粉丝。这个事情非常耸人听闻；但能热多久呢？人们该写的文字都写了，该生产的"意义"都生产了，记者们、写手们还有更多的事情需要写。这件事情将很快被人淡忘。
3、限犬令。一阵风一样来了，又一阵风一样走了。杀了一些狗，抗了一些议，大型猛犬继续在我住的周围游荡，人们依旧爱心高涨；春天到了，"狗狗"应该开始发情了；"狗狗"的女主人们也应该发情了。
4、《伶人往事》事件。章怡和在网上发了一封信，抗议某个具体的主管领导对她的封杀言论；然而，她的书实际上并没有被禁；这个事件只是增加了该书的知名度而已；这个事件并没有改变什么，就象这本书的名字一样，它只不过是一桩"伶人往事"而已。
5、贾樟柯PK张艺谋。两个电影都放映了。该看贾樟柯的也看了，该看张艺谋的也看了，该两个都看的也两个都看了，产生了一些票房，产生了一些影评，产生了一些访谈，然后，什么都没改变。该拍下一部的继续拍下一部，拍不上下一部的继续找资金。什么都没改变。
6、萨达姆被处以绞刑。录象也看了，他兄弟的录象也看了。再没有什么录象可看了。
7、张钰的录像带事件。这个也看过了。后来说是假的；又后来说道歉了；也没什么录象可看了。
8、那就看看芙蓉姐姐吧。可是人家不再拍写真了。
9、那就看看木子美吧。……无声无息了。
10、好吧，现在谈胡戈。最近有什么新闻呢？又恶搞谁了呢？
11、终于谈到赵紫阳了，终于谈到六四了。终于谈到法轮功了。这个总是有人在秘密地提起；但什么都没改变。关键词仍然被过滤着。一些网站（比如我用的这个ＢＬＯＧＳＰＯＴ）仍然被封杀着。
12、我们等着更多新鲜事儿发生，然后继续等着更多新鲜事儿发生；中国真是个产生新鲜事儿的宝地啊！